誓续慧灯无尽际——略论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论述及其贡献

　　誓续慧灯无尽际——略论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论述及其贡献

　　余世磊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佛学大师，还是一位佛教文化的伟大弘扬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充分发挥其在中国佛教的领导作用，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这一思想，致力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他创造性地从“佛教是文化”这一角度，使佛教绕开一切争论、偏见和指责，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复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佛教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的旗帜

　　佛教传于中国两千年，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冲撞、融合，逐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花开满树，实现了中国化。其地位仅次于儒家，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的模式。

　　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没落，佛教也开始呈现衰微之势。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蹂躏下，西方文化的进入，科学、无神论的挑战，给中国佛教更是以沉重的打击。上个世纪上半叶，“以佛产兴学”的不断提出，以及教内存在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再加上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佛教在极其艰难的境地中苦苦生存，其文化功能也大为萎缩。一些古刹丛林化作残砖断壁，大量的经卷和佛像被洋人偷盗出境。“十年浩劫”，中国佛教更是到了湮灭的边缘。寺庙被占，佛像被砸，僧人被驱，佛教文化被大众视为“迷信”，几乎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消逝。

　　在近现代中国，幸有敬安、虚云、谛闲、印光、太虚、弘一等高僧，杨仁山、欧阳渐、江味农、屈映光、丁福保等护法居士，还有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文化大家，积极倡导佛教救国，探求佛教发展之路。自然，佛教文化建设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理论，其目的就在使佛教适应社会，革故鼎新，焕发生机。他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佛教与文化》等多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及作用。太虚也曾设想，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系文化，熔成一炉，铸成“全人类璀玮灿烂的新文化[一]”。由于多方面原因，太虚的佛教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把佛教革新的种子已经播下，道路已经铺开。

　　赵朴初早年就进入中国佛教会工作，受到太虚和圆瑛等许多高僧大德的器重。太虚圆寂前，专门召见赵朴初，勉励他努力护法。从理论上，赵朴初更倾向于太虚的“人生佛教”理论，同时又接受了圆瑛温和的处世态度。1953年，赵朴初与圆瑛、喜饶迦措、巨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都是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机缘未熟，很长一段时间，赵朴初虽然没有公开提出“人间佛教”理论，但他一直在践行这一理论。目睹佛教在“十年浩劫”中摧残殆尽的现状，赵朴初万般无奈，痛心疾首。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这拔乱反正，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佛教事业进入全面恢复期。1980年，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随着中国佛教的逐渐复兴，各大派系携手团结，新的时代也向佛教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应该说，此时，大力倡导“人间佛教”理论的机缘已经成熟。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对于第二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二]”三个优良传统，即注重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应该说，这更多地包含了佛教文化建设的内容。

　　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这面大旗，除在中国协会的工作中，重视佛教文化建设之外，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论述佛教文化的文章，主要有《佛教和中国文化》、《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等，真切希望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能够智慧国人，福泽人类。在他的佛教专著《佛教常识答问》中，专门有一节谈到《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指出：“佛教在中国不仅其本身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佛教徒应该为我们先辈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他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强调“佛教是文化”这一思想。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号召：“我们佛教徒要振奋精神，面向现实，努力克服自身的消极现象，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继承和发扬佛教的文化传统。[三]”1992年，赵朴初到敦煌参观考察，语重心长地对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大家不光要保护莫高窟，而要更好地做好研究工作，特别要研究好佛教与艺术的关系问题。”1998年11月22日，赵朴初在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大会讲话中说到：“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赵朴初经常讲到几个人的故事：一是毛泽东，有一次带警卫员去看寺庙，警卫员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一是钱学森，有一次，给赵朴初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一是范文澜，晚年后悔以前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他对周建人说：“如果不懂得佛学，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的文化史。”赵朴初想通过这几个人的故事告诉世人：“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一位是杰出的大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们在对宗教的认识上，不约而同有一个共识，都说宗教是文化。”赵朴初用这种通俗、浅显的方式，希望世人都能树立正信，而不是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一种盲目信仰或迷信，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二、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见解。

　　赵朴初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高度总结认为：“大体上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学术化。赵朴初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赢得了当时国外佛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四]”正是得益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本身肥沃的土壤，才使得佛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赵朴初十分敬佩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学术大师对佛经的翻译和研究，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三万三千余卷译籍和著作的出现，使佛教在盛唐达到了“波澜壮阔、声华腾蔚的光荣地位”。可以说，佛学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同时，中国文化又反过来丰富和提升了佛学。赵朴初1984年到斯里兰卡出席世界佛教徒大会，专门去寻访法显的遗迹，他深有感触：“我们的前辈曾在佛教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上，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得了崇高的荣誉，我们应当无愧于前人。”近代，在学术化方面，对于佛教复兴有功的，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列举了僧家圆瑛、月霞、谛闲、印光、弘一、虚云等，俗家杨仁山、欧阳竟无、韩清净等。赵朴初觉得：“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以来，义学凋敝，爰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五]“因此，培养人才、重视学术研究，被以赵朴初为首的新中国佛教界认为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必须加以大力发扬。

　　艺术化。赵朴初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一是对文学的影响。赵朴初幼从家学，学问渊博，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作家，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自然他对佛教给文学的影响感受更加深刻。在赵朴初的眼里，大量从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赵朴初还认为：“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命意谴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六]”赵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讲课，谈到中国诗歌与佛教的关系，认为佛教在音韵上对诗歌有贡献，字典上的“反切”就是从梵文上的拼音来的。再就是佛教禅宗中“空”的意识，被中国许多诗人带入诗中，赵朴初觉得写诗要控制好带有这种“空”的意识，如淡水中稍微加点盐，须恰到好处。二是对文体的影响。这是别人很少注意到的。赵朴初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他认为唐宋以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都受佛学在普及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变文有关。此外，还有宋明理学家的各种语录，也是仿效记录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有关。三是对中国建寺塔、造佛像的影响。赵朴初认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了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貌焕然一新。[七]”赵朴初批判了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化、偶像化的见解，认为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无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他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这些大量美仑美焕的佛教艺术，正是中国人民利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来表达佛教教义。“文革”之后，一些寺庙整修或重建，赵朴初对寺庙和佛像建筑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而高深的见解。如安徽省拟恢复建设二祖禅堂，赵朴初就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不要照明朝寺庙样式修建，明朝是朱洪武下的令，所有寺庙都要造天王殿，因反元时，弥勒教起了作用。二祖是南北朝时代的人物，比唐还早。日本寺庙没有天王殿，韩国也没有。二祖道场要照唐代寺庙的样式修建。[八]”。1996年，中国政府在佛陀诞生地——尼泊尔兰毗尼修建中华寺，赵朴初特别指示：中华寺是中国兴建的寺院，应能体现典型的中国佛寺风格，中华寺地处佛陀诞生地，应独尊佛陀，不必再供其它诸佛，寺院设钟鼓楼是近代的事，中华寺也不必建钟鼓楼。大雄宝殿的佛像也是赵朴初亲自审定的。建成后的中华寺，端庄雄伟，蔚为大观。其“建筑格局受到各国佛教人士的充分肯定和好评。近六米高的释迦牟尼坐像也成为尼泊尔境内最大、最著名的佛像。[九]”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三是对绘画艺术的影响。赵朴初特别提到，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被“经变”画所代替，使壁画的内容大为丰富，像阎立本、吴道子等许多画家都是壁画高手。四是对音乐、天文、医药等的影响。赵朴初对佛教音乐也颇有研究，非常喜欢唱梵呗，还会唱一些目前已很少人会唱的东西，如《华严字母》等。8世纪的高僧一行，著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为天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中有医方明之学，产生了很多医书和药方。无疑，这些随处可见的佛教艺术，对于世人发怀古之幽情，唤内心之审美，启迪智慧，丰富情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社会化。赵朴初认为，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了大量的学者、医师、科学家。又受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思想影响，佛教徒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造桥补路、赈灾济困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完全打成了一片，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地方一旦建寺，就会得到佛教徒的精心爱护和努力开发，文物得到保护，环境得到改善，人心得到净化。许多丛林古刹，是佛教徒们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建设与维护，才具备现在的规模和格局，成为一处风景的标志性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其雄伟壮观、恢宏亮丽的寺院建筑及其古木参天、清静幽雅的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中，使人的心灵不断趋向安宁、洁净。对于世俗而言，佛教的影响也无处不在。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只有在广泛传播、逐步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以后，才可以说是真正在这个社会里站稳了脚根，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佛教也不例外，它进入中国，也逐渐入乡随俗，与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在吃喝、穿戴、婚嫁、丧葬等方面，无不烙下佛教的影子。“综合汉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的岁时节令里，有不少民俗节日是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的，一般民众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天佛土或地狱观念、因果报应以及六道轮回的佛法，并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日常生活染上了佛教的色彩。[十]”像汉族正月看花灯、腊月吃腊八粥，云南傣族的泼水节，藏族的萨格达瓦节，无不看出这种所染上佛教的色彩。如果有人再不承认“佛教是文化”，赵朴初风趣地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份。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十一]”

　　由此分析总结，赵朴初得出结论：“我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宠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十二]”正是对佛教文化的高度欣赏和肩上所担荷的佛教大业，使赵朴初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树起了责任，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须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十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以他毕身的精力和满腔热情，投入到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伟业中。

　　三、赵朴初对弘扬中国佛教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

　　以赵朴初等为首的新中国佛教领导人，把“佛教是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实践也充分证明，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弘扬佛法，是一条适合当今时代的契理契机的重要途径。

　　推进佛教读物出版工作。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是弘扬佛教教义和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建国初，赵朴初等人为“随宜说法、实相常新”，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中国佛教协会设立了图书文物室，收藏、保管了大量的佛法珍宝。北京三时学会将法显《佛国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成英文出版，还委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摄制了《佛教在中国》，向海外宣传中国佛教。十九世纪中叶，杨仁山创金陵刻经处，起到了“绍继绝学、振兴遗教”的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后，赵朴初两次主持恢复刻经处，印经无数，为佛教事业的恢复和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上海佛学书局、莆田广化寺、天台山国清寺、苏州灵岩寺等一些单位和寺院也印刷和流通了不少经书。此外，青海塔尔寺、西藏拉萨、德格等地区传统印经机构，也出版流通了不少藏经、藏式佛画等。“文革”后，赵朴初创办《法音》，发行全国和十多个国家。中国佛教协会还两次召开佛教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大批的佛经、论著、佛教史和佛教人物传、佛教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数量超过百种。对房山石经持续四十多年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回填工作，是新中国佛教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出版了《房山石经》隋唐、辽金部分，共34册，使这一佛教和文化瑰宝得以重见天日，闪烁奇光。《乾隆版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藏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等的重印，为佛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发扬佛学研究优良传统。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日，佛教学术化就推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提倡学术。”1949年至1966年，依托三时学会、菩提学会、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一大批僧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佛学研，。据王雷泉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统计，这17年共发表佛学论文达到1003篇。“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设立了研究部，邀集一些法师、学者进行佛学研究，出版了《中国佛教》共四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等。1987年，赵朴初提议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担任名誉所长，周绍良任所长。赵朴初在成立大会上对研究所寄予厚望：“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和继承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重振中国佛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是今天摆在炎黄子孙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争取在不远的将来，使研究所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二十年来，研究所按照赵朴初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佛学研究》年刊和《佛教文化》双月刊，出版了《佛语俗源》、《佛教嘉言书法集》等书籍，举办了“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展”等多种展览，完成了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项目《佛教禅宗源流》的专题研究等。佛学研究开始逐渐向全国学术界转移，许多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宗教、佛教研究中心，一些机构还创办了发表佛教论文的刊物，涌现出许多研究专家、学者，可谓形成了一个佛学研究的热潮。1980年，中国大陆首次佛教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此后，区域性、全国性、国际性的各种佛教会议连年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出版的佛教学术专著已多达数百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进展，从以佛教史、佛教哲学为主扩展到佛教文化的方方面面。[十四]”。

　　广泛开展佛教国际交流。自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中外的佛教交流也就一直没有停止。赵朴初一生多次出访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亚洲邻国，把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种子撒遍世界。他在他国的佛教讲台上，极力推介中国佛教，同时把他国佛教中的精华，带回到中国。他热情欢迎他国僧俗来华学习中国佛教，同时也送出许多“新唐僧”到他国去“取经”。由中国佛教会和有关部门在国外组织的佛教文化展览活动，如在新加坡居士林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展”，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摄影展”等，令外国观众叹为观止。在赵朴初的牵线下，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首次共同举办了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此后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大陆的一些佛教学术会议，也广开门路，邀请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佛教界、学术界参与，使国际佛学交流达到空前活跃。提出建立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的设想并成为现实，是赵朴初晚年的大手笔之一。赵朴初寄希望于三国佛教界：“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们三国佛教应积极拓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共同肩负起广施教化、启迪人生、利乐有情、净化环境、协和社会、维护和平的新世纪的神圣使命。[十五]”赵朴初希望三国佛教界通过这种“黄金纽带”的联系，充分发挥佛教“具有总持人类文化、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和方便”，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合作，“为佛教自身建设的完善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三国友好交流会议每年举办一次，极大地促进了三国佛教文化融合和相互学习。

　　繁荣佛教文学艺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不断涌出，从佛教的角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像郭青的长篇小说《袈裟尘缘》、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复仇》、《受戒》，林清玄、黄复彩、林新居等人的佛教散文，还有《清凉寺的钟声》、《弘一大师》、《鉴真》等影视剧，深受读者、观众的欢迎。知名画僧、书僧也不乏其人，如茗山等，许多书画名家也信仰或倾心佛教，如启功、张寒月、刘炳森等，他们经常开展书画义卖，支援社会福利事业。赵朴初本人就是一位佛教文艺大师，著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韵文集》等，“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纪佛行，劝善业，以弘扬功德为主旨的作品是赵朴老诗集的主色调。即使非佛教题材的作品，仍然体现佛家的悲悯之心，和平、向善、崇德，构成其诗词的三大主题倾向。[十六]。”赵朴初独具一格、俊朗神奇的赵体书法，享誉海内外，在其佛教事业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海内外人士争相收藏。在今天中国的佛教场所，到处都可见其题名题词，和名山大刹一起，成为一处处美丽的风景。当年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拍摄前，导演谢晋想请赵朴初对剧本里的佛教内容把把关，赵朴初对相关内容字斟句酌，这本电影的名字也是赵朴初所取。在赵朴初的重视下，中国佛教音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佛乐宝典》、《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等得以出版发行。至于全国各地的寺、塔、佛像等的建筑和造型，许多都是在赵朴初一手指导下进行的，像佛牙舍利塔、天坛大佛、灵山大佛、中华寺等，都倾注了赵朴初大量的心血，成为新时期佛教艺术的精品之作。

　　推动佛教宣传普及事业。由赵朴初一手创办的《现代佛学》、《法音》、《佛教文化》以及各地方佛协和佛学院创办的数十种佛教刊物，以面向社会、生动活泼的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许多高僧大德也纷纷拿起笔来，撰写一些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佛教普及读物，像净慧法师主编的《法音文库》等。赵朴初尽管事务冗忙，但也抽空撰写了《佛教常识答问》一书，虽然只有八万字，但影响深远，已发行几十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由赵朴初提议，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设立佛教弘化基金试行办法》，旨在“资助佛教界培养僧伽人才，开展佛学研究和出版佛教书刊，发展佛教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赵朴初将他在日本所得“庭野和平奖”二千万日元的奖金，捐给了这个基金和用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即使在“文革”期间，赵朴初被关进了“牛鬼蛇神”学习班，也在闭门思过，搜集整理一些佛教日常用语，打算积累到一定数量时，编写一本小册子，名字叫《俗语佛源》，这本书后来由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写出版。

　　赵朴初生前曾与人谈及他的一些希望：希望建立一所佛教大学，希望佛教文化机构能够从制度上得到保证，希望世人真正懂得佛教……赵朴初虽去，但他开创的伟大事业，正由后人继承，不断开拓创新。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强调，已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并引起中国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佛教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里，就有“要继续加强佛教学术文化事业，对于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药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加强收集、整理、发掘和研究，以丰富祖国的文化资源。[十七]”我们坚信，中国佛教文化——这一颗缀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上的珍宝，必将闪烁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一]：太虚《佛学在今后人生之意义》。

　　[二]：赵朴初《中国佛教三十年》）。

　　[三]：赵朴初《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贡献》。

　　[四] ：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

　　[五]、[六]、 [七]：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八]：赵朴初《在二祖道场修复筹委会上的讲话》

　　[九]：凌海成《昔游佛国施花雨，四十年来旧梦回——赵朴老与南亚及东南亚佛教的殊胜因缘》

　　[十]：吴为山、王月清主编《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宗教文化出版社）

　　[十一] ：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

　　[十二]、[十三]：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

　　[十四]：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

　　[十五]：赵朴初1996年9月10日《在韩日中三国友好交流会议汉城大会开幕式上致词》。

　　[十六]：黄君《九品莲花处处开——<当代名家诗词集·赵朴初卷>编后记》

　　[十七]：圣辉《中国佛教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