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山唐三教场——古代和谐社会的典范

　　龙泉山唐三教场——古代和谐社会的典范

　　山泉乡大佛村境内的古东大路上，有自古闻名的唐三教场（现称大佛寺或石佛寺，原是调解儒释道教矛盾的场所），内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周文王碑（碑雕刻于石佛寺正殿后侧的一块俗称“天落石”的巨碣东壁上），历代名流墨客在此题刻造像者甚众，现存唐三教道场碑、宋诗碑及造像50余龛，计160余尊，形成一处集碑碣石刻造像之大成的胜迹。 此处始建年代不详，但成规模是在唐大历年间建三教场，现存正殿与弥勒佛像。正殿居中，浮雕弥勒佛像，高4.24米，善跏坐，此即唐三教道场碑文所述唐大历六年(771年)建造的“丈六弥勒佛”。迄今已历1200余年，保存较为完好。

　　三教场是如何产生的，这还得从唐朝的宗教信仰说起。唐代朝庭给三教立过排行，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这是因为皇帝姓李，以老子（李耳）为先祖，并定下道教为国教的政策，但实际上佛教依然兴盛，不说武则天自认为弥勒佛转世，使佛教兴盛，就说宪宗便搞过迎佛骨之事，还受到了韩愈的指责。而儒家一直保持着超然的地位，一方面儒家的宗教色彩本来就单薄，孔子就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虽然不乏想把儒家改造成儒教者，但是更多的儒家学者更专注于世俗生活规范；另一方面儒家本来就对其他思想并不排斥，对道教佛教的思想，只要不触及自身，儒家更乐于接受。道佛两家都对儒家没有根本上的威胁，因而所谓三教之争实际上只纠缠于道佛两家，从我国历史上秦专任法术，汉王霸并用，唐三教并行，宋以后则以理学为正统的脉络看，唐朝是政府（代表儒家）出面调解道佛之争，并在争斗严重地区修建三教场，明确各自的地位、权利，调解在日常中出现的矛盾，同时强调文化的包容性，以维护和谐的社会氛围。

　　具体再回到唐朝的龙泉，唐初是本地人朱桃椎弃官（国子监祭酒）归隐“朱真人洞”（在区一医院食堂附近），引来许多官员前来拜谒，将本地道教带上了一定的高度（此时基本上是一枝独秀）。唐玄宗时期禅宗第八代宗师马祖道一驻锡长松寺，应唐玄宗召对后被赐匾额“长松衍庆寺”，将本地佛教带上了更高的高度，于是就与道教产生了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了，于是在唐大历年间诞生了这里的三教场。这说明当时龙泉的文化是儒释道三教文化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和谐共生的景象，成为古代和谐社会的典范。试想今日，我区迁入了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高等学府，又建了巴金文学院、沫若艺术院，已有石经寺、洛带教堂等信众繁多的宗教场所，听说还有个台湾高僧要建一个大型的中台禅院。这些文化势力聚集于此，会产生冲突吗？唐三教场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