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中叶中国佛教的突然衰微看建文帝亡命闽东的现实可能性

　　从明中叶中国佛教的突然衰微看建文帝亡命闽东的现实可能性

　　宁德网

　　上金贝古墓与建文帝下落问题研究小组 中国佛教协会编纂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史略·明代佛教》中有这么一段话：“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的一百多年间，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万历时期(1573-1619)，名匠辈出，形成佛教的复兴气象”。为什么在明初太祖朱元璋至惠帝朱允炆时期(1368-1402)盛及一时的中国佛教，经过明成祖永乐(1403-1424)仅仅二十二年，到明宣宗宣德时(中间明仁宗仅在位十个月)，即开始走下坡路，逐步走向衰微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衰微呢?是谁造成这种衰微呢?几百年来，无人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无人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也就无法取得大的进展。因为专家学者没有把建文帝下落问题与中国佛教突然走向衰微这个大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单一地就建文帝的行踪研究建文帝的下落问题，自然也就研究不出个结果来了。所以，笔者认为，要弄清建文帝的下落问题，势必要研究明中叶中国佛教为什么突然走向衰微这个问题。因为这一现象虽然出现在明宣宗至明穆宗期间，但根源不在这几任皇帝，而在明成祖永乐。在于其对中国佛教主流派禅宗，尤其是临济宗一派寺庙与僧人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烧、杀与摧毁。原因当然是因为建文帝。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佛教的简史吧。

　　佛教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最为悠久。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魏晋到隋唐时代，经过广泛传播，其影响渗透到我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至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在哲学上，它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尤为显著，这已是哲学史家公认的事实。千百年来，先人们为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成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考中国佛教的传播历史，后汉时期，应是佛教流行于中国的第一阶段。三国时期，为佛教流行于中国的第二阶段。西晋时期，为佛教流行中国的第三阶段。此后，大约经历了东晋、南朝、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宋代、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计十五个阶段。而自佛教传入中国始形成的诚实师、 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净土宗、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慈恩宗、贤首宗、密宗、禅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杨岐派、黄龙派、三阶派、格鲁派、响巴迦举派、萨嘉派、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等，大大小小大约有28个宗派。

　　佛门讲究佛祖只有一个，宗师亦不世出。然佛祖之为佛祖，宗师之为宗师，皆以其开启智慧法门之故也。所以，我们对其研究，也应行智慧法门。我们还是老办法，“绕道而走，直奔主题”，只拣与上金贝古墓与建文帝有关的禅宗这一教派进行研究。

　　禅宗这一教派在达摩祖师以前，自佛祖释迦牟尼起，二世祖为大边叶，三世祖为阿难，……二十七世祖般若多罗，二十八世祖菩提达摩。其于梁普通年中(520-526)，由南天竺泛海至广州，因机缘不契，渡江到洛阳，入嵩山少林寺，始创禅宗。禅宗以讲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故又称佛心宗。

　　达摩祖师以后，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到慧能南奔，创南禅宗(北禅宗为神秀，不久即灭)。尔后“一花开五叶”，又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大分支。可谓枝繁叶茂。五宗中，沩仰宗、临济宗又归南岳怀让一系，该系一传为道一禅师，三传为怀海禅师，三传为灵佑禅师(史载福州长溪人，十五岁即在霞浦建善寺落发出家)与希运禅师，四传为慧寂禅师，与义玄禅师，此二人即是沩仰宗与临济宗的创始人，二人所在的袁州大仰山寺与镇州临济院也就成为此两宗的祖庭。由于沩仰宗是灵佑禅师与徒弟慧寂禅师分别在潭州的沩山(今湖南宁乡县西)与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县南)共同开创的，故二人一道被尊为沩仰宗共同祖先。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又归青原行思一系，该系一传为道悟禅师、药山惟俨禅师，二传为崇信禅师、云岩昙晟禅师，三传为宣鉴禅师、洞山良价禅师，四传为义存禅师(即福建福州闽候雪峰寺的开山祖师)、洞山道膺禅师、曹山本寂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与曹山本寂禅师创立曹洞宗，为曹洞宗的共同创始人。故洞山寺与曹山寺也就成为曹洞宗的共同祖庭。而义存禅师以下，又传文偃、师备，是为五传。文偃在韶州云门山创立云门宗，为云门宗的创始人。而这个文偃初参道 从(南岳怀让一系三传弟子希运的门徒，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师兄弟)，后偈义存。故其人与临济宗也有渊源。而师备以下传至桂琛禅师，是为六传。再传至文益禅师，是为七传。文益禅师后至金陵清凉寺创立法眼宗，为法眼宗创始人。清凉寺亦成为法眼宗的祖庭。而福建福州闽候雪峰寺则与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三个宗派都有传承关系，被其尊为共同发祥地之一。

　　而南禅宗慧能以下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一辈，较著名者还有希迁(700-790)、神会( -760)、玄觉(665-713)、慧忠( -775)、法海等名僧。希迁人称石头和尚。时，江西主大寂(道一)，湖南主石头(希迁)。唐德宗时，以神会为禅宗第七祖，其法统称为荷泽宗。而玄觉倡天台、禅宗融合说。慧忠则倡“禅即教”说。

　　禅宗五家中，沩仰宗于五代时顷一时繁兴，到了宋代，从慧寂以后传四世，法系不明。曹洞宗本寂的法系，从本寂以后四世即绝，赖道膺一脉，曹洞得以绵延。道膺六传到道楷，其下有子淳，子淳以下有清了、正觉(即宏智)。与临济宗以下宗杲同时。此宗虽然在宋初曾兴盛一时，后却逐渐衰微，到宋中叶，法脉几绝。云门宗在五代勃兴，到了宋代，与临济宗并盛，从文偃经过澄远、光祚，至重显，在明州雪窦山中兴。临济宗从义玄经过存奖，慧顒、延治、善昭，至楚圆，其下慧南、方会，又创黄龙、杨岐二派，合前五家，称为七宗。杨岐方会传守端、法演后，有慧勤(佛鉴)、清远(佛眼)、克勤(佛果)，世称三佛。克勤以下传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等七十五人，成为天下大宗。所谓五宗，在宋代实只临济一宗，其余各宗或归绝灭，或就衰微。但曹洞一宗，绵延至宋末，忽臻隆盛。临济以下黄龙一派，数传即灭;而杨岐一派，仍复临济旧称。所以，递流至晚近，只临济称盛，而曹洞只维持未坠之绪而已。故佛学史上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临济宗也就成为禅宗主流。所以，摧毁了临济宗，也就等于摧毁了禅宗，摧毁了中国佛教。

　　元代的禅宗，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这个海云印简即是上金贝古墓舍利塔上刻的“佛日圆明大师”其人。史载“海云印简(1202-1257)，曾为忽必烈讲说佛法并传戒。他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语录曰《杂旨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即是其弟子。印简的师傅是中观沼公，是个高僧。因此印简佛学选诣颇深。备受皇室礼敬。1257年4月4日，印简说谒而逝，时年五十六岁。钦承忽必烈大王令旨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号“佛日圆明大师”。

　　而逝来网上个别学者考证说上金贝古墓墓主系印简的再传弟子(二传弟子)元大德止云沧海，也就是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所载的“元大德间(1297-1307)主持止云沧海。”据该志所载，金邶寺曾于元大德间重修过一次，大约是止云沧海任上重修的。嘉靖版《宁德县志》的记载仅能说明止云沧海是元大德年间的金邶寺住持而已，说明他曾主持重修过金邶寺。而无法说明他就是上金贝古墓墓主，何况，止云沧海仅是印简的再传弟子，其声名既不如印简，也不如其师叔刘秉忠，有什么资格与资金建如此豪华气派的墓葬呢?不要说止云沧海，就是印简与刘秉忠也没有资格与资金建如此宏大的墓葬。

　　再者，禅宗僧人死后实行火化与塔葬已形成规制，自少林寺菩提达摩祖师起即已如此，代代相传。作为禅宗的分支与主流派的临济宗，更是严格坚持祖制，从无奢化之例。而金邶寺住持止云沧海作为临济宗的正宗传人，更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建如此规模宏大且具有皇家气派、官家风格(墓顶火龙珠、墓座环形圈椅、印状舍利塔、龙头裙摆状边墙与双鲤朝天状护墙，还有那不合规制地建在内墓坪的高大的拜亭)。止云沧海一介普通僧人，有何必要、有多大的冤屈要去兴师动众(墓葬的建成，至少动用了上百名工匠)造这样一座“僧不僧，俗不俗;官不官，民不民;皇不皇，王不王”状不伦不类的神秘墓葬?去建这样一座寓意深刻且寄托着某种衰思的神秘古墓?

　　如果有人还不信此论，不妨花点钱到嵩山少林寺、闽候雪峰寺等处去看那里的禅宗历代高僧的塔林吧，也许会有所醒悟的。

　　不过，该学者的考证，倒从一个角度证明了金邶寺系临济宗所属寺庙，证明了建文帝有可能到过金邶寺和选择金邶寺作隐跸处。因为建文帝逃难途中，几乎全是选择临济宗所属寺庙棲息的。这与其主录僧溥洽是天下临济宗的总掌门人有关。

　　元代的禅宗，在南方则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临济宗匠，传持禅学。其主要活动中心在余杭径山寺、临安灵隐寺。而闽东的临济宗诸寺庙则源于浙东、浙南，是浙东浙南传过来的。

　　上面说到的印简的弟子、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1212-1274)，原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简南归，他遂留于行帐，参决军政大事，后复刘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时，他起草的朝政、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遗著有《文集》十卷。

　　此一时期，除上述主流宗派与高僧外，还有天台、华严、慈恩、戒律诸宗，仍余绪未绝。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岗蒙阔、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绝宗善继等;华严宗的仲华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宝严、丽水盘谷等;慈恩宗的普觉英辨、云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闻等，都是当时各宗硕果仅存的学者。

　　元代佛教在传统各宗之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之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诚、子贡、圆至、实存、善住、大诉、清珙、至仁、惟则等。其最高成就当推“诗禅三隐”。明姚广孝谓元代僧人的文章，虽三隐并名，应推天隐为第一(见姚广孝《牧潜集序》)。这个姚广孝即明初的道衍和尚，也就是替明永乐帝朱棣出谋划策，夺取天下的第一谋臣。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叭教的弊端，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叭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与发扬光大。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管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这就是为什么慧明谦禅师由朱元璋钦命为南京钟山灵谷寺住持、洁庵 映禅师由朱元璋钦命为泉州开元寺住持的缘由)。到了洪武十五年，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职责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起，僧录司各级僧官都按级给俸〕(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二十四年，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这个灵谷寺即是洁庵禅师拜师入门的地方，也就是洁庵师傅慧明禅师任住持的寺庙。那是洪武十六年、十九年的事。因为灵谷寺是临济宗所属的寺庙，所以慧明谦禅师原来出家的福宁劝告儒乡(福鼎)昭明寺也应该是临济宗所属的寺庙。

　　由于明初朱明政权的扶持与鼓励，禅宗及各宗派在明初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派均出现了中兴盛况。雪峰寺及闽东的金邶寺、凤山寺、氵祭 山寺、昭明寺、龟山寺、凤阳寺、云门寺等寺庙都是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的。

　　明初各宗派中，禅宗盛行，而以临济为最，曹洞次之。元末禅僧继续传法于明初的，有楚石焚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禅僧有季潭宗泐、恕中无愠、呆庵普庄、见心来复、斯道道衍、雪轩道成、南洲溥洽等。其中的期道道衍(1335-1478)就是上文提到的外号逃虚子的姚广孝。其在成祖起兵时，任军师，论动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太子少师，复姓姚，命名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乃缁衣。他除监修《太祖实录》及监修《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诸上善人咏》一卷、诗文《逃虚子集》十卷·(详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五)。而此处的南州溥洽(1346-1426)正是明建文帝朱允炆的主录僧，临济宗天下总掌门人。史载溥洽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时，成祖疑他与闻其事，把他拘禁了十余年。后因道衍临终之请，始释其狱。寂后，杨士奇为其撰塔铭(详见《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由此可见，建文帝出奔，溥洽是知情者。不但知情，而且还是个在场的策划者之一。关于为建文帝削发剃度，目前史书上有两　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溥洽所为，一种认为是程济所为。笔者比较赞成前一种说法。因为按照规矩，一座寺庙要正式收一名弟子，帮助这位弟子剃度的一定是寺庙的方丈。因此，只有作为主录僧与天下临济宗总掌门人的溥洽才有资格为建文帝剃度，而程济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此，《致身录》中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为建文帝剃度了，难道就不能再做一些什么事吗?此如，将临济宗的掌门信物交付与建文帝，或写一封信什么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存在的。不然，朱棣为何要将其拘捕关押了十几年?

　　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间，稍弘于北方。由无极(明信)传鲁庵(普泰)传贤首传雪浪洪恩(1545-1608)传巢松慧浸与一雨通润。一雨通润(1565-1624)的弟子有苍雪读彻(1588~1656)和汰如明河(1588-1640)。

　　天台一宗，宋元两代盛传于江浙。入明以来，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等数家。慧日以后，继述的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诸家。至万历间无尽传灯(1553-1627)住天台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时称天台中兴。其后智旭继之，为明代天台最后的一大家。此处的无碍普智禅师，即是清代修的《支提寺图志》中提到的明永乐五年(1407)被钦命为支提寺住持的无碍禅师(霍童陈氏子，原在仁丰、凤山二寺出家)。

　　从以上史料来看，支提寺既不属于临济宗，也不属于曹洞宗，而应属于天台宗(但也有史料说其属于华严宗)。

　　从以上对元明两代佛教历史的简略概述可以看出，经过明初朱元璋30多年的努力，佛教尤其是禅宗(主要是临济宗)，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的。朱允炆即位后，维持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则不一样了。很显然，正是这个永乐皇帝为了寻找与诛杀行走与棲身于临济宗派下的的寺院之间的建文帝，而对临济宗寺庙展开的搜捕与烧杀，导致了明中叶中国佛教的大衰微。这一点从我们研究小组调查出来的明永乐年间闽东地面上有几十座临济宗所属的寺庙被烧毁、几千名临济宗僧侣被悉数惨杀的历史资料方面即可得到印证。文章开头那段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屠杀不止发生在闽东，还发生在闽东以外的地方。这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摧毁行为。目的是要摧毁建文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临济宗为主流的禅宗佛教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保护建文帝的，特别是在闽东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地僻人难到，寺庙密度高，回旋余地大，是一个逃难棲身的好去处。因而自然也就成了朱棣及其手下锦衣卫的重点清理区域。而朱棣及其手下越是关注闽东，就越能证明建文帝就在闽东的某个寺庙隐跸;其越是大面积地摧毁闽东的寺院，屠杀大批的闽东临济宗的僧人，就越能证明当时闽东各临济宗所属寺院是听从僧录司主录僧、临济宗天下总掌门人溥洽号令，坚决支持建文帝的。不然，是不会惨遭此大规模杀戳的。据不完整统计，当时闽东地面上，被成祖朱棣手下摧毁的寺庙就有21座，分别是古田县的瑞岩寺、香林寺、显得寺，屏南县的灵峰寺、宝岩寺、后院寺，周宁县的灵鹫寺、云门寺、凤山寺、灵峰寺、瑞龙观，蕉城区的氵祭 山寺、天王寺、金邶寺,寿宁县九峰寺、凤阳寺、平溪寺,福安市的兴庆寺、狮峰寺，福鼎市的昭明寺、叠石庵。这些寺庙都是曾在同一时间(永乐年间)，以相同的原因(寺庙僧人行为不轨，在寺内挖位置也是惊人的一致，全部都位于明初的古官道两侧，而且都处在以蕉城区金涵乡的金邶寺为圆心的周边地区。这一点说明，建文帝确曾长期隐居金邶寺(关于这一点，有当地的大量口碑资料可证明的。笔者在《建文帝因何亡命闽东》一文中已作阐述)。甚至连邻市的罗源县也有(罗源县中房寺被毁就是一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建文帝有可能隐跸在金邶寺，上金贝古墓墓主就是建文帝。

　　明初永乐年间在闽东地面上毁寺杀僧这一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摧毁建文帝朱允炆的社会基础——临济宗佛教徒，消灭建文帝留在寺庙的影响与踪迹而采取的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朱棣这一骇人听闻的屠杀计划的贯彻与实施，造成了明中叶中国佛教(主要是禅宗主流临济宗)的突然走向衰微。

　　而中国佛教各宗之所以会在明神宗万历时期复兴，也是与其大政方针的变化有关。明万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官纷纷上奏应改正建文史事，“改正建文朝实录”，“为建文一朝单列本纪”，即通过修史来改正已经过“钦定”的附建文朝于洪武朝且不书建文年号的作法。这些奏章虽没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直书建文年号，但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另一方面，对宗教都政策也作了很大调整，朝廷直接拨款建寺庙，还给许多寺院赐匾额、紫衣、金冠、玉杖以及经书等物品宁德支提寺现藏的大藏经(即《北藏》)一部，五爪金龙紫衣一袭，即是那时万历皇帝与皇太后所赐。朝廷对佛教的扶持，是中国佛教在明末的又得以重兴的主要原因。

　　因此，对于中国佛教，主要是禅宗，也即临济宗的兴衰史的研究，一定要置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也是这样，只有将其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究权衡，才能获得进展，取得突破。

　　执笔：王道亨

　　二OO八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