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湾料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门户——寿宁寺

　　三门湾料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门户——寿宁寺

　　杨古城 曹厚德

　　〇公元405年，印度僧昙猷浮海三门湾，在港头村建白水庵。

　　〇公元744年，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在第四次东渡日本之前，曾夜宿三门湾畔的白水庵，即寿宁寺，俗称港头寺。

　　〇公元983—986年， 日本高僧奋然从三门湾畔港头村趁商船登陆和回国。数年后，奋然又派弟子在这里登陆。

　　〇三门湾中满山岛有“东京从此去”石碑。

　　以上史料引发我们研究浙东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处重要的门户和通道，它的枢纽就是三门湾畔的寿宁寺。

　　一、晋代至唐的白水庵与三门湾的中日航路

　　据新修《宁海县志》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宁海县，治设白峤，属临海郡。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宁海县治迁至今城关镇。白峤今属宁海县城关镇，与港头村相邻，相距仅1公里。港头村位于三门湾海域白峤港的港尾，白峤港长11公里，宽800米，水深1—2米。白峤港的上游即源于天台华顶的白溪，全长66公里。因此，白峤港自然形成了天台山通向三门湾的通道，由于三门湾四面有山围护，海湾内无险浪惊涛，故可穿越象山、石浦港水道直通大目洋人东海，与日本南方诸岛遥遥相望，航程仅三天左右即可到达日本，比浙东北路航道(指长江口或甬江口)的航程缩短将近一半至三分之一，而古代的交通工具最便捷的是水道，从三门湾白峤港的航船，在明清之前尚有直达宁海县城南或前童镇，而沿白溪的一条陆上大道，每三五里设亭，可经竹林村、前童、岔路后“南抵台州，西达天台”，因此，古白峤、白峤港及今称为水车乡港头村的重要地理位置，在晋一唐时代已经形成为内地与海外的交通要冲。据新修《宁海县志》、旧《浙江通志》、《赤城志》等记载，寿宁寺初名白水庵，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印度(西域)僧竺昙猷“自海乘枫槎至，卓锡泉涌，故以为名。”白水庵即后来的寿宁寺，日文译为白泉寺，至今可在该寺找到“乳泉”和“袖石”等名胜。港头村对岸的枫槎村和枫槎岭，也因昙猷浮槎而得名(以上史料据1987年5月5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水车乡政府专函)。也有传昙猷在天台山编枫木为槎，顺流而下，至水车港头下槎登岸之说。

　　二、三门湾成为浙东南与海外的重要交通门户，应始于唐代

　　据《唐书·东夷传》载，日本孝谦朝(741～759)“新罗梗海道，更繇越明州朝贡。”这是因北方海外交通受新罗梗阻海道，而改从南方明州入出的“南路”。由于当时日本本岛以南的一连串海岛都归顺日本，因此从中国长江口以北或甬江口出海的交通船多有出海口后南下大目洋再转向东航向日本南岛，如冲绳北的奄美岛或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即值嘉岛－－平户岛－－博多－－九州－－四国。由于我们尚未找到在唐代时由三门湾出海经大目洋到日本南岛航线的具体记载，因此只能从以下三方面史料来研究这条航线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参见附图)。

　　1、隋代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后，在日本掀起了天台宗热。除了传到日本建立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外，在天台山国清寺经常有日本人唐僧长住，他们除学佛外的另一使命是为人唐僧归国代觅赴日的便船，其中著名的日僧圆仁、圆载、惠锷、仁好、性海等曾得到照料(据日本·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118页)。当时从天台山到港头村只需1～2天路程，寿宁寺是僧人的歇宿处。如果从甬江口出海，从天台山出发到这一出海口则至少要三天以上的陆路，何必要舍近就远，非要到甬江口去下海呢?

　　2、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中国扬州大明寺僧鉴真在第三次渡海赴日本失败后，在第四次东渡日本前离开鄞县阿育王寺巡礼天台山，路过宁海，一行30余入朝拜了三门湾畔白水庵，并宿了一夜(据日本淡海三船《过海大师东征传》、 《东大和尚东征传》)。鉴真为何专程到三门湾这个偏避小村?我们认为其原因除出于对昙猷开山的白水庵的崇仰外，另一目的是寻觅渡日的航路和出海的机会，由于江东采访使下牒诸州，派遣差使追踪拦截，这条航路未能走成。

　　3、三门湾水道上有一批往来中日航路的商船。据日本史载，日本官方的遣唐使在唐代晚期(公元838年)终止，此后的中日文化和商贸交流都依赖商船，当时在浙东有确切记载的航路有三条：如公元843年，李处人从值嘉岛至温州航行五天，惠运乘此船，公元847年，张支信从明州望海镇到值嘉岛：公元862年，张支信从值嘉岛至明州石丹岙，航行4天，公元877年，崔铎等63人从台州至日本筑前，带去很多台州物产，该年，在天台山住了4年的圆载乘李延孝船回国，公元883年，柏子贞船到日本，带去天台国清寺和越州高僧书信。

　　从浙东三条通向日本的航路中，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天台、台州航路，实质上应是三门湾始发和终点的航路，这是从天台山下海或从日本专访天台山的航路，三门湾和白水庵作为最便捷的埠头是可信的。

　　三、五代两宋时期三门湾的海外航路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群雄逐鹿中原，吴越沿海的浙东成为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如公元935年，吴越人蒋承勋到日本向太宰府“献羊数头”。翌年，日本幕府左大臣藤原忠平托蒋承勋寄书吴越王(据《日本记略》)。公元938年，蒋承勋又向日本太宰府献羊、赠布。公元945年，吴越人蒋衮、俞仁秀、张文过的船载百余人到肥前松浦郡。此后数年中，这些商船又到日本，除了这些民间商业往来外，商船又负有其它使命，如吴越王钱弘俶曾托商人到日本搜求佛经。

　　但我们仍不能肯定吴越时期中日文化交通中宁海三门湾是否是其中的门户，因为有关史料未有载明，而到了北宋初期才有明确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始于日本京都嵯峨醍醐寺(清凉寺)高僧奝然和他的弟子等。

　　1、奝然从宁海三门湾入宋和回国

　　奝然(公元938～1016年)，原是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学问僧，为了如愿到中国求法留学朝拜天台山，在出发前竟预先为老母举行殡葬仪式和死后法会，这种抱着宁死海途之举，表示了这位日本高僧的非凡宏志。由于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在当时已应用于航海，渡海的风险已大大减少，他与弟子成算、嘉因等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83年)八月初一入宋，这在《宋史·日本传》中有具体记载，而奝然回国时期明确记载乘宋商郑仁德船从宁海下洋，数年后奝然又派弟子嘉因从宁海登陆，而宁海的上陆港口除了水车港头村白峤港以外就别无选择。

　　据日本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238页的记载(资料来源于奝然弟子成算的《成算法师记》，奝然和他趁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等船入宋，三年以后的公元986年，日本太宰府接报宋商郑仁德船到日本，入宋僧奝然趁此船回国(据《日本记略》、 《扶桑略记》)。 《宋史·日本传》中有“雍熙元年日本国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 《今王年代纪》各一卷……二年(公元988年二月初八日)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后数年仁德还，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即嘉因)奉表来谢……”谢表中有：“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的语句。

　　据以上记载，与嘉因随行的还有从日本回国的宋僧祚乾，带回一大批日本礼品、国书。

　　以上资料说明在三门湾的白峤港确有一批来往于中日航路的商船，肩负着运载往来货物和搭客的任务。

　　2、奝然入宋的活动路线

　　奝然姓藤原氏，其父为五品官。他们上岸地在水车乡港头村(日本木宫泰彦认为“似乎”在台州附近登陆)，在寿宁寺作短暂的歇宿，然后再西行经竹林村、前童村到岔路村。岔路即“南至台州、西通天台、北接宁波”、东达三门湾的枢纽，奋然一行经岔路后取南道到台州，挂锡开元寺，向台州府和汴京申请朝拜天台、五台的牒，三个月后获宋太宗旨意，由台州刺史陪同入京，宋太宗见面、询问。奝然不能华语，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宋太宗对奋然的人品和学识很是钦佩，赐奝然紫衣及“法济大师”号，次年又获准朝拜北方诸名山大刹。

　　奝然一行带大批铜器、书画文玩、佛像、佛经、法器等从台州进京，决非山间小道能适应，而从水车港头至台州从唐代始已有宽阔的官道，特别是港头至岔路，水陆路并列，这是从浙东沿海上天台山的一条最便捷而安全的通道，而奝然从北方南归天台时，宋太宗厚赐大批礼物，其中包括新印成的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480帙)，以及高1.6米木雕旃檀佛等，仍在台州住开元寺候船，然后从三门湾出海。

　　3、奝然带到日本的浙东文化

　　由于奝然弟子成算的日记还留存于世，更由于本世纪1954年日本重修清凉寺时，从奋然带去的佛像腹中新发现了一批文物，所以使我们对千年之前日本奝然带到日本的浙东文化进一步有所了解。

　　奝然带到日本的除巨篇《大藏经》外，还有现存日本清凉寺的国宝——旃檀释迦立像。据中国佛教史和成算的记载，清凉寺的旃檀释迦原从西域传人，为古天竺国优填王在世时，采用檀香木雕刻的立像，北宋时供奉在汴京西华门外启圣禅院(皇宫内)，奝然拜见后聘雕佛师张荣仿刻，但带到日本的却有“唐国台州开元寺僧保宁”字样。原来，奝然将张荣仿刻的旃檀佛像带到台州开元寺后，由寺僧保宁再委托台州造佛师张延皎、张延袭兄弟仿刻，而张荣仿刻的作品反而下落不明。

　　日本清凉寺收藏的旃檀佛像，充分显示了台州佛像师的雕刻技艺，佛像采用古印度水波状的发髻，衣纹用典型的古印度马吐腊式，装饰性十分强烈，由于这尊像还附会神奇的来历，在日本受到非凡的尊敬，日本的唐招提寺、西大寺、极乐寺、延命寺、称名寺等都纷纷仿刻，这种佛像形式被称为“清凉寺式”，是中日文化史上最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和实物印证的独具风韵的文化瑰宝，现为日本的国宝。(见图)

　　奝然带到日本去的，还有一套中国画家李龙眠画的《十六罗汉》，现藏京都清凉寺，这是中国传到日本的最早一套罗汉像。特别令学术界注目的是1954年，清凉寺对旃檀释迦修理时，在这尊由台州1佛像师仿刻的佛像肚内，除发现奝然书写的人宋求法和造像立法等记载外，还发现了一批千年前藏入的经文及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余七娘绢绣制成的五脏等。

　　奝然回国后二年(公元988年)，又派他的弟子嘉因搭趁郑仁德的船从宁海上陆，带来的献物有佛经、扇箧、铁刀、金屏等，在谢表上有“奝然附商船之离岸，……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门”等句(《宋史·日本传》)。我们认为嘉因走的仍然是在港头白水庵登陆暂歇后转道台州、天台，后从会稽趁船渡钱江从运河入汴京。

　　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宋太宗的侍郎王化基奏宁海白水庵与奝然、嘉因等缘由，白水庵始赐改为寿宁寺，俗称港头寺，一直延续至今。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又遣内侍裴愈给寿宁寺御书30轴(据1995年新编寿宁寺资料)。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宋太宗与奋然师徒的一番往来因缘，宋太宗绝不会对寿宁寺有如此恩赐的。

　　四、三门湾畔其他有关中日文化史料

　　据日本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载，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即奝然的弟子嘉因趁郑仁德商船到宁海后的第二年，宋商周文德到日本，受日本净土宗教主之一源信(公元941～1017)的委托，将源信的《往生要集》交付天台国清寺和云黄山(义乌双林寺)等弘扬。

　　又据日本《源信僧都传》记载，日本永延六年(公元987年)源信云游博多，与宋商朱仁聪等相识，委托宋商将《往生要集》等五部著作带到宋国弘扬。数年后又有宋商杨仁绍、周文德到日本，带来了云黄山行辿和尚给源信的复函，周文德也直接写信给源信，报告《往生要集》在天台山引起轰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源信又托杨仁绍带给云黄山行辿的著述(资料源于《源信僧都传》、王勇《中日关系史考》)。

　　从以上日本方面的记载中可见，在短短数年内，就有陈仁爽、郑德仁、周文德、杨仁绍等有具体姓名的船主，担任了中日之间既渡人又送书信的任务。如果这些船主不是三门湾畔的船工，如何能承担此重任?又据我们查考新编的《宁海县志》，上述提到的几位宋商姓氏，都属聚族而居在三门湾畔的宁海长街(郑氏)、水车(陈氏)、黄坛(杨氏)旗门(周氏)等大族。如港头寺所在地的水车村和港头村，陈氏为大姓，五代后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陈氏从天台迁港头村，至今陈祠内发现“始祖陈公怀谨公之灵位”木牌一块，祠堂门口的巨樟、古枫、老松都有数百年树龄；此外，幸存的《港头陈氏家谱》中，有文天祥的撰文。此外，在三门湾西的旗门周氏，也是唐代从台州迁入。

　　又据台州文物部门考察，三门湾白峤港水道中间有一小岛，名满山岛，山高50米。面积0.25平方公里，昔有“东京由此去”古碑，曾有简易石屋9间，现已无人居住。三门湾直通日本南岛的航道上，有大佛头山(今属象山县)等，宋代储国秀在《宁海县赋》中有“其海则停滞万流，宗长四渎，出马奇，通鸭绿、(目+希)日本、睇阳谷……。”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文舆汇编·山川典》108卷中有“大佛头山，高出海中诸山数百丈……日本人贡以此山为导”的记载。

　　从三门湾港头村、宁寿寺通向日本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通道，将会引起众多的文化专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关心和研究这方面史料的专家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