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法》：儒家和佛家的智慧

　　聂元台居士的保富之法，结合了儒家的道德指令和佛家的生命智慧，前者讲礼仪廉耻、讲仁义爱心、讲厚德仗义、讲勤勉恭俭，后者讲因果轮回、讲福祸转换、讲积德行善、讲空色疏财，两相融合，遂成其保富哲学之根本。

　　聂云台居士是中国历史一线名人、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外孙。作为现代上海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聂云台虽然生于官宦世家，却秉承外祖父曾国藩“宁可讨饭也不为官”遗训，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以先贤智慧、先人风范为立身之法，后又研习佛法，参悟人生，于商海沉浮中成就了一番事业，不仅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也在多年不断的散财布施的善行中，修得人生正果。虽说聂云台居士早在54年前便已经作古，但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作的这部《保富法》，当年刊登在《申报》的时候，据说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广为诵读，继而传世。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奢糜之城，纵欲享乐之风盛行。当此之时，已在上海工商界颇有影响和地位的聂云台，虽饱尝别妻丧母之痛，且历经乱世业衰之恨，但却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潜心学佛、勉力向善之际，勤力著文，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奢靡风尚进行批评匡正，劝喻众生勤俭恭行、保富惜福，并以身作则，号召世人不应执迷于一己私心，贪财恋富，挥霍享受，而应广结善缘、乐善好施、积德向善。

　　聂居士的《保富法》发表至今已逾65年，其间世界变化之大，真可谓天翻地覆，但是细想起来，就在中国经历了乾坤大挪移般的巨变之后，世道人心却实在没有多大的变化，一样疯狂逐富，一样骄奢淫逸，一样享乐挥霍，一样利己乏善……一方面，在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脱贫致富之人以一种报复性的心态骄横跋扈、肆意享乐，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远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人，则穷疯了似的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钱眼里，指望着撞大运发大财行大贵享大福。而所谓社会进步财富增长之外表之下，实乃活脱脱一斯文扫地、礼崩乐坏、纲纪颓丧之乱世也。就在一众佞人说客纷纷糟蹋文字般著书鼓噪逐富享乐正道之时，我在聂居士这样一个说起来还真是有点迂腐的老派人士六十多年前的发霉文字里，嗅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心更为腐朽堕落的气息。也因此，我对他那些本来早该过时的说教，满怀无限的敬意和谦恭的膜拜之心。我甚至幼稚地指望它们能够在今天我们这个美文垃圾堆积如山而智慧德行灰飞烟灭的时代里，成为一剂比任何发财攻略、致富秘籍都有用的救世良方。

这本看上去逆潮流而动的书，其实是一本极端平和极端温婉又极端充满智慧的书，用心良苦而寄意深远。人为财死，这是人的宿命与劫难，古来万世鲜有能够真正堪破超脱之人。而所谓“富不过三代”之类的说法，实际上，体现的乃是人们发财不易守富更难这一千古不易铁则的叹谓。所以，发财之门和守富之道，向来都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

　真正会赚钱的人从来不会为了一点可怜兮兮的版税，而把他赚钱的秘密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要真是他亲戚，他直接分点钱给你花，还省得你费劲看书瞎琢磨。

严肃地说，赚钱之书不可信，是因为任何赚钱的经验因为涉及机会、环境以及各种条件的种种偶然性而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保富之道，却更多地关乎人性常理、道德常规和生活常识。其态多变而其理不易。套用托尔斯泰关于婚姻的那句名言，这其中的道理可以这样表述：赚钱的门道千差万别，而保富的道理千篇一律——只可惜，人们总是对于花里胡哨的旁门左道乐此不疲，却对万变不离其宗的简单常识视而不见。悲乎哉，大悲也。那么，《保富法》要说的这个千篇一律又千古不易的保富常理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聂元台居士的保富之法，结合了儒家的道德指令和佛家的生命智慧，前者讲礼仪廉耻、讲仁义爱心、讲厚德仗义、讲勤勉恭俭，后者讲因果轮回、讲福祸转换、讲积德行善、讲空色疏财，两相融合，遂成其保富哲学之根本。聂居士以此根本大义为出发点，结合自己的家世，以其名门之后的广博见闻，向滚滚红尘里的芸芸众生讲述他的守财之道和保富之法。究其要义，无非以退为进，以弃为守，即所谓散财以积德，行善以保富。

别把聂居士所说的“保富”和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守财”混淆起来。和我们在真实的实际生活和在比实际生活更真实的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守财奴们所信奉的金钱观（缺乏哲学深度和美学魅力以至于迂腐变态到可笑地步）完全不同，也与当下流行的厚颜无耻的享乐主义保富观（所谓“以消费促进生产，以花钱带动赚钱，越会花就越会赚，消费的钱越多积累的钱就越多”云云）大异其趣，聂居士的保富观，无不透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看重财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面对人世苦难的悲悯之心、对于生命价值的敬畏之意（这显然与他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清教徒精神传统的国家多年留学经历有关），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和勤俭恭良的品格操行（这毫无疑问得益于曾文正公传诸后世的严格家教）。

聂居士在书中透过许多鲜为人知但却生动具体的发家和败家的故事，从正反两面洞悉人生真谛，看透钱财本源，书虽名为“保富”，实则教人以行善为道，以散财为理。劝喻世人应懂得惜福修善，宽大心量，深信因果，培福开源，散财布施，如此便臻于保富之最高境界。所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是也。表面上说的是如何保护财富的方法，其实讲的却是怎么做人行善的道理。温良敦厚，苦口婆心，字里行间，透着一种今天某些美文中少有的人性关怀。

关于《保富法》一书中的朴实而精辟的保富观点，我这里就不想重复了。正如为本书做序的柳亚子先贤所言：“我们读《保富法》，也应当仔细体念它所讲的真理。看了一次，不十分明白，不妨多看几遍直到彻底明了为止。那么临到实行的时候，决不会有什么踌躇了。人为财死，不如多做公益事业，利己利人，才是扬名后世的大道。”

如此说来，所谓保富之道，就不完全是仅仅适用于想要把手头的钱财传诸后代的富豪们。穷人之保富，其要义是强调在财富日益增加的时候，尚能守护住一颗仁爱之心，不应财富之增减而增减；而富人之保富，其要义则是如何以手中的巨额财富，更好地广结善缘普度众生。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富人们，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其保富之责任都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大多数“后富”或者“待富”阶层而言，其钱财之丰使其确实更有保富的必要，还因为，基于当代中国的国情，相当一部分原始积累的财富都不怎么光彩甚至充满罪恶，等到富豪们的第N桶金都已到手之后，便多少有了用良知或爱心来洗钱的非常迫切的道德愿望。

当此之时，中国城市出版社把聂居士的这本书从故纸堆里翻拣出来，并广收作者数年间发表于当时报刊上的许多劝善喻世文字，重新结集加以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也算是良心未泯，颇得聂居士乐善好施之遗风，且有发扬光大之势。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富人也像“文艺界集体补钙”那样，一同来读读这本《保富法》，那么，其好处往近处说，至少中国的慈善事业将会因此有一个巨大的发展，而往远处讲，中国人的财富观也将因此有一个大的革命性的改观。

（作者周可系《新周刊》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