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印顺法师信仰抉择的影响

　　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价值，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各种宗教、各种思潮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一些人的信仰还呈现出复杂的转变现象。印顺（1906—2005）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当地医师学习中医3年，但不爱医术，喜爱医道。16—25岁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道家、儒家、基督教和佛教，并在25岁的时候在普陀山出家为僧。此后的75个岁月，他始终致力于创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当初的信仰抉择与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他思想转变的深刻影响。
一、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由于中医与道教、道家的内在关系，印顺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老子》、《庄子》，试图从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很快发现老庄思想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老、庄的哲理非常深彻，然而反造作的回复自然，返归于朴的理想，始终是不可能的。熟练人情的处世哲学，说来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的隐遁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对老庄哲理的这种基本认识，虽然是他思想成熟以后的表白，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当时很快“从仙道的美梦中苏醒过来”的理论契机。道家的“隐遁”以及“缺乏强毅直往”的思想特点，似乎更适合于老年或者失意心态的生活。时代需要的思想，毕竟是救国救民的现实关怀。
二、儒家的熏陶
　　不久，十七八岁的印顺又翻开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儒家经典。虽然当时社会上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但儒家毕竟有一套“三纲”、“八目”的工夫与理想，其中每一步的修养工夫，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平实、功利，对具体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儒家的这种社会关怀，与道家的充满隐遁色彩和个人主义的终极关怀，截然不同。
但儒家依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平常，切实，重人事，尊理性，确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尽管同情他，赞美他，却不能充实我空虚与彷徨的内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仅过于世俗，功利性太强，而且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特别是，他朦朦胧胧中感觉到儒家缺少类似道家那样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自己的思想定型以后，曾给予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过于重视现实的政治与教育，具有浓厚的非宗教色彩。因此，孔子虽然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不仅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理学家们，更秉承这一传统，逐渐发展到排斥宗教的地步。
　　印顺认为，缺少对生命超越关怀的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民族之福。他在《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一文中说：“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着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思想，自然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基督教的洗礼
　　1926年秋，20岁的印顺到一所教会小学教书。在这里，教会的礼拜活动引起了印顺的注意。他当时认为，老、庄、孔、孟思想是缺乏宗教情怀的，过于柔弱或功利化。基督教则与之不同，既富有社会性，又能从中体会到虔诚而纯洁的宗教信心。一直关注生命超越的他，在“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教中，似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督教中，实行祷告，还满怀兴趣地研读《新旧约》，阅览《真光》、《灵光》、《基督徒》等杂志，甚至参加过比较狂热的“奋兴会”。
　　但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1927年底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无关于基督教义自身，但基督教会凭借国际背景，总有“文化侵略”的嫌疑，因而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某种思想”。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说：“主因是，某种思想的难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灭。不以人类的行为（内心与外行）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为标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强烈的独占的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阶级爱的底里，显露出残酷的仇恨。又如灵是神那里来的，从神而来的灵，经肉的结合而成人。照基督教义（重生才能得救）看来，走向地狱是大多数。全知全能的神，欢喜被称为自己儿女的人类如此，这可说是莫测高深，也可说岂有此理！”后来，在《上帝爱世人》的讨论与再讨论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基督教的“根本立场是主奴关系；主要方法是盲目无知识，分散无组织。”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读经体会，上帝耶和华造人造万物之后，对人和万物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当仆人偷吃了智慧果，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上帝则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总结说：“盲目无知识，是愚民政策。蒙蔽人的眼目，管制人的思想，才能造成狂热的一致信仰。分散无组织——纷争，对立，仇恨，斗争，是分化政策。运用这些，才能分散他们而集中到自己这边来。”
　　对基督教经典以及宣传刊物的阅读与思考，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帝爱世人，虽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千真万确，无可怀疑，但经受过老庄孔孟洗礼的他，从内心生起怀疑：这怎么能算是上帝爱世人呢？他断然宣称：“我是中国人，无法养成耶和华与耶稣先生所要求的奴性。我一向不愿意作谁的主人，也不愿作谁的奴隶。”
四、皈依佛法
　　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到佛教典籍。经过几年的阅读思维，他逐渐认识到：“佛法是以行为善恶为凡圣的尺度，而不光凭信愿。佛法重个己的解脱，而更重利益众生。佛法重于彻底的觉悟，唯有真的觉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愿、智慧、慈悲的总和。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长处，更超过多多。耶教诚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长处；有究竟，又有方便，最能适应一切根机，循循善诱。”他确信佛法的“三世因果观，最为入情入理。由此而离恶向善，由此而转凡成圣。即使不曾解脱，或者堕落，而终于要向上升进，终于要究竟解脱的。这不但有着究竟绝对的归宿，而在过程中，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通过这永不失望的旅程。”（《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就这样，张鹿芹自觉选择了佛教，并于1930年在普陀山出家。此后求学、阅藏、讲经、立说，人间佛教的思想也日益系统、清晰，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新加坡等，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系佛教发展中的最强音！
五、印顺信仰转变的两点启示
　　1．宗教的现实作用是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机，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各种理论的现实价值，首先应该满足解除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需要。印顺的宗教诉求，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良传统。
　　2．内在的心性解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核心。儒家的成圣、道家的成仙，都是在现实人生中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之一就在于佛教现世觉悟的思想与儒道思想比较契合。而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更是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殊途同归。印顺主张的“人间成佛”，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个人“内在觉悟”的问题。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神灵救赎的概念，但主要流行于民间社会。受过《四书》教育的知识阶层，“内在超越”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式的人生追求。由此可见，印顺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相当“中国化”的特色。我们相信，印顺信仰的转变，不仅具有个体的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印顺：《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修身之道》、《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均见《妙云集》第19册《我之宗教观》，台北正闻出版社，2000年新版。
　　2．印顺：《平凡的一生》（重订本），台北正闻出版社，2005年新版。

作者简介：刘成有，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