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弘法寺佛教居士组织管理浅议

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正式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徒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道路。在《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里面，谈到了“本会是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1983年，赵朴初会长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佛教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佛教界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开始走上黄金时期。1993年，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加强佛教“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的历史任务。这五个建设都与寺院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也包含了佛教的组织建设。
中国佛教协会是中国佛教徒的全国性组织，但是在现代中国，除了中国佛教协会和各省市佛教协会以外，在一些庙里还成立了一些学术性的研究组织，以及一些地区性的佛学研究团体，在寺院里还有一些居士的组织，这些组织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的主要团体，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主要探讨深圳弘法寺关于居士组织管理的经验，以飨诸山长老的专家学者，并且欢迎批评指正

一、弘法寺的发展离不开居士的作用

深圳弘法寺始建于1983年，1992年完成主体建筑并举行开光大典，经政府批准正式对外开放，佛门泰斗、禅门临济宗四十四代传人本焕长老为寺院开山方丈。在本焕长老的带领下，经过两序僧众15年来的共同努力，弘法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寺院现已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卧佛殿、禅堂、弘法大楼和相关配套用房等，总占地面积为3761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7000平方米，是深圳目前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一座佛教寺庙。弘法寺由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有着毗邻港澳的独特优势，因此，与全国各地和东南亚佛教联系密切，信众不断增加，已成为我国最富有活力的佛教寺院之一。
弘法寺能够立足于深圳，面向港澳台，走向东南亚，放眼全世界，首先得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弘法寺在初建伊始，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关怀。其次是在整个建设工程遇到困难的时候，已故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自出面做协调工作；在寺院建成后开光时，赵朴初居士前来主持，并赋诗庆贺。本焕长老享誉佛教界，是中国佛教的著名领袖人物，许多居士仰慕本老，欣佩他的人格，受他的魅力所使，而主动归依。现在本焕长老有弟子270余万人，其中有的人跟随长老长达几十年，他们关心弘法寺的发展，祈愿弘法寺的佛教事业能够不断壮大，从各方面都给予巨大的支持，弘法寺的佛教能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有名或无名居士们的贡献。

二、深圳弘法寺居士（义工）管理的几个重要因素

深圳是新兴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高速度的工作节奏，成为年轻人创业的乐土，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人口年轻化、人文素质偏高的特点。同时，我国这个著名的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贸易发展很快，和毗邻的香港相接，与澳门为邻，三地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频繁，其辐射又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使之成为我国对外展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它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时，也兼有宗教与文化的竞争、渗透与反渗透。所以深圳成为当前我国最受到世界各国宗教界关注与渗透的重要地区之一。深圳城市人口年轻化、多元化、文化素质高，但是并不是说年青人没有宗教信仰，相反在这个工作节奏紧张，生活压力大的地方，人们更需要心理的抒解与调整，宗教在这个地区是有充分市场的。深圳信仰市场群体以年轻人为主，同时周边城市香港西化程度较高，其它地区则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诸种复杂因素影响的现实情况，本焕长老特意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道”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佛教现代化的“大道”，也是当前中央政府所强调的社会和谐的弘大之道。把弘法寺建设好、管理好，使之成为一个好的榜样，让海内外信众与游人，从这所寺院看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看到佛教文化，看到中国僧人不但素质高、形象好、持戒严，而且还有较高的政策水准、管理能力和文化水平，真正成为国内的模范道场。

弘法寺内部有一个水平较高的、团结的僧伽队伍。弘法寺的历史只有20多年，寺里常住僧人主要以年轻的僧人为主。这些僧人，特别是寺内中层管理层的僧人，有修行，有信仰，有知识，有文化，懂管理，具有现代眼光，佛教在他们的弘杨下，与深圳社会发生了很好地适应，契机了居士信众的要求，因之得到了居士们的拥护。

三、深圳弘法寺居士（义工）的管理特点

弘法寺对居士的管理，主要有如下几种措施与方法。

一、弘法寺将居士与义工的管理纳入寺院的正常工作，为每位皈依居士严格履行皈依手续。凡皈依的居士或将参加活动的义工，必须留下真实的身份与联系方式，其名字、性别、法名、住址和身分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特长（有车的、会烹调的、有接待能力或爱好）等基本情况均录入电脑，然后才能颁发《居士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便于联络，一方面可以真实统计人数，弘法寺资料库中，登记的居士有数十万人。然后，再按照地域进行分组，弘法寺的居士，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最集中的还是深圳与香港两个地区，他们成为弘法寺日常的护法团队。

二、努力做好居士团队的工作。2006年6月“深圳弘法寺义工护法团”成立，标志着弘法寺所属的居士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义工护法团成员中青年居士占一半左右，队伍呈年轻化，文化程度相对高。义工护法团成立后，坚持每周日集中学习佛法及义工须知。通过对居士义工的管理，寺庙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最终形成双方之间的良性循环。每逢寺院举行大的佛事活动，寺庙里义工云集，组织有序。这几年来，弘法寺举办的多达数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活动，都是依靠义工无私贡献而顺利完成的。如今义工制度已经成为弘法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不仅使寺里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且还调动了居士与义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集体感与归属感，寺院与居士之间的互动也增强。此外，寺里还组织了“弘法寺护法理事会”，邀请那些在社会上有较高地位和对寺院作出重大贡献的居士，请他们担任董事，共商弘法寺发展的大计，寺院的重大事情与未来的前途通过他们的参与，有了民主的保障与经济的支持。

为便于组织协调，横向上，寺院将居士按所在地域划片分组，并与当地基层组织（社区或居委会）共同考察任命组长或片长，负责日常联系居士的工作。居士按各自居住的地区分片组织起来，组成学佛小组，每个小组20人左右，选出一名热心的居士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该地居士的日常熏修。再由数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型的组织，最后形成每个区域的居士组织，纵向上，形成金字塔式的居士网路结构。

三、居士（义工）团努力接受政府的领导，让其成为基础组织可以依靠的有效力量。弘法寺的居士（义工）团与政府的有关部门形成信息共享，居士（义工）团的全体人员造册提供给共青团志愿者管理组织使用。弘法寺鼓励居士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公益活动，为其提供发挥能力的平台。共青团可以随意使用义工团，将他们转换为社区志愿者的身份，并不需要使用寺院的名称。这样做，较好地完成了寺院与社会之间的对接，寺院培训居士（义工）为社会志愿者管理组织提供优质服务，居士（义工）在参与社会志愿者活动后又为寺院活动提供了经验。实际上，弘法寺的居士（义工）培训班已成为深圳社区青年志愿者输送基地，在服务社区，参与应对自然灾情，搞活社区慈善、文化等公益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让居士（义工）在参与中受教育，在参与中接触社会，在参与中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成为所在社区青年服务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也为寺庙文化与管理拓宽了思路与方式，充分调动了居士们的热情，保证了居士（义工）团队充满活力。

四、弘法寺非常重视居士的培训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居士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与修行水平。根据深圳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的特点，在居士当中选拔一些懂佛教理论知识界，有事业心，愿意为佛教作事的年轻人，在节假日与公休日期间对居士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佛学知识水平与公益心。每年年初就把全年的固定活动刊登在《弘法》杂志上面，向居士广而告之，让他们心中有数。弘法寺为了让佛弟子们能够及时得到寺庙的信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广泛地居士网络，将居士纳入网络系统，整合居士资源，平常利用网络向居士介绍弘法寺的情况与佛教知识，有事情时通过短消息，请他们前来参与。居士很快地就能根据寺方的需要，配合寺方的活动。这种通讯方式，对寺庙举办重大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本焕长老的寿诞活动与今年“5.12”大地震的赈灾法会，得到了居士的支持，与这种通讯方式有重要的关系。

同时，寺院对能通过修养品德、佛学知识、禅堂修炼三关考核的居士，免费提供食宿。寺院的修行场地向所有的居士开放，特别是在“禅七”期间，居士可以和法师一起在禅堂用功，通过向禅师的请益，提高自己的修行水平。每逢周末，寺里要举办讲经说法的活动，由寺里的僧人或外聘的法师向居士们宣讲佛教经典，每个月里，寺里邀请全国知名学者在讲堂向居士介绍国学的知识，提高居士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以及加强正信的能力。

五、为不同程度和不同需求的居士建立专用的联系制度。从实际情况看，长期到寺院参加活动的居士，主要以中老年人偏多，年青人由于工作繁忙，相对来寺院的时间少一些，除了重大的活动之外，平时到寺院主要是礼佛烧香，拜见了本焕长老以后，就不在寺院里停留。中年人由于身负的责任多和矛盾多，故在精神方面更加渴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安慰与指导，为此寺里不定期举行解忧答惑的活动，主要针对一些中年人的思想问题，组织懂佛法与心理学的僧人，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让他们能够得到思想的放松，放下身上的包袱。老年人多关心的是未来怎样解决身后的问题，寺里利用召开专门念佛讲座，请本老来给大家开示，鼓励他们修行，多念佛，精进用功，支持他们的修行活动。对有的人提出的问题，平常师父们也利用闲暇时间随时解答，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总之，解决思想问题，是寺院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当前寺院的工作重点，它已经成为寺院与居士之间互动的日常方式之一。

六、充分尊重居士的权益，让他们感到佛教的亲切与僧人的关心。寺里要求所有的僧人都要礼待居士，不能在居士面前摆架子，或者粗暴对待居士，对居士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耐心解答，不能不睬不理，让居士来到寺庙后有在家的感觉，使他们有一个归属感，让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

七、借鉴其它宗教的管理思想，用在居士管理方面。寺里为了改变以往居士随顺法师的游动性大，不好管理的情况，借鉴其它宗教的“堂口意识”思维，把居士尽可能聚拢在弘法寺范围内，在居士中确立佛教的“寺院意识”，强调居士要以寺院为中心而进行活动，让他们在参与弘法寺居士活动中产生自豪感。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政府的“居士游动性大、不便管理”的头疼问题。

四、当代居士管理的理论探讨

佛教徒由四众组成，居士是其中之一，也是佛教界里最重要力量之一，因由居家之士组成而得名。梵语原义有家长、家主、长者之义。又有居财之士或居家有道之士之意。在印度指吠舍（毗舍）阶级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居士就成为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对佛教作出种贡献的居士，如东汉的牟融、安玄等宏法扶戒、导信化疑，同为佛教初传中国时的启蒙人物。东晋的张野、王乔之等同为庐山白莲社中的著名居士；钟离瑾等都持名念佛勤修净土。唐宋的王敬初等同沐曹溪之风，究心禅道；杨亿和李遵勖同得临济的机用，不舍尘劳，顿明心性。梁肃受教于天台湛然，裴休得法于华严宗密，都是能各宏其教的士大夫。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宋濂等，都是游心于佛海的文学家。

现在的佛教组织，一是包含面甚广，二是具有一定的行动纲领和利益诉求，以及一些受现代社会影响而建立的制度性措施。现代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时间，当时曾经有过中国佛教总会、佛教协进会、佛教大同会，以及佛学研究会等等组织。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形式成立的背景是从弘传佛教，宣讲佛教文化的活动而开始的。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没有生气，一些有眼光和有学问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学者和居士们为了让佛教能走入社会，积极开展讲经研讨的活动，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出现了生机，共同的信仰，共修钻研，促使人们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干卫教弘法的团体。以后中国佛教的组织建设成为太虚大师教制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近代社会，居士佛教也是当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佛教界出现的像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唐大园、王一亭等人都对推动佛教现代化作出过贡献。当代佛教界大居士杨钊等一大批人物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历代佛教界里以居士为群体组成的居士团体也层出不穷。东晋的庐山白莲社就是在名僧慧远领导下的一个以念佛为特点的居士团体。北魏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唐代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金代有千人邑会，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近代佛教史上的上海佛教界居士的表现显著，上海佛教居士林不仅是中国佛教界里的重要力量，而且引领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以南京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则成为我国佛教理论界的里有建树的代表。

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居士对佛教作出的贡献。是他们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居士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一直走在前面，他们的引领作用，弥补了当时僧界的不足，为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佛教界的居士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全国各地的一些居士林组织在培养正信、组织居士过佛教生活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随着我国佛教的不断发展，居士将会在我国佛教界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出家僧人与居士一直有互动的关系，双方互相谁也离不开谁，鱼水交融，相互支撑，促使了佛教事业的全面发展。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僧宝是发展佛教的决定性原因，居士要护持三宝，最重要的就是要护持僧宝。历史上，僧宝的地位从来就没有降低过，僧人始终是受到居士的护持。但是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从清代开始，由于佛教僧伽内部人才不出，僧宝的地位受到了居士的挑战，居士佛教开始兴起。从民国到现在，居士佛教的风气始终在影响中国的佛教，并且给佛教的清净有序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当前我国居士佛教发展很快，这对佛教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有这么多的居士关心佛教和热爱佛教，说明未来的佛教是有希望的。作为出家人来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当然居士佛教在发展的同时，也对僧伽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居士出家人的行为有所评论，有时也会影响到佛教的形象。但是这并不是佛教发展的主因，居士佛教的发展对僧伽佛教无疑是有促动的，由于居士佛教的发展，与僧伽之间有了互动的关系，所以对僧伽来说，也是一个压力与竞争。但是任何发展都是应该在政府的管理下和有序地发展，无序发展反而会破坏已经发展起来的佛教，所以为了保持佛教的健康发展，把居士的管理纳入政府与佛教界的工作之内，已经刻不容缓了。

居士的身份是在家者和信仰者，且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与寺院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不存在义务与责任，由于这一点，居士的管理不好纳入寺院的工作范围。从当前的居士构成来看，文化程度较高，对佛教的理论教义掌握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学佛与修佛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以追求神通者居多，因此造成了居士中许多人最后修行走偏，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益，他们更需要出家人来进行正确地引导。我们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由于就业的压力与选择面的扩大，以及种种原因，许多人与原有的工作单位或组织脱离了关系，或者没有组织与单位，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组织的关怀，需要与人交谈和来往，有组成信仰共同体的需求，信仰佛教，参加居士活动恰恰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将居士组织起来，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佛教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做贡献的延伸。

深圳弘法寺的居士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并且可以供中国佛教界人士参考。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一些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制度上寺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便能够从根源上建立管理的机制。在培训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力争能够将居士的需要完全结合起来，等等。我们相信，只要政府重视这项工作，我国的居士佛教就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中国的佛教将会变得更加纯正，充满了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