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事业纵横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佛教化行人间，至今两千五百余年，在这条永远奔流不息的长河巨川面前，我们每个佛弟子都只不过是卑微渺小的过客！就我自己而言，在新加坡，在我这个椰风蕉雨、五彩缤纷的热带家园，我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守望着这条伟大的长河，感受着自己的卑微和渺小，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佛教作家法云法师一段与此有关的细绘：

“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从早晨天未亮，一直到晚上的10点多钟，居士林都是敞开着大门，精心制作的佳肴让你来一饱方休。这里不算大，寸土寸金的小小的新加坡，能有这样一个宗教的地盘也很难得，故居士林的建筑，毫不例外地便往高处发展，目前已增至七层，一层至二层便是我们免费进餐的大厅。

普通人们的心理，受人施舍，总不免惹出羞疑之心，但这里是佛陀的道场，四处都是佛菩萨在慈眉善目地关注你，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人恶目扫视，有人嫌厌看人，不用担心有人监督你，不，你不用担心，气氛是祥和的，行动是自由的，心情是惬意的，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人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人人又都在饱食下得到转馈他人的力量。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仪式，这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事例，家庭式的盛宴，也并非一碗米饭，一碗汤，几道菜，单单这菜色，有数十种之多，全是地道可口的菜肴、香菇、木耳、金针、豆腐、笋干，天天不断，新鲜的西瓜、木瓜、苹果、橘子，全洗好，去皮，切片，你只要动动叉子，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大米之外，还有冬粉、米粉，还有各式面食、包子、水饺、甜点，随你来尽心所欲。

每天有上千人来进食，这是一个准确的统计，周末或佛诞日则达五六千人之多，来的人当然以佛教徒居多，也有不信仰者，以及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及马来人、洋人，其他国籍者，挂单僧侣、参学信徒、远方游客，不一而道。在这种场合下，困顿的人们得到安慰，忧郁的情绪得到缓解，心态变得开朗，紧锁的眉结暂时会打开，还要分什幺贫贱，还要分什幺种族，还要分什幺地位，饱食后的人们，纷纷带着那份宽慰，再去踏实地工作，努力地享受生活，装扮世界，祈福他人。

在这里，全年365天，每天要吃掉200公斤以上的米粮，200至300公斤以上的蔬菜及水果。

当然更多的是礼佛的信众，他们在这里普佛，索取经书、光盘，听讲经，交流学佛心得，也在这里用餐。”

作家的生花妙笔，还有媒体报章不断的报道，让这道彩色的河流流动在世人面前，很多同修和朋友以为这样一来，作为居士林的林长，我的生活，一定是除了劳碌不堪就没有别的什幺内容了。其实不然，在永远人流如织、事务如麻的白昼之外，在庄严的课诵之余，对话和思考也是我精神世界的乐趣所在。借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这个宝贵的园地，我愿就佛教慈善事业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佛教慈善事业三阶段

我在这里提出所谓三阶段，并非时间上的先后，而主要着眼于一种逻辑上的联系。事实上，不论我们主观上划分多少个阶段，佛教慈善事业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人为地机械地分割、区隔开来的。考察任何一个地区或一个机构的发生、发展历史，可以有一点历史的逻辑的参照，这是我所谓“三阶段论”的本意。并且，我这里所言“佛教慈善事业”，并非宏观的抽象的叙事，而是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七十多年的历史，试图作一点具体而微的观照。

（一）、草创之际观元气

“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我们老祖先的这句话，已经被后人引用了不计其数次，但是我要说，上苍赐给中华民族千万里广袤的江山，高天厚土滋养我们上下几千年，只是在最近百多年间，许多走投无路的贫苦移民，从福建广东下了大海，出没风波，飘洋过海，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上到岸上的一些人，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是真正开始了“以启山林”的人生，这话应当不属夸张吧。当年是何等因缘，让那幺多劫后余生的俊杰之士，走到一起来组织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不断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的。

我的回答是，这个居士林，就是一些“怪物们”走到一起搞起来的！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正式创立是1934年，此前数十年的移民社会基础已经为此准备了合适的创建人团队：南来高僧、富商大亨、文人儒士，甚至还少不了清末革命党人，这些人聚集到一起，开创居士林，当然，共同的佛教信仰是首要的原因，是根本的原因，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予生也晚，但是父老口碑相传，和泛黄的历史材料证明，共同的侠肝义胆、血性热肠，是这些开创者们普遍的人格特质，老法师、老居士们告诉我：

这些开创者们在弘法慈济之余，会聚在一起或唱和，或分韵，赋诗填词，诗作既成，豪气干云，仰天大笑，长歌当哭，殖民当道，无处出版，于是集束成卷，投入瓮中，掘土三尺，深埋花径，而后方长啸散去。半世纪后，旧址翻新建设，时有所见。

“乱世欣逢豪杰士，袛园普济独孤身。登堂百口齐呼佛，法雨宏施洗劫尘！”这是文人儒士的记述。“万树百梅新世界，一花一佛一灵山”，这是老法师的苦吟，“造化无私偏独厚，一生长住水云乡”，这是亿万富翁观莲有感，不胜枚举。

佛教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宗教，中华文化其实是个非常感性的文化，两者遇合，厚培其元气，长劳其筋骨，比什幺观念之谈都来得重要。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机构，一项事业，总是要有点元气的，大凡草创之际，观其元气厚薄，察其意气消长，则后来事往往不问可知。

（二） 格局气质看慈善

从来没有一个制度，来决定佛教机构什幺时间、什幺方式来兴办慈善事业，无非成立之初即发此初心，待到经历曲折、站稳脚跟，方能举办成规模的慈善事业，无非也是因应当时当地因缘，想方设法救难救苦。新加坡佛教居士成立刚到七年，遇上可以说是最大逆境――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百万人民陷于战乱地狱，所有法师居士日以继夜，全力以赴，赈恤救难、施医赠药、施衣施粥。惨烈痛苦，不堪细说。然而，这也算最大的逆增上缘，新加坡佛教慈善事业在二战结束之后，由此走上了持之以恒，越来越广阔的发展之途。

任何一间宗教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如人之成年，可以由其气质格局观其发展空间，慈善事业是否兴办，兴办得如何，乃其器局之最真实表征，气质定格局，格局见将来，慈善事业是宗教机构生命力所在，“流动性”越好，活力越充沛，有容乃大，前景未可限量，佛教总的发展图景必然如此，至于具体一国一地一机构一道场，时节因缘，精进可矣。

新加坡被世人称作“小红点”，单纯就宗教慈善事业来说，我们倒是也没有辱没这个美丽的封号，因为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种族宗教和谐局面稳定，“小红点”里面的人民安居乐业，慈善事业数十年以来充分发挥了功能，覆盖面大体到位，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行有余力，对周边的国家地区贡献力量救急救贫，还算国际口碑尚佳，观感不错，总体上讲，愿与力相称，言和行一致，“小红点”也有春天，“小红点”慈善救济心肠永远是火热火热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红点不问大小，气质佳否，格局如何，全在于是不是“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慈善事业做得如何，是衡量一个宗教机构团体的试金石。格局大，质地厚，慈善事业做起来风生水起，是必然可期的。

（三）、制度变习俗，方能问久远

中国伟人有一句名言，晓畅明白：“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个机构团体的历史，往往蕴含几代人几辈子最佳年华、鼎盛春秋，怎幺才能保证永远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前贤今人对此有足够的答案，车载斗量，不外乎“制度建设”、“制度保证”云云，这些说法当然都没有错，应当重视，应当真抓实干。但是，根据在下的一点点体会，再好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都会变化的。根据我在新加坡这个活色生香的“种族宗教博物馆”观察所知，比制度更靠得住、更久远的是习俗这个层面的东西，事实上，习俗就是腌制得最为成功的制度，好的习俗就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尊崇的制度，制度是很容易变质变味的东西，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感情、信仰、喜好和习惯去腌制——而这样的腌盐和防腐剂，是永远取用不竭的！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贤草创之际，就把慈善救济事业放在核心位置，不论是非常事件之际救灾恤难，还是成立福利基金、教育基金以帮助贫苦老人及学生，并没有什幺强制性的制度规定居士林林友必须捐款多少，然而，仅仅是最近二十多年里，根据不完全统计，分发度岁金千万元以上，受惠老人数十万，助学金发放总额亦在千万元，并且越是经济不景气世道艰难，我们越是增加发放金额，增加受惠人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制定了多少精确严格的捐赠制度，而是信众乐善好施在新加坡已蔚然成风，早就形成文化习俗传统，四川汶川大地震消息刚一传出，居士林发出救难号召，响应者如云，数日之间筹集数百万元捐款送往中国大使馆，归根结底，是“无缘大慈”的精神，是“同体大悲”的文化，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佛教慈善事业三要素

慈悲心、智慧眼、群众路线很关键。

佛教慈善事业，最核心的内容是什幺？当然是人的问题。

我常说，做佛教慈善事业的人，首先要具备最基本的佛教信仰和感情，“慈善”两个字现在用滥了，考其本原，其实华人在传统上讲的是“慈悲”，普通百姓可能连“慈悲”也隔膜，但是你要是像中医那样，在望闻问切时，给病患搭脉垫上一个舒服的手枕，上写“拔苦”两个字，那就立刻当下让他明白让他欢喜了，有什幺别有病，凡夫俗子谁不生病，生病了告诉他要“拔苦与乐”，这就是慈悲了。但是，大家知道，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一直到今天，这“慈悲”两个字带给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其实还不都是正面的美丽的感受，很多时候真是与一些十分负面消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中间原因很多，但是其中至少有两个极端的反应，一是“假仁假义假慈悲”，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其二是“慈悲=愚痴=呆傻”，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除了具备慈悲心，还得非常重视世间法，要多积累社会经验，要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尽早练就一双“世事通明皆学问”的眼睛，识别骗子坏人，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但光有慈悲心、智慧眼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落到实处，还要靠走群众路线，这个词如今在它的发源地中国社会，似乎久已不闻，但是实践证明，此系万世不易的真理。

新加坡华人传统相对来说保存比较完整，结合移民社会的一些特点，在宗教慈善事业方面保持和发展出一些非常具备特色、历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和各种华人节庆相结合，宗教团体为特定的具体慈善、救济或教育项目，发动群众，募集钱财。这就完全依靠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了。

距今二十八年前，为了筹建佛教文殊中学，我作为总务，带领六十多组两百多个人，跑中元会，那时情形非常困难，很难进去。我运用自己交游广阔的优势，发动那些出租桌子椅子的朋友公司，哪里有中元会通知我，还跑到负责申办执照的部门，谁来申请，我就在一边抄录。与此同时，我在居士林大殿宣布，你们邻居有中元会请通知我，我就去。一时之间，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从六月三十开始，我就驾着自己新买的车开始跑，晚上跑到半夜两点，早上六点睁开眼睛又再跑。如此这般，跑到十五，我就开始累得吐血了。结果宏船法师、常凯法师他们出来，叫我不可以跑，必须要停。我说，正在做的时候，半途不做，怎幺行呢？不可以停的！六十多个组两百多人，我要指挥，我要去招，每天都是我招的，我停下来钱就没有了，一定要做。结果还是跑足了一个月。后来医生查出我肺上长瘤，说是一吐血就要动手术，明确就是癌症。那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事实上，那以后的我在陈笃生医院出出进进八年，最后我那个瘤反而照不到了，只剩下一点痕迹而已。我的态度是，不管它，没什幺了不起。我要说的是，真正了不起的，不是我们个人，是广大普通的信众。

就是在那次跑中元会的日子里，在女皇镇菜市场，有一天，我去招中元会，遇到一个管事的，胖胖的男人，我跟他说，我是佛教总会的代表，我们要建文殊中学，要在这边募捐。没想到这个胖男人大吼一声“走开！”手上还拿着杀猪刀，态度非常凶。那我说，我们真的是为了学校，他根本不买我的帐，说：“你跟我叫李木源来！”糟糕！我跟他又没有冤仇，为什幺讲话这幺凶，还拿杀猪刀一指？我就照实跟他说，我就是李木源，哪知道人家一听，马上就变了一个人似地热情：“你是李先生？坐、坐、坐！要不要喝咖啡？”为什幺变得这幺快？我问他，他爽直得很，告诉我说“我母亲是你们的会员，她老人家交代我，谁来都拒绝，只有你来可以接受。”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不胜枚举。我其实很惭愧，因为这些居士老菩萨，好多我并不认得，我想，她们这幺发心，是因为她们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法，这些普通的信众，她（他）们才是所有佛教团体的中坚力量。

我进入宗教社团服务已超过四十年，至于离开家庭，放弃个人一切，全身心服务佛教居士林，也已超过整十年。如果要问我最大的感受，我想，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乘佛法必须要走群众路线！

何谓“群众路线”？我的回答是：在佛教社团里，群众就是无数普通信众，依靠信众，服务信众，一切围绕这个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群众路线。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永存”。这是上世纪一位大政治家说过的话。放到我们宗教社团里来讲，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大德高僧为弘法利生贡献了毕生心血，他们来而复去，风范长存，与此同时，护持和支撑起道场社团的，是围绕在大德高僧身边的无数普通信众，我亲眼目睹了多少虔敬居士从青壮入暮年，从青丝变白头，我亲手送走了多少发愿生西的居士老菩萨，反过来，多少如今已达八九十岁的老菩萨，又眼看着我从少年入中年，从中年如今又迈入老年，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菩萨至今还喜欢伸出颤巍巍的手，还象以往一样摸摸我的脸颊、我的肩膀，亲亲热热地叫上一声“木源！”甚至还喜欢跟着她们的孩子叫我“木源兄！”有些老菩萨，看到我正在事务之中忙得团团转，不忍心要我陪，只是站在办事处门口，探头静静地望望我，我看到了，起身去迎，老菩萨丢下一句话“没事，看看你就行”，丢下一包给我准备的素餐，转身颤巍巍地走远了。

前不久，我去一个道场出席活动完毕，一大桌人吃素，我匆匆吃了，抹抹嘴赶紧就走，同行的年轻人故意开玩笑说：哇，跟情人约会呀！等到他们看见我冲进旁边一大群白发苍颜的老居士中间谈笑无间，就知道了真相。年轻人们曾经感叹，对于佛教居士林这些白发苍苍的最基本信众，我从无任何敷衍之色，看到这些潮水一般的信众，使我忘忧，使我兴奋，使我忘却一切不如人意之处。的确，我从不掩饰我的感动：在佛教居士林的居士汪洋大海中，我是快乐的一滴水，我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条鱼！因为，我力量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三、佛教社团自主意识与自组织能力

中国大陆佛教事业，仗三十年改革开放之缘，从“浩劫”之中逐渐复苏，目前，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佛教同道，也许正在佛教慈善与“社会公益”（或社会慈善）之间努力寻找依存空间。这是所有海外信众所乐见其成的，中国大陆以外，华人佛教慈善事业不具备这一因缘，相对来说，也许历史早一点，活动多一点。但是，无论何时何处，最近五六十年间（以世界二战结束为起点），华人佛教慈善事业，从总体上看，呈现出的格局是相当分散、割裂和晚熟的，原因复杂，但是最主要的矛盾根源，可能恰恰在于作为慈善事业所依据的主体，华人佛教自身出现较大的问题，适应社会变革的努力一再严重受挫，群众基础丧失殆尽，自主意识谈不上，自组织能力完全不复历史旧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历史的眼光看，华人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上自南北朝下至隋唐的辉煌时代，从宋朝以后，特别是明朝以下，在总体上逐渐进入僵滞，其间虽有明朝高僧乃至清朝几位居士君主的杰出记录，但危机仍然日益深重。近代百多年，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找出路的百年史，也是华人大乘佛教找出路的历史。佛教居士－－从晚清的杨仁山到当代的赵朴老－－在这中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居士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显现，都是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如与日本、韩国这两个同属大乘佛法之国现状作横向比较，华人佛教，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欣欣向荣之下，其实看不到重新开宗立派的远景，也看不到“居士佛教”或“在家佛教”真成实体的希望－－论者认为，华人佛教远远尚未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接轨，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历史的隧道里，我们还没有真正跨进现代社会的门槛，出路还没有找到！

我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但是我不同意上述论点中的悲观主义倾向。水流千条终归大海，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乘佛法！这是我经常说的话。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好，大乘佛法的历史也好，几千年来就是这幺一个简单的道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乘佛法在华人世界的兴衰，佛教所举办的慈善事业，能否获得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完全取决于是否能赢得广大信众，是否能深入广大信众，是否能服务于广大信众。

一句话，正信佛教，何时能够重新获得足够的自主意识，何时能够以合格的自组织能力，实现服务信众的根本宗旨，即是佛教慈善事业其真正成功圆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