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出大师，中国需要恢复书院

季羡林先生的去世，让我想到了很多或近或远的往事。

其一，近年来，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网上科学打假，他们要在道德上打倒一个人，一是看是否剽窃，二便是要证明他不权威。而否定其权威性的主要方法，是看其论文有没有被SCI（科学引文索引）等外国论文辑录收录过。

这便存在一个问题——洋人建立的论文集成固然是很权威的，但洋人并看不懂中文。假如一位中国专家是从事一种本身用不着英文的学科，比如古汉语音韵学，比如中医学，那么他不一定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也不一定有渠道或者经验把成果展示在国际同行面前，那么，自然他的论文也不会被SCI之类的国际索引收录。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否可以否认这位中国专家在相关领域的权威性呢？

简而言之，中国的文明因为亚欧大陆的地理阻隔，是迥异于西方的。那么，我们的文明成果，是否非要外国人来认可了，才能称之为文明成果呢？

其二，这就要说到文明产品的问题了。

西方文明肇始于日耳曼文明，这种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以建立全球性工业、贸易体系，从而最大限度榨取自然资源为优势国家服务。

中国文明在其最强盛的时期，是以华夏文明为标志的。这种文明更注重精神产品，比如诗歌、绘画、音乐等，这个文明生产出来的器物，也主要是瓷器、丝绸、茶叶之类象征人类宁静审美生活的物品。

可以说，两种文明从内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直到17世纪中期之前，中国文明创造出的精神、物质产品，还是远大于西方的。只是在明朝统治末期，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加之与建州女真接壤这样的特殊地缘，这个GDP占当时全球一半以上，通过贸易获取了西班牙在美洲获得的全部白银的王朝，意外地被中止了。在明朝灭亡前，无论是出版、农学、天文、地理，还是医学、水利、化学、物理，中国都是与西方处于同一水平，在一些领域还高于西方。

从1644年至今，中国一直力图摆脱下坡态势，重新走向世界一流强国的康庄大道。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经济上看到了一些曙光，但在精神产品上，却还是泛乏可陈。

这就要提到我们的邻居俄罗斯了。实际上俄罗斯在古代史上的文明成就是远不如我国的，但15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征服了横跨欧亚的广大国土，开始生长出一种独立于欧美文明的独特文明。尽管俄罗斯在地理上一般被归为欧洲国家，其语言也属印欧语系，其实和英美的关系较我国亲近。但是，俄罗斯生产全俄文的兵器，军工体系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匹敌美国的；俄罗斯有自己的文化大师，无论是文学家、画家，还是音乐家、思想家，都完全独立于欧美，因为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俄罗斯一般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

那么，中国要真正实现复兴，就必须要有完全与欧美不同的独立价值观和思想体系，重新开始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否则，中国将无法从异族创造的文明体系中走出来，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其三，这就要提到中国的书院传统和历代大师的产生了。

春秋时期，学校还不太盛行，读书人一般通过自学实现知识积累。

然而，就是这个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时期，却产生了老子、墨子、孙子、韩非子、孔子等一批跨越时间、空间的大师。直到今天，全世界还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试图在他们的思想宝库中找到答案。从前我以为这是中国人自己YY，但是近年来接触过一些西方精英，发现西方确实还在学习中国的诸子百家，而中国自己却一度打倒了孔老二，这是很让人感叹的现象。

汉代，我的故乡四川出了个司马相如，唐代又出了个李白，宋代出了三苏。问题是，这些人都是在私塾或者书院里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任何现代流水线式的学校教育洗礼。

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这类古代书院，算是从前规模大点的，里面出了许多大师。但书院并不颁发文凭，只是组织学生读书，并鼓励独立写作和观点碰撞。而古时遍布全国城乡的私塾、家塾，更是培养出了无数文化大师。当时没有学术期刊，没有职称，没有论文，书院和今天中国的所谓大学时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但却产生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师并不像今天某些历史学家污蔑的那样，只是写八股文。实际上，古代华夏王朝的知识分子，除了贯通人文学科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一直与西方平起平坐，很多时候还领先西方。这种状况，直到17中期，文明因落后势力入侵而中止才告一段落。这些大师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成就，也使当时的中国一直傲立世界一流大国的行列。

其四，季羡林先生去世了，中国还能产生大师吗？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者们，自己是从私塾出来的，后来又接触了西学，最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极度自卑，他们试图消除古代华夏文明的一切影响，建立完全西化的社会。

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却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师匮乏的年代，在文学、哲学、艺术、音乐领域，我们没能出现一个拥有独立于西方意识，并受到全球认可的大师。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一项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发明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国外未必如外国大师在中国般知名的学者，也被捧到了大师的太师椅上，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在这种时候是“聊胜于无”的。

倒是在我们的邻国印度，出现了泰戈尔、甘地这样的大师，真正全球知名，全球景仰。

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基本成为与古代文明脱节，没有得到祖先任何精神遗产的奇怪人群。试问，《千字文》、《三字经》这样的童蒙读物，今天在从前华夏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尚受到尊重，今天中国有几人读过？

这种时候，大师的去世，让我们有青黄不接的落寞。大师之后，几代人中鲜有大师气质者在。经济界，讲的全是西方经济学，到头来还是被别人忽悠了；哲学界，除了黑格尔还是尼采，以讲德语为荣；文学影视界，除了描摹农村的落后赚老外几滴同情的眼泪，还在世界上有点人知道，鲜有歌颂民族历史文明成就的佳作问世；国学界，学院里的人在国内找不到感觉，纷纷东渡日韩，去跪求从前他们的祖先抱着崇敬态度派遣唐使迎回他乡的，在我国境内已经失传的古籍善本，而学院外的文化骗子们，在北京上海口口声声说着国学，实际是搞讲座卖书赚钱；美术界，口口声声都是“当代艺术”，还在人云亦云地画光屁股女人，只是近来学会了用各种多边形替代古典油画的直白；音乐界，听说古琴教学也开始用五线谱……

我们的两京货殖呢？我们的庄周梦蝶呢？我们的洞仙歌和静夜思呢？我们的牡丹亭呢？我们的永乐大典呢？我们的吴带当风呢？我们的广陵散呢？

那个雍容自信、傲视寰球的古国，那个尊重学者鄙视商贾的衣冠上国，今天已经渐行渐远。引领全民族的精英和大师，更是远离了现实的社会。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抱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心，在各地建立了一些书院，教小孩子从零开始，先学经书立身，再学西来之学。问题是，像孟母堂这样的机构，居然被以非法办学为名给叫停了。

大师本已罕见，再不恢复书院，再不恢复那一点点的自信，再用流水线生产读书人，我们就真的要仰天长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