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三）

三．“以德抗势”：尊严和隔离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发生冲突时，儒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儒家参与公共事务的特征太鲜明了，以至于将这一部分去掉儒家是否还是儒家，就会成为疑问。但孔子从未打算过为了获得参政的机会而给自己的政治理想打折扣，更别说是放弃了，这一点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也非常强烈。他升至代理鲁国相职（摄相位）更有条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引起了邻国齐国的不安，他们担心富庶和有秩序的鲁国会对自己会构成威胁，他们採取了离间国君臣关系的进献美人和财物的腐蚀计谋。孔子明智这是齐国不怀好意的圈套，因此他规劝拒绝。孔子如果採取变通策略或容忍的办法，他就可以在鲁国继续从事政治事务。齐国已经知道孔子的道义精神和正直，也知道鲁国不会接受孔子的忠诚的劝告。因此，孔子离开鲁国是为了坚持道义的“自我放逐”，这是他的政治理念同现实直接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是孔子意识到他在卫国无法发挥作用时，他决定到西部的晋国访问执政的赵简子，他和他的弟子到了黄河南岸，但在这里他听说赵简子杀害了窦鸣犊和舜华。在孔子看来，这两位原来都是晋国的贤良大夫，在赵简子没有得志的时候，他依靠他们支持自己，他一得志就杀害他们，这是非常不义的行为，他要避开这种人。于是毅然决定返回。在现实主义决定政治生活的时代，坚持政治伦理和原则的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的机会。事实上，孟子和荀子同样如此。

相比之下，法家、纵横家甚至名家一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能够获得显赫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基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善于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受政治伦理的约束。商鞅是这方面的一个恰当例子，他们通过孝公的一个嬖臣把自己引荐给孝公，他先后两次向孝公讲述帝道和王道，都引不起孝公的兴趣，最后他又转变为向孝公讲述霸道，一下了吸引了孝公并赢得信任。后来批评商鞅的儒家式人物赵良毫不留情的批评，说他是政治投机而无道德原则。李斯在政治伦理与现实之间产生冲突之际，他不时想到荀子的道德教诲，但他的实际选择都是以放弃前者为代价的，他完全被现实的功名利禄所左右。孟子批评公孙衍、张仪“以顺为正”，这是“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现实的利益是优先的。为了眼前的利益，这些人明知许多行为和做法不合道德，乃至于不合法，他们仍然以无可奈何的微弱歎声而选择这样的行为。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同流合污就不是少数的人行为了，而是集体的共同行为。

但对于儒家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更是不能接受的。儒家信奉道德和人格的尊严，不迎合权势，也不会屈服于权势。如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在曾子看来，具有道德价值的（“仁义”）人，就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上》）子夏贫穷，仍然不愿于“入仕”，他要对那些虚骄的权势者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一般来说，要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我尊重，如同《孔丛子·居卫》篇所说：“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对于儒家来说，具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本身就是他尊严和优势，他无愧于天地，更何况是世俗的权势。孟子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孟子想投入政治是不用说的，但他在那些君主面前，从不迎合他们而是直抒自己的政治见解，批评君主的不良行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淫，贫贱不能移”的说法，在孟子那里决不是口号，而是孟子正直行的记录。起源于柔弱的儒家，通过转化产生出了以德抗位、以德抗势、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的风骨和气节。余英时、杜维明氏都强调儒家的这种道德勇气和自我认同精神。儒家之所以会受到一些批评，就是体制化下的儒家容易同权势妥协和让步，甚至被权力腐化，这同现代知识人容易被腐化一样。儒家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后，产生了一些腐儒、俗儒，这些人往往向现实让步以获得实际上的利益。但正如钱穆先生所看到的那样，历史上真正有影响的大儒都是有良知和骨气的一些人。他说：“然则在中国，真为士，即不得大用。获大用者，或非真士。”原则上，儒家自身一直要求自律，以避免变质。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是早期儒家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的代表人物。

从早期儒家的耿直、原则性和不妥协精神，我们可以理解儒家何以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机会，也可以摆脱对儒家救世的行为的消极评论。如果用一般世俗的成败、得失标准来衡量，孔子周游天下的历程是失败的，他遇到的一连患挫折和打击都是这种失败的见证。事实上，以此来评判孔子的做法很常见。但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它的理想性因而实现起来非常艰难。孔子确实像罗素说的那样想为人类服务，他又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天下有道”），模型是三代特别是“西周”时代。按照他的标准衡量，他的当时社会是“无道”，以“无道”和“有道”将社会二元论，说明了孔子的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墨子刻曾讨论过孔子的“乌托邦主义”。孔子可能抱有黑格尔所说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信念，相信应该做的就是能够做的，能够做的就做得到。但在隐者看来，他想做的是实际上是他无法做到的，所以这些隐者就嘲讽他，规劝他不要不识时务、自讨苦吃。《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他们对孔子的嘲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可能很想听听这位“狂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但这位“狂人”不近人情，拒绝同孔子作更多的交流。孔子的超凡精神和魅力正在于，他坚定不移地守护自己的道和德良知。他虽然不断遇到挫折和打击，但他始终不放弃他的理想和责任，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不知老之将之”），一直坚持他的信念，坦然面对一切不幸和遭遇。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一书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开头他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有许多男女要想为人类服务，但是他们迷惑不解，而且他们的力量似乎非常淼小。他们为失望所控制；热情最高的人，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痛苦最深，而且因为缺乏希望的缘故，最容易造成精神的衰败。”但孔子始终没有为他的热情“造成精神的衰败”，他被称之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而不是庄子所说的好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杜维明氏对孔子周游世界的“意义”有一个说明，孔子的追求不能用通常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加以评判。孔子之后，墨子在救世苦行上，实际上也是很典型的。他和他的弟子“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孟子·尽心上》记载：“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及其信徒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通过最为辛苦的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来体现的。《墨经》中有一个辞彙叫“任”，指“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说》进一步解释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家就是真正的“任士”。《庄子·秋水》说“任士之所劳”，其“任士”指的就是墨家。墨子的救世苦行当然就受到了的质疑，实际的结果也许不能根本改变世界，但他不袖手旁观，他只做他良知所允许的事。同样，儒家也是“任士”，孔子在陈蔡之地受到围攻连续数日被困，忍受着饥饿，有的弟子开始怀疑和动摇了，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询问颜渊的看法，颜渊的评论使孔子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说出了孔子的超凡境界：“颜回入见。‘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

当然，坚持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儒家，面对无奈的现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放弃的考虑。在周游列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孔子也到了晚年。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中庸》）他甚至还产生了做隐者的念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因此，孔子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善于变通来变通，它是决断意义上的追求，也是决断意义上隔离和放弃。而且隔离和放弃也决不意味着沉沦，它只是将直接的“淑世”变为“洁身自好”。我们知道孔子和孟子分别都有一个很着名的自许：

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儒家的隔离和退隐，同他们选择参与政治的一般倾向并不矛盾。“入仕”是为了他们的道德信念，同样“不仕”也是为了他们的道德信念，差别在于前者可以直接产生普遍的道德效果，而后者则是直接保持一个人自身的道德行为。由于屈原只能以淑世的方式而存在，当他的这种愿望破灭之后，他就只能选择“自杀”。但儒家还有一个选择，即通过“自我隔离”而保持自我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出间接淑世的意义。对此，金岳霖氏有一个恰当的说明：

儒家讲内圣外王，认为内在的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政治家。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成了不成文的宪法，国家的治理多半用柔和的社会制约，而不大用硬性的法纪；在这样的国家里，杰出的哲学家和大师的地位即便不高于在野的政治家，至少与在野的政治家相等，同法治国家的杰出律师一样。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