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李向平

宗教的社会救助，不应当局限于灾难的救助以及灾后的重建，不仅仅局限于钱财物质的捐助，它必然要涉及灾区民众的精神重建、认知重建与社会重建等重要方面。在这些灾后重建中，百废待兴，但以社会重建为重。因为一个稳定而诚信的“社会”重建，它们应当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同时也包含了信仰与认知的重建，并赋予它们以制度聚合的基础。所以，人们熟悉的各大宗教及其信仰体系，应当就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

然而，就目前中国宗教及其社会救助事业来看，其能建构的社会救助模式，大致有如下四种：1.救助式社会救助；2.指令式社会救助；3.交换式社会救助；4.特殊式社会救助。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功能。

实际上，宗教的社会公益事业，宗教的社会救助功能，应当是一种社会事业交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共享方式。所以，它应当是公共慈善+心灵共建模式，既有心灵共建模式的功能建构，同时也是社会信仰的重建模式，应当具有专业化、团体化、社会化、理性化的各项特征。这也是当代中国宗教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整个节目中的两个环节因为中美学生表现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之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结果，忽视了如何实现的过程，不去思索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我们文化中的官本位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观念，社会上对于金钱的过分热衷追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我们的孩子的选择清楚地映照出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一些劣根性。

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儿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整个感觉是一个大扫帚，后面拖个小尾巴。

节目之中，有一个留美的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从节目表现的东西来看，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眼光局限，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经过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地悲痛：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

从此节目，我们能够联系当代中国宗教及其社会公益服务模式的某些问题。我曾经认为，中国的宗教是“灾难宗教”，一旦灾难出现，人们就会想起了宗教。其次，宗教的公益社会服务，可以说是中国宗教进入社会的唯一机制，由此也限制了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模式。

二．社会救助就是社会重建

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细心的人应当已经发现，在地震灾区倒塌的无数房屋之中，有寺庙，也有教堂；在悼念死者和感谢生命重生的仪式中，也有烧香燃烛、双手合十、拜天叩地、两手划着十字架……的身影；即使是现在的救灾现场，不少的宗教组织、宗教基金会、宗教性社会组织，已在发挥着它们特有的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功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之中，有佛教的和尚，有基督教的牧师，有伊斯兰教的兄弟。

以救助人类苦难为信仰核心的各大宗教，面对着大灾难之中的生命信仰，它们无疑就是灾时救命、灾后重建的灵性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面对灾难，当然要承当它们本来具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发挥出它们为生民立命、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

如果说，大灾中的生命救助主要是一种紧急救助行动的话，那么，灾后的社会重建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社会过程。它更加需要社会的投入，需要社会的自主和自助，而不再局限于国家、军队、行政权力机构的指令式行动了。因此，为生民立命，在灾后社会重建的层面上，更需要无数个体生命的自愿集合，自发组织、自主自助。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和漫长艰苦的社会建设过程，

各种宗教组织，在这些救助行动之中，实际上就不局限于所谓宗教的信仰及其表达。它们为灾区民众提供的最基本功能，应当就是以生命信仰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组织整合行动。这些社会组织，虽然可以信佛、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行动方式，把已经断裂了各种社会关系的人们再次聚合起来，进而为他们提供价值关怀和社会服务，共享生命高于一切的文化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参加这种互动形式的民众，他们认识了，熟悉了，彼此交往了，能够作为兄弟姊妹在一起团契，分享共同的生活经历了。

因此，这里讨论的所谓“社会重建”，就是作为人际关系的整合，是一切自我存续的人类群体，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领域，自身享有比较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甚至是一种制度聚合。这些宗教体系在为人类文明提供的各种信仰结构之中，本质上就已包涵有人们交往生存的共存关系和行动规范，并能为那些断裂了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灾民们提供一种固有的社会交往方式，进而以一种社会群体、文化团体的形式，来表达灾区民众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