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世界文化名人玄奘---王赵民

在我国，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这大都因《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近年来，随着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热播，使唐僧师徒降妖除魔的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但是《西游记》描写的唐僧，好坏不分、软弱无能，与真实的玄奘与有本质的区别。历史真实中的玄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家，功德圆满的佛界高僧，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他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探险家，未知世界的顽强求索者。

但《西游记》中的唐僧毕竟以真实的玄奘为原型，二者还是有联系的。前者作为后者的艺术形象，仍旧体现了玄奘本人慈悲博大的胸怀和追求理想的执着。因为有了玄奘，才使得《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甚至流传到全世界；而《西游记》又以艺术的形式传播了玄奘的故事和精神，使唐僧成为玄奘的称号。可见，以“唐僧”作为玄奘的称号，不是玄奘的自封，也不是个别佛教徒对玄奘的“抬举”，这是历史老人量体裁衣，根据玄奘法师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他所特制的一顶极其合适的桂冠。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位有真实记载的历史人物会像玄奘一样，变成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他曾经是轰动了印度半岛、中、西亚及中国唐朝的千古奇人，是我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法师孤行万里，前往天竺，前后十七个春秋，终于求得佛法。他精研佛教理论，收集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圣典，回国之后，翻译了印度佛典75部1335卷，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学、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及中外交通等各个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比《西游记》中的唐僧经历的艰难险阻更多，受到生命极限的磨难更重，然而他终于顺利实现了自己的宏愿。这是因为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苦行僧，也不是盲目的冒险家，他是为佛学拨亮灵光的智者，是为探求真理不惜以身殉教的勇士。他西行取经、舍身求法的献身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励志奋进的进取精神，不慕荣利，心归大唐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等，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奘法师的一生，是清苦的一生，是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不断前进攀登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为发展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等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东北亚的文化。

玄奘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偶像，玄奘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时过一千多年，人们依然崇拜玄奘，从一定意义上说，玄奘是我们国家的偶像。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玄奘热”，有考证玄奘生平的，有重走玄奘路的，仅介绍玄奘西行的书籍就有好多种。从1994年到2006年，先后召开了三次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不同层面推动了玄奘研究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中央电视台为“2006中印友好年”特别奉献的跨年度、跨国界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玄奘之路——为坚持喝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每年暑期，各电视台纷纷播发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使广大青少年对唐僧师徒西行的故事熟记于心，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玄奘西行记》，还原了真实的玄奘，使人们不再把唐僧与玄奘划等号。长久以来，人们将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和中外交通的杰出使者等桂冠，毫不吝啬地送给了玄奘，唐太宗称他为“法门领袖”，鲁迅称他为民族脊梁，梁启超誉他为“千古一人”。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把孔子、老子、孙子、屈原和玄奘定为第一批对外宣传的我国历史圣贤。反映在玄奘身上如此多的称号，既相互关联，又有所侧重和补充，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说明玄奘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同时也佐证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这么说：在宗教界，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在哲学界，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史地界，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在留学史上，他是我国最伟大的留学生；用今天翻译的眼光来看，他是我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翻译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我相信，有史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玄奘。玄奘的影响最大。”玄奘在印度家喻户晓，印度的小学课本里有玄奘一课，在印度许多寺院的壁画上，玄奘被描绘成半神的人物。他脚穿草鞋，手拿筷子，腾驾在彩云之上。每逢斋戒之日，寺庙里的僧人们都要向他的画像鞠躬以示尊敬。《大唐西域记》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印度历史必读的经典，不少学者称此书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在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玄奘也是人们最熟悉、崇敬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但这样一位受到许多国家人民崇敬的中国人，今天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里，许多人只知道电视剧《西游记》里那耳朵有些软，拿不定主意，容易偏听偏信的唐僧，而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有学者指出，一个民族倘若不懂得尊敬自己历史上的精神伟人，就不可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鉴于此，对于玄奘这样一位在世界范围内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伟人，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青少年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继承玄奘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弘扬他的精神。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玄奘作为佛教高僧、思想家、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和杰出的留学生代表做一些粗的浅解读。

一、著名高僧

在佛教界，玄奘法师是公认的高僧，号称“三藏法师”，被中国佛教徒称为“千古一完人”。他在西域和印度“声振葱岭，名流八国”，被“诸先达英杰”推崇为“天纵之才”，也使得“唐僧”由对唐代僧人的泛称变成对玄奘一人的尊称——事实上，玄奘的确是唐代僧人的杰出代表。历史上，能够称为“三藏”的僧人廖廖无几。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曾经指出：“玄奘法师是一位精通三藏的大师，也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教育家、旅行家，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玄奘法师是中国人民的殊珍，更是我们佛教徒的至宝。我们要以玄奘法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玄奘法师为追求真理不畏艰难险阻，为弘扬佛法忘我奉献的精神。”

玄奘法师自幼丧失父母，随二哥长捷法师住在寺院，诵《法华经》，耳濡目染，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或许是二哥的关照，或许是天定慧根，玄奘虽没有剃度出家，但他每日寺内早课颂经，这也成为玄奘走向佛门三宝（佛、法、僧）的第一步。

12岁时，隋朝王室决定在洛阳剃度27名僧人，当时洛阳报名的有100多人。因为年龄小个头矮，玄奘没有被录取，但被拒之门外的玄奘并没有离开，他求度心切，连连守候观看度僧活动，被考官郑善果发现，郑走上前问他干什么，他说：“想出家！”郑善果很是惊奇，说：“你一个小孩子家，为什么要出家？”玄奘回答：“继承如来的事业，光大佛教理论！”郑善果没想到一个12岁的孩子竟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和才识，被感动了。他赞赏地说：“一般的通业易成，特殊的风骨难得，我想此子若得度，必能弘扬佛门的教化，成为伟大的人物。”于是，便破格录取了玄奘。从此，玄奘皈依佛门。

出家后的玄奘，很快显示出了超人的智慧。当时净土寺开设有两个讲坛，一是慧景法师主讲《涅盘经》，另一个是严法师主讲《摄大乘论》，玄奘两个讲坛都学，很快汇通了大乘教义。不久，他就成为寺内突出的人物，但凡经文教义，只要听过一遍，稍加整理，他就能将师父所讲内容发挥解析出来，在讲习过程中，众僧推举玄奘升座复讲，都能博得好评。在出家后的十余年间，玄奘研读佛经，听受讲经，都能独立思考，明辨微义，由此，玄奘出了名，声望日增，已成为闻名全国最博学的知名学者，被誉为“释门千里驹”，并被荐入选“长安十大德”称号。

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钻研思考，玄奘的佛学修养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水平越是提高，他的苦恼也越是增长，因为他发现各派学说往往互相矛盾，取流传的有关汉译经典来对照，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译籍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为了解决当时“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他萌生了“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赴印度学习的想法。尽管漫漫西行路上“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但是玄奘法师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乘危远迈，笃志问学”，完成了这一壮举，如愿以偿到达了印度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寺院和最大的佛教研究中心，寺中“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大、小乘佛教的精华，几乎都聚集在这里。主持这个寺院的是戒贤法师，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戒贤法师为玄奘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已年逾百岁，很少讲学，却破例为玄奘精心讲授了大乘佛教中最玄奥、而且几乎无人能解的一部“百科全书”——《瑜伽师地论》。特意为他开讲《瑜伽论》，先后达15个月之久，同听者数千人。玄奘在寺里5年，把寺内所藏各类经论都读了一遍，并随时向戒贤法师及寺内高僧质疑问难，通晓了经论真义，被尊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享受上宾礼遇。但他并不满足，辞别戒贤法师，离开那烂陀寺去南印度去游学，走遍了五印度大小100余国。此后，他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让玄奘开办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

在印度，玄奘法师学有大成，被公认为佛学界的权威。常以博学多识、辩才无碍的声望，应邀参加过各种辩论法会。而最精彩的，当是公元642年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为玄奘在首都曲女城主持召开的辩论会。这次法会极为隆重，戒日王邀请了十八国的国王莅临听法。同时召集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沙门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前来参加辩论。这些人都是博蕴文义，能言善辩的一时俊彦。而远近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会场上象、舆、幢、幡峨峨环绕，云蒸霞蔚，充塞数十里间，其盛况可以想见!

大会仪式开始后，玄奘法师登上富丽堂皇的论坛宝座。戒日王恭请法师为论主，称扬大乘教义。法会以玄奘所著《会宗论》、《制恶见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破。但十八天的法会完了，没有一人提出异议。玄奘法师终于得到了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尊他为“大乘天”。就连在法会上与他辩论最激烈的小乘教徒，也不得不折服在其脚下，尊他为“解脱天”。

一位中国的学者，以如此渊博的才识，在印度的论坛上取得了如此眩目的成就，使在座的数千法师为之折服，这极大地震惊了印度佛教界。它不仅标志着中华佛学已超越印度，而且还标志着玄奘法师已成为世界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这在世界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曲女城大法会被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载入印度的史册，也奠定了玄奘法师作为高僧无上的地位。

二、哲学家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玄奘用一生的力量学习和研究佛学哲学思想。在他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的佛学造诣。他西行求法十七年间，“道贯五明，声映千古”，如饥似渴学习绍佛教哲学思想，在哲学领域达到很高的成就。后来，又把佛学经典和哲学思想带回国，对我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他在因明学方面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

因明是印度的一门古老学科，起源于古印度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是佛教用来诠解哲学思想的形式方法，在佛教中占有一定地位。在印度，戒贤法师是新因明开祖陈那的再传门人，玄奘师从戒贤学习因明，又向多名婆罗门请教因明中的疑难问题，对于印度因明学中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完善发展之功，曾经纠正其师胜军经过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因明比量，并最终成为当时印度最有权威的因明大师之一，被誉为新因明始祖陈那的三传弟子。他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又是运用因明的典范，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在戒日王为他举办的无遮大会上，他运用严密的因明论证格式提出了“真唯识量”的命题，十八日内竟无一人能破，轰动了印度佛教界。

回国后，他翻译了新因明的代表作《入正理论》和《正门理论》，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他还将新因明的理论和方法向其门人传述，同时纠正了许多被误解的因明理论，当时受业玄奘的高僧都以掌握这门新鲜的学问为荣，这就开创了研究因明的风气，在我国逻辑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由于玄奘的倡导，因明理论从我国传到日本与朝鲜。

唯识学源于印度，玄奘进入佛门后，在国内访问名德，广涉经论，在详考其理的过程中，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西行求法，其目的就在于获取唯识宗的重要典籍《瑜伽师地论》，后来，他游学印度，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其志趣仍在唯识。回国后，他致力于唯识的传扬，创立了中国佛教中哲学色彩最浓的法相唯识宗，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派。后来，在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思想史的传统之中，法相唯识学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三、佛学家

三藏法师是玄奘法师的一个称号。不是所有的僧人都能拥有这个称号，他必须精通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况且，玄奘被誉为高僧，称他为佛学家是再自然不过了。作为中国佛教史中划时代的人物和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学理论，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位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学者，而且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梵文大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赵朴初曾经说:“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他精研佛理，把印度佛教的经典和其他知识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并且在我国发展了唯识学理论和因明学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这些宗派和理论还通过他的弟子传到了东亚乃至世界各地。

作为法相唯识宗的开山大师，玄奘是译传印度大乘有宗思想最主要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以十余种佛教经典揉译而成的《成唯识论》是法相唯识宗的立宗文本，在中国形态的佛教宗派已经形成之后，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以及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大显学，并构成对于已有佛教思想和模式的批判。

在印度期间，他主要学习的地方是那烂陀寺。经过六年的系统学习，他学习钻研诸部经论，所学各门，无不精通。他的老师戒贤法师特别高兴，很器重他,就命他向其他学生讲授《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他在讲学的过程中，对《中论》、《百论》、《瑜伽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还发表了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取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玄奘实际上成了那烂陀的大老师，他的学识受到众人的赞叹，也受到当时国王戒日王的重视，经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

玄奘的回国，标志着佛学在印度已是“西边的太阳”，而在中国成为“东方的朝阳”，佛学中心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在译经的同时，玄奘培养了大批弟子，参加译业的僧人也大都从他受业。最著名的是窥基、普光、嘉尚、神昉，称为“玄门四神足”。尤其是窥基，是玄奘译经最主要的助手，和玄奘同为唯识宗的开山鼻祖，并继承了玄奘所倡导的法系，建立了“慈恩”一宗，有“百部疏主”之称。他十七岁得玄奘指导出家，常侍左右，二十五岁参加译场，勤于著述。对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说尤有领会，在他的建议下，玄奘糅印度解释唯识十家之说而辑译为《成唯识》一论。他所撰《成唯识论述记》，为后世治此学者所奉的圭臬。其次为普光，于《俱舍》造诣最深，撰《俱舍论记》三十卷，为学者所宗。神昉神昉撰有《十论经抄》三卷，《成唯识论文义记》十卷，《种姓差别集》三卷等。嘉尚参加译事，玄奘圆寂之前，特命他具录译经部卷及造像等，玄奘去世后，他曾撰《杂集论疏》。还有圆测，为玄奘的新罗(朝鲜)弟子，自幼聪敏，慧解纵横，为世人称颂；道昭为玄奘的日本弟子，日本唯识宗的第一传人；彦悰和慧立也是玄奘的高足，他们合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后人了解玄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四、翻译家

玄奘的一生的功绩之一是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开创了佛经翻译史上的新纪元，被公认为我国古代五大翻译家之一。他一人译经75部1335卷，总字数达1300余万，平均五天翻译一卷梵本，约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总数657部的11.4%，比我国佛教翻译史上五大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义净、不空、法护）所译总和1222卷还多了113卷，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这种翻译量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在我国，玄奘被誉为“开唐译笔第一人”。

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他对佛教、梵文造诣精深，通晓三明（内明、因明、声明），亲自主译，译经时能够曲尽佛教深奥的内蕴，音颤铿锵，落地有声，因而，组织翻译的经典，文义准确、文风优美，“手执梵本，口宣华语”，朗朗上口，深为中国佛教徒之所喜爱，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梵文佛经汉译的所有翻译者中，玄奘堪称是最完美的翻译家，这是古今中外公认的。现代佛学家王恩洋赞誉玄奘所译经典“妙达深理”。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说：“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译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玄奘是第一个作译主的中国人。从中国开设国立译场开始，到玄奘归国之前，都是外国人做译主，中国僧人协助翻译。是玄奘改变了这一局面，标志着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由被动转向了主动。例如，他译的《金刚经》有“化解晦涩，校正讹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译语周详，完善义理”之几个特点。他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忠实简洁，译意科学，富有创造性。

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秩序的译经场，翻译程序和分工有很强的系统性、计划性，把中国古代的译经水平推到了顶峰，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玄奘组织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他为译主，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生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玄奘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白日在译场主持译经，傍晚给学生讲解新译经论、回答疑问，让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其影响深远。

他创立了“五不翻”的翻译理论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指导译坛众多佛教学者集体译经，得到翻译界的共许，至今为翻译界所用。宋代平江（今江苏苏州）景德寺僧法云（1088-1159）所编的《翻译名义集》，卷首载有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其一为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其二为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其三为无此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其四为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遍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其五为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迷浅。

在翻译实践中，玄奘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即：（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玄奘的的翻译特色可概括为：（1）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2）态度谨严，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各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3）语文精确，切合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4）重译经论，参考旧译，订正前史，使之益臻完善。

玄奘回国后，唐太宗几次劝他还俗从政，他坚辞不受，潜心译经19载，圆寂之前还在翻译《大宝积经》，为译经事业耗尽了心血。他身后留下1335卷佛经译本，这些佛经广泛传布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在东方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玄奘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1335卷佛经译本，也远不止广布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种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一种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五、旅行家（探险家）

我国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始于公元3世纪，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发，历尽艰辛，忍受饥寒，九死一生，却只有三五个人生还。可见西行求法，的确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冻饿、干渴、盗贼出没，还有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孤独，像一个慢性杀手不时地折磨着，让你一点一点地感觉死亡的临近。而所有这些，对意志无比坚强的玄奘来说，却是一条幸运之路。是他，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他竖起了一座“宁可西行一步死，绝不东回半步生”的中国僧人为法忘身求法不懈的巍峨丰碑。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曾高度评价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法师混杂在逃难的灾民中间，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开始了他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他孤身穿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沙漠，挑战生命的极限，17年中，他备历艰辛，忍饥挨饿，顶风暴，斗盗贼，九死一生，却从未考虑过回头。玄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他穿越十几个国家，以切身感受写出《大唐西域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人文社会，填补了印度等国家缺少文字历史的空白。书中记述了他亲自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地理、山脉、河流、气候、水文、生物、矿产、历史、宗教等等的各种情况。1300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载，发掘出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因而，印度历史学家Ali 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辛哈说；“玄奘几乎访问了印度的每一个省，对这个国家的纪念物、人民和宗教作了无数正确的观察，并作了记载，这就使他有资格成为印度的波舍尼阿斯(希腊著名风土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密斯也高度评价道：“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印度那烂陀大学校长说：“他的书还极大的帮助了人们揭开印度的古代历史。”

玄奘的行动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玄奘比马可波罗早几百年单人徒步从中国到达了印度，这不仅仅是玄奘个人的胜利，也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盛时期的胜利。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六、杰出的留学生代表

梁启超先生有篇文章，题目是《一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称玄奘是我国最早的、最爱国、最优秀的留学生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说，玄奘是去印度留学的。他的西行求法之路，其实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学成之后，他毅然回国，把佛教的真谛、印度是文化带了回来，翻译讲学，充实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他在印度求学15年，学习外国文化如饥似渴，有继承，有发展，虚怀若谷，大胆进取，成就在印度人之上，为祖国赢得了殊荣。他完全有机会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印度的，那里有很好的修学条件、个人隆誉以及地位，况且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玄奘骑大象出游，在印度的地位非常高，但他心系祖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在一片欢呼声中，他毫不自我满足，毫不贪图名位和富贵，携带着675部珍贵的经典，于公元643年再次踏上坎坷不平的归程。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留学生。

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至今仍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作“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七、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外交家）

盛唐是中华古代文化全盛之顶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辉煌的时期。玄奘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是开拓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玄奘还是一位和平的使者，对别国人民的价值观（包括风俗、道德伦理、教育、宗教）给予充分尊重，在没有外交力量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游学印度17年，前后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接触朝野各阶层人士，宣讲佛法真理，使国与国间、人与人间，互相尊重，和谐相处，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中印之间千余年来，由于玄奘法师和历代中印高僧大德的友好往来，而传播了真理，增进了友谊，所以玄奘法师不只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真理的传播者，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印度一位学者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北京大学东语系博士湛如这样评价玄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往持续了两千年，我想在这个两千年当中最重要的如果用一个或者用一个名字去概括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玄奘。”印度巴纳拉斯大学汉学博士卡玛·希尔说：“玄奘对于印度人，对于研究印度的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开创了中国的佛国外交。在他西行求法的路途上，已经有天竺各国以佛经为纽带，展开对唐友好往来；在他回国以后，日本、韩国佛徒陆续到大唐求法，从他这里找到佛学源头，形成中日等国的友好往来。

玄奘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典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指出，玄奘西行是时间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主要参考资料：

《玄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玄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央视国际《玄奘西游记》；

还有黄夏年、王邦维、孙劲松等学者的文章，恕不一一罗列。

作者：王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