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三层境界

《论语》二十篇五百章，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教人学为君子。

　　《论语》中屡言“君子”，有时指有位者，有时指有德者。孔子教人学为君子，是要大家都做名副其实的、合格、称职的君子。他所称君子，主要是指有道德、有教养的人。

　　孔子身处乱世，心忧天下，主张人人学为君子，经世致用；主张上行下效，共同构建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大同社会。因为上行下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规律，所以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要求身居君子之位的人，首先自己要做民众的表率。

　　又因为经世致用是孔子教人学为君子的目的，所以他奉行“有教无类”，期望人人学为君子：“学而优则仕”——学习修养到德能知行都优秀的人应当做官，承担起治国安民平天下的重任；“仕而优则学”——已经在位的人要做好官，加强学习修养，使自己的德能知行与君子之位相称。这也是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的真实内涵。

　　然而，“学而优”是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达到的，但“优则仕”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还要受社会环境等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怀才不遇，怀宝迷邦的君子，代代有人，比比皆是。那么，君子该如何看待仕与不仕？如果不能仕，还需要学成君子吗？

　　唯其如此，《论语》编者把孔子的三句话作为首篇之首，指出君子入世可能有三种际遇，以及面对不同际遇应持何种态度。这三句话，是凡读书人都耳熟能详——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通常的解释是：学习文化知识要经常复习、练习；要乐于和朋友交流；别人不了解你也不怨恨懊恼。

　　这样理解依然嫌浅。先看“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是知识与实践；忠、信，指做事与待人。（“中”是徽帜的象形，“忠”就是树标帜于心，亦即目标明确。《说文》释为“敬”，即肃穆、严谨，又说“尽心曰忠”，意思也就是一心一意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为人行事，成不成在天，志向纯一，做事尽心尽力，则在我。）孔子之教是全面的，其要求学生的“学”也就不单指学习文化知识，而是从知识、实践、处事、待人等诸多方面，全面地学为君子。所以，子夏领会老师的教育思想，就这样解释“学”：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所以，孔子所说的“学”，乃是包含德、能、知、行的，全面发展的，是指君子的全面修养，而其待人、行事、处世之德，则是最重要的。

　　再说“习”：甲骨字形作上“羽”下“日”，其象形意义是：鸟展翅高飞，翔于日之上。有的专家以“羽”为双帚，以“习”为“彗”即扫帚星，但释义又依《说文》之解“数飞”而引申为“重复”。彗星一晃而过，怎么重复？这就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举例如：

　　摭续六一：习二卜。

　　佚二二○：癸未卜习一卜。

　　“习二卜”固然可以说是重复，但“习一卜”又怎么解释？（上说及二例均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385页。）所以我觉得还须从原始象形意义上引申：以鸟之尽力高飞表示尽力从事，也就是努力实施、践行，即实践的意思。“习”就是“做”，“习二卜”就是做了两次占卜；“习一卜”就是只卜了一次。

　　朱熹从《说文》之解，说：“习，鸟数飞也。”已经接近原义了，但他接着又说“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还是转回到反复不断地学习上去了。《礼记·月令》有“入学习乐”，“鹰乃学习”等语，前语是说到学宫练习乐，这个“习”指的是舞蹈、演奏等行为；后语是说小鹰就开始学飞（学的项目是飞翔），这个“习”是用其本义：努力飞行，也是行动、行为。

　　综上所解，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是指从德能知行各方面都学到堪称君子的程度；“习”，是君子把自己的德能知行付诸实施，应用于社会实践。

　　“时”即时机。“亦”，不同于后人所说的“也”，它的原本意义是“大”，用在本章中就是“很”、“非常”的意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成德能知行俱佳的君子，而又有机会应用于社会实践，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经世致用。这是孔子自己所期望的人生际遇，也是他谆谆教人学为君子的最高期盼。倘能如此，这岂不是很令人兴奋，很令人欣慰的事情吗？

　　孔子自己正是这样的态度。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他就认真地按照自己理想的君子之道来管理中都，政绩显著，“一年，四方皆则之。”后来，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又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孔子面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学成君子之德，又恰好获得君子之位，可以一展抱负，为实现治国安民的理想大干一场，所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就连孔子这么深沉稳健的君子，也难免喜形于色。

　　他对他的学生，也是这样期望。虽然深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还称不上仁人，但一有机会，他总是竭力推荐。答孟武伯：说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说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说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又，答季康子：说子路果敢有决断，子贡通达情理，子有（求）多才多艺，结论都是：“于从政乎何有？”——他们的从政能力都是毫无疑问的。

　　学成君子而得到实践的机会，以行道于当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生第一种际遇，也是最佳际遇。以治国安民造福社会为生命意义和最大欣慰，这就是君子的心态，至于有点喜形于色，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种际遇是“有朋自远方来”。

　　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可变的，君子的人生际遇也不会都那么一帆风顺，“学而优”也不见得就一定能“优则仕”。那么，不能仕的君子又当如何？孔子的回答和躬行的实践是：从事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君子之道，懂得君子之道，学成君子。

　　“有朋自远方来”，就是宣传教育的效应。虽然没有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和重用，但你不遇则弘道于当时，而且你的宣传教育，以及你的德与行，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效应：有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与你相互切磋，共同探讨。于是你以获得同道为快乐，相信你的益世之道一定会得到推广，总有一天，不是由你，也会由别人，将它应用于社会，造福于人间。

　　这是退一步的安排，同时也是进一步的努力和期望。没有直接行道于世的机会，就努力弘道于当时，既是寻求同志，也是寻求机遇。这一重境界还可以理解为更进一步的要求：既以天下为己任，就不能只凭个人的特立独行，而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者，共同奋斗，才足以担当起天下之重任。这就是《为政》篇所说的“众星共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见、亲历、亲身感受到弘道的效应，与同道交流切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快乐又不同于行道之“说（悦）”，那是自个儿欣慰，充其量也就是喜形于色；而这是互补、互勉、互惠、互动的快感，是相互激发而倍增的乐趣，其乐何及。

　　由行道转入弘道，是不得其遇而求其次，于际遇是差了一等。但作为君子的思想境界却须更进一层：不遇而不气馁，反而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精力，去实现更长远的目标。而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之中，君子又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当到司寇，其间一度摄行相事。正当他要大展宏图，放开手脚干一场的时候，他的“堕三都”计划却遭遇流产，而导致流产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他的学生孟懿子阳奉阴违。后来，又因为孔子治理鲁国政绩赫然，大有复兴强盛之势，招致齐国的恐惧与忌惮，于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已仕，为什么又要放弃，又要离开？因为仕只是阶梯、手段，而不是目的。仕的目的是行道，既然仕而不能行道，那仕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自然是不得已，自然遗憾。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气馁，而是换一种方式来奔向既定目标。于是他带领学生们周游列国，一面进行教育，一面进行宣传，同时也是寻访道友和明主，寻找新的机遇。有朋自远方来，与为寻朋而四方走，对于君子来说，那本质意义是相同的。

　　第三种际遇更差，可以说成是遭遇，这就是“人不知”。

　　通常人们把“不知”译为“不知道”，“不了解”，我觉得不妥：即便是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即便你是明星大腕，世上不了解、不知道你的人还是多不胜数，你“愠”得过来吗？如果因此而懊恼、沮丧甚至怨怼，那就不是“君子坦荡荡”，而是“小人常戚戚”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人不知”，是指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赏识和信任，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君子最不应该遇到，也最怕遇到的遭遇。

　　比“不遇”更难堪：既无“时习”以行道，又无“朋来”可弘道，甚至办个私塾都没人来报名，别人都不把你看作君子。这该怎么办？孔子说：“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那时候的未仕的士人，如果原本就不富贵，没有老本吃，再遭遇“人不知”，就八成要导致贫且贱，经济拮据，地位低下，连生存都困难。在如此困窘之中而能做到“不愠”，确实不容易。孔子自己也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所以孔子说，在这种遭遇下而能做到“不愠”，岂不就是大君子，了不起的君子吗？

　　其实，孔子的标准比“不愠”还要高。《论语·学而》第十五章记：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贫而乐”，不是以贫贱为乐，而是因为心中有君子之道，就不会因贫而忧，只以得道为乐。他称赞弟子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因为颜渊深得君子之道。

　　别人知与不知，自己遇或不遇，享富贵还是安贫贱，这不是仅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决定的，还要看祖宗遗泽，还要看社会环境，还要看时势机会，等等。而学为君子，学成君子，学得君子之道，却是靠自己发奋努力就完全能够做到的。所以君子不能斤斤于追求富贵，而要尽力修养君子之德，努力躬行君子之道。唯其如此，孔子感慨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处、去与取、舍，唯一标准是道。违背这个标准，富贵临头也不能接受，不能安处。情况相反而理相同：当贫贱加身（得之）时，谁都想摆脱，但既为君子，就要考虑你的摆脱行为是否符合道，如果不合道，就宁肯安而受之，不摆脱它（不去也）。

　　孔子为“人不知”的遭遇，开了三剂药方：

　　一是“仁者安仁”，也就是前面说的“贫而乐”，“不改其乐”，也是后来人们说的“安贫乐道”，先安下心来，把对贫的忧虑转化为对道的向往。

　　二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用担心没有君子之位（官位），只担心自己有没有具备立于君子之位（符合君子标准）的德行和能力。不用担心没有人理解、赏识、信任，去追求那足以让人理解、赏识和信任的内在素质吧。《卫灵公》篇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就比安贫乐道更进了一步，从改变情绪，转移注意力，进到学修君子之德的实际行动上，自加压力，自添动力，发奋进修，做个名副其实的君子。

　　三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怕别人不理解、赏识、信任你，就怕你不能理解、赏识和信任人。这比加强自我修养以“求为可知”更进了一步：要主动去“知人”。

　　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学生们聊天，首先责备他们有怀才不遇的牢骚，然后问他们的志向：“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坐在家里总是说没有人赏识你，如果有人赏识了，你们打算做什么？于是大家谈起了各自的理想抱负。

　　学生子游（言偃）当了武城宰，孔子见到他，开口便问：“汝得人焉尔乎？”“得人”即得到人才，自然先要知人，而后才可能得人。孔子把知人用人看成“仕”（做官）的首要条件。

　　冉雍（仲弓）要去就任季氏宰，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先考查各部门负责人，责成他们努力工作，寛恕他们的小过失，提拔和重用德才兼备的人。冉雍问：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孔子说：提拔起你所知道的。其余你所不知的，也就不会被埋没掉了。

　　孔子曾为樊迟解释“知人”：“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是没听懂，退出去又问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举皋陶，不仁者与远矣。汤有天下，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对了一个人才，就能用对一群人才。

　　还有一次，得知学生宓子贱（不齐）治理单父邑政绩卓然，孔子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宓子贱先说，我教育老百姓：父亲要体恤儿子，儿子要体恤孤弱。孔子说，不错，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这还是小节。宓子贱接着说，被我当长辈尊敬的有三人，当兄弟看待的有五人，作朋友交的有十一人。孔子说，很好，这可以算中节。宓子贱又说，这地方有五个人，德能知行都比我强，我以他们为师，许多事情都是先向他们请教，然后才施行。孔子赞叹道：太好了！这才是大节呀！从前，尧舜治理天下，就是“务求贤以自辅”，靠的是知人善任。贤才是一切福祉的根本。可惜呀，能让宓子贱管理的地方太小了！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人”，是“不愠”的最高境界。身处“人不知”的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于士来说，是最糟糕的了。但是，君子无怨无尤，依然“不改其乐”，一心向道；奋发图强，“求为可知”；而且心忧天下，“患不知人”，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优则仕”，就要象尧舜那样“务求贤以自辅”，完成治国安民平天下的宏图大业。这是多么宏大的君子襟怀，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时习”，“朋来”，“人不知”，三种际遇层递以降，等而下之。“亦说”（大感欣慰），“亦乐”（同道同乐），“亦君子”（做心怀天下的大君子），三种境界层递以进，阶而升之。这就是孔子毕生躬行的君子之道，这就是孔子谆谆教人学为君子的良苦用心。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不只是谦虚，更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因为他深知修养成这样的君子之德，有多么不容易，所以他身体力行，从不懈怠；教诲后学，不知疲倦。

　　即便如此，他自己有时也难免发句牢骚，讲句赌气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时也会生发点感叹：“莫我知也夫！”但他总是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他要从最基础处下功夫，脚踏实地，朝着最高远的目标前进。他还时时提醒自己和告诫后人，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