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晋时期高僧释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闫万钧

东晋正处在我国佛教西渐东进的传承期，从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是大发展时代。而释道安正处在这一时期。

释道安原姓卫，晋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家世英儒，自幼丧父母，由外兄孔氏抚养。少年道安十二岁就出家当了和尚，走上了弘扬佛教的道路。但是他的出家的道路却充满了困难和艰辛，在寺庙里他不被寺中管事的大和尚重视，经常被派去干繁重的农活，据《高僧传》卷五云：（道安）“神智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而年轻的道安却从来不计较这些小事，每天只注意完成他师傅交给他的工作，精心的完成。道安“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以后，在道安艰苦修行了三以后 ，他取得了师傅和众师兄弟的信任，师傅开始给他一些经书叫他阅读，但是即使是这样道安也只能在田间地头抽空阅读，聪慧的道安竟然利用一天的田间休息时间就读完了五千字的《辨意经》，并再到他的师傅那里取来了《成具光明经》，又在田间休息时便阅览一遍，致使他的师傅为之大为吃惊而对他的聪慧感到很惊奇。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并有惊人的聪明、记忆力，使他的师傅改变了对大的态度，于是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从此道安开始了他的的求学与行业的生涯。

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公元３３５年），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北方的佛教大师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便嗟叹不已，乃至与语终日，就非常赏识，但竺佛图澄的门下见道安“形貌不称，咸共轻怪”。而竺佛图澄却不然，他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他在讲经时让道安为他覆述，众人在道安覆讲时便“疑难锋起”，而道安则“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因而相与语曰：“漆道人，惊四邻”。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道安在佛图澄死后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经论道，并且解答了许多佛经理论上颇有争议的疑难问题，得到“漆道人，惊四邻”的佳名。

东晋咸康元年，后赵石虎建武元年（公元335年），后赵内乱释道安避难到参泽（今山西省临汾县），这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可以暂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不久，释道安又和同学竺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东晋升平元年、前秦苻坚永兴六年，公元357年，释道安再辗转至太行、恒山（在河北省阜平），在那里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大约在那时释道安又回到了冀中，住持受都寺，慧远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释道安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后来释道安又回到邺都，他当时“徒众数百，常宣法化”。石赵之末的社会酝酿着种种危机，不久，冉闵之乱终于爆发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只可能是灾难。与僧光等相叙，僧光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释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释道安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云：“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说明僧光持有保守的思想，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以应用，不一定要再问是非。道安就不这样认为，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追求正确的道理，先达不先达的问题是不重要的，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也可以想见释道安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和他的思想境界的高度。

释道安从法师竺佛图澄到襄阳的避难，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前后历将近十七年，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释道安选定襄阳作为他弘扬佛教的基地，是因为襄阳位置适中，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既是军事重镇、学术中心，又是荆州地区佛教传播最早的地方。这便于他采纳佛教各派教义，创立自己的学派，弘扬佛教。释道安与襄阳的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的习凿齿往来甚密，释道安是接受习凿齿的邀请来到襄阳的。到襄阳后，习凿齿曾致书谢安，称释道安为“非常道士”。释道安在襄阳曾住在白马寺，因僧徒众多，有时多达数百人，白马寺地方狭小，于是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释道安在襄阳17年中曾短时间住在江陵，他讲经传道主要在襄阳。

释道安在襄阳17年，是他弘扬佛教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期间内，他经历了石赵的内乱、冉魏所挑起的民族战争、慕容燕与冉魏及东晋之间的战争，使他辗转流亡，备受战乱的艰辛。但释道安所到一处，总是以研习佛理、教授徒众为务，因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弟子也日益增多，使他的声望逐渐地达到了东晋佛教领袖的地位。

释道安法师是竺佛图澄之后渐渐成为在北方传道的高僧，他同时也是在中国佛教具有承前启后功绩的高僧。

释道安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在他的主持下先后译经十余部一百八十余卷，一百多万字。还为许多佛典进行了注释，给许多佛教经典作序近七十余种。在这之前，佛经的翻译、注释有很多的错误不利于佛教的传经布道。释道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析疑甄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使佛经“条贯既序”，大大地便利了讲经者，使之“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这大大的便利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为以后佛经的注释作了典范，为佛经的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使佛经的注释工作从无到有渐渐进入正规化，甚至有人认为注经之作“自安始”。

释道安在襄阳主要是讲《般若经》，致力于《般若经》的研究, 释道安把“本”、“无”两者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新的佛教学派——“本无宗”。据《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云：“安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他宣传的般若学是他对《般若经》的根本原理——“空”的含义的阐发，是寄托在他宣传的般若学对《般若经》的根本原理的阐发。在释道安之前我国的佛教学者基本上是用魏晋玄学的观点去解释、注释和详解般若学的原理。释道安也是用“玄”的道理解释“佛”原理，用唯心主义玄学学者何宴、王弼的“贵无说”去宣讲般若学，释道安也主张“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释道安正是把般若学思想解释为玄学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又吸收了禅学的精髓。

释道安在襄阳时以襄阳为中心，西至凉州，北至长安，东达建康，与各地僧侣都保持广泛的联系。襄阳也被人们尊成了佛教传播的中心。释道安在襄阳作主持传法时，有僧徒数百人，他认为佛有佛法道有道规，僧侣必须制定戒律，加强寺院管理，加以节度。释道安制订了三条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曰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以此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在释道安努力地坚持执行下，各寺院严守佛规寺规，在当时在各地的寺院里产生很大影响，“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由于释道安在执行佛经的宣讲使佛教教育事业取得了极大成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心有所向，从四方涌向襄阳，奔向释道安，从而使他名震四方，声誉大振，释道安更加显赫。不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襄阳地方的许多“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吸引的许多外地豪族、官僚，乃至东晋和前秦皇帝都人心所向，表示支助和敬仰。东晋皇帝马上一方面“遣使通问”，一方面发布诏书，表扬释道安弘扬佛教教义的功劳，并下旨赐给道安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禄”，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前秦苻坚军攻占襄阳俘获释道安、习凿齿后，前秦苻坚高兴地云：“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仆射权翼问：“谁耶？”坚云：“（道）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可见释道安被人们尊重敬重的程度了。

魏晋时期，佛教通过西域地区传到中国，在我国广泛流传，那时流传的佛教，既有小乘教派，又有大乘教派；南北流传的佛教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南方重义理(般若学) 北方重禅学。释道安同时注重南北佛教则兼容并包，是佛学的集大成者。释道安十分重视对禅学练习。释道安追求的境界是往生兜率(佛教宣扬的弥勒净土)，但他并不热衷于幻术，更偏重于通过宣扬和钻研佛教的义理来教化广大的徒众。晚年的释道安勤奋加强对般若学的钻研。创立般若学中“本无宗”学派。其大意为：在“冥造之前”，什么都没有，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并没有一个造物主在主宰。但是在万事万物自然生成之前，却有一个精神主体，也即“无”和“空”存在着，这才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他显然是要否定现实世界，要人们产生厌恶当今世界之心，投入佛教的怀抱，去追索不分彼此的虚幻的平等的世界。求索要做到“无欲”、“无为”和“宅心无本” 途径。

在南北朝之前中国的佛教典籍不记译著人的姓名，“伟经之人，名字弗说”，时间久了，人们就很容易忘记了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来的，这很不利于人们对译经史的了解和研究。释道安就组织各个寺院组织人力物力创撰《综理众经目录》，成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著作，成为第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安录》，该书所记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止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记载了近二百年”的佛教的译经记录。开创了译经史著目录的先例，使以后的译经都有了明确的记载，为后代记载佛教译经提供了范本，为撰写《经录》提供了范例。

僧尼为寺院承担义务, 正是释道安的这些规定，使中国佛教在组织、制度方面走向正规，变得成熟起来。

对于出家人究竟应不应该有姓、有姓又该姓什么，这样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云：“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一。”也就是说，弟子姓氏跟随师傅走，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亦姓“支”；其师来自天竺，师姓“竺”，弟子亦姓“竺”，道安初从师竺法汰，故名“竺道安”。师父来自安息，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姓各不一”。于是道安规定：出家人一律不用俗家姓，而统通姓“释”，等于是和佛祖同姓。道安以为大师之本，尊释迦，将“竺道安”改为“释道安”。此后，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释”。等于是和佛祖同姓。这不仅使佛教徒与一般人有了一条更清楚的界限，而且提高了佛教徒的地位，也深化和发展了佛教教育。这些规定得到各地僧众的共同拥护和一体遵行，并一直沿习相传至后世，至今中国汉族僧尼中，仍未变。

释道安培养了大量的佛教徒众，他组织僧侣到大江南北四处传教。释道安在河北时，已是声名振天下。在恒山创寺建塔，招集僧侣徒众数百。释道安到达长安后，讲经说法，传播佛教，培养了大批僧侣，其门徒足迹几乎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使长安一度成了我国的佛教中心，聚集僧侣数千之众，东晋著名僧侣中，慧远、慧永、慧持、法迂、法和、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均出自道安之门，或受惠于道安。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虽说还没有形成统一，但是就是在那局部统一和短期的平稳局面下长安地区不仅发展成中国佛教的教育传播中心和佛经的翻译和注释中心，同时也是变佛教为中国化的组织中心，佛教在新的环境、新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基础上获得新生和新的发展。活跃于长安的中外佛教大师们互相取长补短，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新。为佛教文化得到了新生。释道安对长安地区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闫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