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共性特点——王德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于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皇族家庭，原名悉达多·乔答摩。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盛兴，并开始向印度次大陆以外扩展，大约在两汉交替时期传入中国。佛教是注入我国的一支新鲜血液，它使我国的宗教体系日趋完备，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融合的文化发展势头。此外，佛教对我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广泛渗透到语言、文学、哲学、道德、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等诸多领域。可以说，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在中国。公元前)世纪后，佛教便在印度本土消亡了，但在中国，它至今仍然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统治者推波助澜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色和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精神理念。

儒家思想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其思想体系常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也是后来道家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它的理论体系别具风格，具有玄妙的哲学色彩，丰富的著述和严密的论证使其后来发展成为影响主流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之一。儒、道两大学术派别在构成方式、世界观、修养方式以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等诸多方面都与佛教有着近乎相似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三教最终必然会走向交融并存的发展道路。

一、宗教的构成方式

后世人之所以将儒、释、道并称三教，这是因为儒、道两家和佛教一样，也有着相同的宗教的构成方式。首先，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佛教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印度佛教中惟一有资格被称为佛的人就是释迦牟尼，在佛教徒心目中，佛和释迦牟尼是一体的也是惟一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道家学派的开山鼻主老子也被其后来的学术继承者尊为圣人，他们在各自学派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术思想的传播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人能及的。这就使儒道两家与佛教一样有了可以被称之为“教祖”的神圣人物。其次，佛教以法为教义核心，围绕法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佛经，像《华严经》、《妙法莲花经》、《楞伽经》、《金刚经》等都是佛教徒遵循的典范。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道家学派则以《道德经》为经典，这些经典既可被称之为教义，也可被看作是两大学派的理论精髓，这与佛教经典的本质别无二异。再次，佛教有一大批对其教义深信不疑的忠实信徒，而儒道两家也各有一批支持其学术理论的追随者。佛教信徒也被称为僧，“僧最初指那些至少成功地跨过了通向涅槃之路，由此不再退回到生死轮回中的一切人众。从广义上讲，僧构成了整个佛教教团，包括正式僧尼和尚未取得正式资格的僧尼、已受戒的内众和在家男女居士。”儒、道两家的信徒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思想元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当中了。佛、法、僧在佛教中被称为“三宝”，它们构成了佛教的主体框架。儒、道两家在构成方式上和佛教基本相同，而且由于儒、道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宗教类似，所以世人将儒、佛、道并称三教。

二、心性和精神的修养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处于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的不断生死轮回之中。而众生之所以在十二因缘中轮回不断，原因在于众生自身所造的业力。“业”包括三种，即身业（行为）、语业（说话）、意业（思想），它涵盖了众生一切身心活动，这些活动的结果导致了轮回。即有情众生在贪、謓、痴的影响下，按照业的法则，轮回为天神、人、恶魔、畜牲、鬼和地狱里的生灵，并体验欢乐和痛苦。要想超越轮回，摆脱人世的种种烦恼，就必须通过对心理和精神的修持来达到。这种修持在佛教中被称为道，道的结构在三学，即戒、定、慧的程式中得到了清楚的显示。“戒”的基本意思是“行为举止”，引申为“善举”。佛教认为一切创造善业的行为举止都与健康的心态有关系，“戒”就是通过对情众思想、行为的约束来培养一种健康的心态。“定”本意指冥想，指修持者精神集中，心无杂念的思考状态。“慧”是指在“定”的状态下所产生的一种对人生的领悟，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领悟，而是一种能断除妄惑，根绝无明烦恼，获得精神解脱的领悟。从某种意义上讲，“戒”、“定”、“慧”的修持过程就是精神净化、升华的过程。

“仁”是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但就达到“仁”的途径而言，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使一切视、听、言、动的行为都符合“仁”的要求。而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自己的内在修身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修己”以安百姓的愿望。但无论是“克己”还是“修身”，孔子认为都必须通过学习去实现，学习是儒家修养心性和精神的主要手段。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到“吾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指盛大、刚直的正气或精神。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培养自己心底无私、一心为天下苍生着想的精神境界。道教的修行大力倡导养气论，在“精”、“气”、“神”的修炼活动中，“气”的修炼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从“精”到“神”这一质的飞跃的关键所在。内丹是道教最普遍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跟外丹借鉴仙家思想不同，内丹以行气、守一为手段，借助内气的运化达到修养的目的，其思想本源多出自道家，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就修行的目的而言，道教强调通过心性的修炼，使精神同于天地宇宙，因此带有神秘的虚幻色彩。从儒、佛、道三教的修行方法上看，三教都比较注重心性和精神层面的修行。从本质上讲这是由三教虚无的世界观决定的。

三、虚无的世界观

气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联系人体与自然，社会与天道的基础，而且也是维系生命、自然、社会与天道的基本物质。可以说，无论是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思想中的“道”，都必须通过“气”去理解。“儒家认为，天之根本德性，含在人之心性中，天道与人道，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贯的。天道运行，化生万物，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能与之相同。”儒家将“气”看作沟通天、地、人的桥梁，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想家张载认为，一切可见之象都是气，他提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道家思想则将道看作世界的本源，《老子》（即道德经）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指阴阳未分前，宇宙混沌一体；‘二’，指宇宙分化为阴阳；‘三’，指阴阳、和谐。所谓‘三生万物’，指通过阴阳对立生成新的统一体。”另外，道家还将道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法则。老子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还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为作为最高本体的“道”是永恒的，不可用语言表达的。道家认为“道”无声、无形，“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总之，道即是无。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将“道”理解为气，他在《庄子·至乐篇》中提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他进而概括为“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可见，儒道两家都将气视作是世界的本源，这体现了一种强调虚无的世界观。

佛教认为诸法无我。“‘法’，指世间存在的事物。‘我’，是主宰、自性、实质和实体的意思。诸法无我就是说世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没有起着决定作用的‘我’或灵魂。”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单一独立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暂时的、虚幻的。因此，佛教世界观强调世间万物一切皆空，这与我国儒、佛两家强调虚无的世界观具有本质的相同意义。三教这种近乎相同的世界观就必然导致它们会追求一种相同状态的最高境界。

四、平静、祥和的最高境界

“涅槃”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它本意指“吹灭”贪、瞋、痴之火。“寂静”是用来客观地形容“涅槃”的存在状态，“涅槃寂静”是佛教的最高理想。从心理上讲，“涅槃”是一种彻悟、极乐、无量慈悲、寂静和无限的精神解脱状态。从本体论上讲，就小乘佛教（以追求个人修行为目的）而言，“涅槃”是与宇宙过程完全无关的永恒、不变，它是存在于思想之外的精神实体；对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宗旨）而言，“涅槃”是超越包括自身和轮回之间所有对立的绝对实体。作为精神意识的最高产物，“涅槃”是大慈大悲的体现，包含着无量功德与圆满道行。要达到“涅槃”的境界，就要求人世间的有情众生，在长期的修行过程中，坚定对佛的信仰，断除欲念，根绝烦恼，使精神超越肉体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郑玄注：“止，犹自处也。”孔颖达疏：“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儒家以仁为本的思想体系，自然会形成他们追求“至善”的最高境界。所谓“至善”的状态，既可以用“上善若水”来形容，善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心如止水的状态。这其中包涵了一种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的人生观和一种积极进取、无私无畏、与人为善的献身精神。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毫无私欲，自然就会使心静如水。用这样平静、祥和的心绪来考虑问题，自然会产生超乎常人的大智慧。用这样无私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世间万物，自然会产生一种包容天下的广阔胸襟。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指自然而然。道家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认为人不应该用主观行为去改变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这种崇尚自然的理论体系就必然导向提倡独立人格的价值观念。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个性自由状态下的精神超脱。庄子在《逍遥游》中表达了追求精神解放的价值取向，其途径就是要摆脱各种外在的束缚，使个体的本性得到自由伸张。《逍遥游》中提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指道德修养最高的人，会消除外物与自我的界限，达到忘我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能超脱于物外的人，不建树功业；思想修养趋于完美的人，不追求名誉地位。庄子认为，个体生命的首要任务意义就应该是自由生存，而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和功名利禄等，都不过是束缚这种自由的樊篱。为了实现个性的自由，人们应该摆脱世俗的精神奴役和羁绊，从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出于这种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道家代表人物大多数过着闲适淡雅的避世生活，在平衡、祥和的气氛中，体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乐趣。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儒、佛、道三教在本质上的相同特点，这是三教交融并存的前提条件，而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得以充分发展的本质因素还需归功于儒家的中庸哲学。“中庸”是儒家历来遵循的处世原则。“所谓‘中’，就是适应，顺应；所谓‘庸’，即经久不渝、恒久不变之意。二者合用，意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不走极端之意。”中庸思想对建构华夏文明和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文化的亲和力，能求同存异，万流并包。这就是佛教在我们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里能享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中庸表现在心理层面上，则产生了以融合为总基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就使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能抱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广大民众对佛教的认同和接受，最终促成了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而且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