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都市佛教对城市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张有才

在工业文明昌盛的当代社会，城市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其通过发达的资讯、集中的资源、多样的传媒、便捷的交通和流动的人口对生活于其中以及辐射范围所及的人们产生种种的影响，它犹如一个高速运转的旋涡不断将人们吸卷其中，人们甚至毫无察觉而为其所牵引，当代诸多西方思想家早就对工业文明对社会生活和人造成的病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现代性是正在降临的命运，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2]我们只能面对和应对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问题，在此情形下，建设城市文明成为当代之亟需，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变病态的城市，更是在于疗治病态的人。

在历史上，都市佛教一直是佛教弘法利生的重要阵地，她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在提升都市文化品位、辅助道德教化和推动慈善救济等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城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上的失调，这四者并未形成有效的合力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成为当前诸多烦恼、矛盾和冲突的渊薮。在此情形下，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宗旨的佛教在当前城市文明建设中应发挥哪些作用呢？这是当代都市佛教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

一、为当代伦理重构提供思想资源

五四以来，中国经历了数次反传统的高潮，这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几乎彻底的否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未曾有过的，从上个世纪反传统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到，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如何从最初的较为清醒、公允的理性反思一步步走向偏激，直至丧失理智的疯狂，到今天又开始回归理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佛教乘此东风亦得到较快的发展。

审视上世纪的反传统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对传统伦理体系的批判和解构一直是运动的主要任务，这不足为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血缘伦理文化，伦理道德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自然不似有着宗教传统的西方社会。中国传统伦理体系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佛教和道家伦理为补充的三维一体结构，儒家的弘毅进取和佛道的柔顺守静共同塑就了传统文化的整体至上、刚柔并济、能进能退的品性，她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维系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我们的传统伦理体系，审慎地做扬弃的工作。其实，近现代反传统的理论依据基本上是西方启蒙以来兴起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其表现为高扬个体价值、肯定个体的欲望、跳出传统“伦”的约束以及世界祛魅和价值的多元化，可以说启蒙是现代性的开端，它孕育了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然而对于反传统的结果，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即解构上的不遗余力，建构上的力不从心。这好比因嫌房舍破旧而拆掉重建，结果是旧的拆了不少，新的却迟迟不知如何建造，如此只好躲进残垣断壁，或是暂避于他人的屋檐下，或是四处游荡而不知所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在生活实际中，虽然传统伦理体系遭致批判和解构，但并未因之而从人们的意识或无意识中销声匿迹，传统道德仍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在处理和维系百姓道德关系方面发挥着作用；对西方某种学说的推崇和引入，并试图依其建构新的伦理体系至今也尚未成功；现代性所呈现的价值碎片、道德相对主义乃至道德虚无主义给社会的道德生活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因此，伦理的重建是时代的呼唤和提出的重大课题，这对佛教而言是个重要的契机。在历史上，佛教传入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同中土固有文化相互融摄的过程，在伦理方面与中土儒家伦理相互影响，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贡献，如佛教的因果报应弥补了中土伦理善恶因果律的不足，在理论上解决了传统伦理“德”与“福”的矛盾；佛教的慈悲精神、佛性论、修行论、解脱论等也都对传统伦理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伦理的重构不可能无中生有，佛教应依其契理、契机、应时原则阐释其教义，为当代伦理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都市佛教位处诸多资源集中的城市，方便与高校等研究机构及其专家学者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对佛教伦理资源的挖掘与梳理；城市亦是当前道德问题复杂尖锐、道德冲突严峻的地方，这对于佛教伦理的针对性研究也有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当代佛教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伦理重构做出贡献：一、佛教缘起论可为解决当前道德形而上学缺位提供一种思路；二、佛教的慈悲精神可以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三、以佛法来认识和阐释当代的诸多领域的危机，提出并发展佛教应用伦理，如家庭伦理、生态伦理等等。

二、心灵抚慰、心理疗治和养生方面

文化的重要功用在于帮助人们如何应对苦难，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向人们提供了一套解释系统和意义世界。苦难是宗教反思的起点，如何从“苦”中获致解脱是佛陀创立佛教的本怀，因此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是佛教的核心问题。不同于其他宗教，或是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佛教直面人生苦难，以缘起法则揭示苦难真相和根源，其分析细致入微，雄辩合理，令人信服，如佛教常言的“八苦”[3]，包含了心理、生理、自然和社会等诸多层面的苦难，可以说佛教对“苦”的认识和阐释是其他宗教所不能比拟的。佛教对“苦”的揭示以及理想之境的描述、解脱之道的施设共同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解释系统和修证体系，这套解释系统创设了一个意义世界，为人们心灵的安顿提供了家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土文化为什么要引进和吸纳佛教文化，并经过与其的相互建构而使佛教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远不及农业自然经济时代那么闲适、雅致和环保，工业文明遵循机器运作的方式和时钟运行的逻辑，膨胀的欲望成为推动社会不停运转的不竭动力，人们似乎淹没于收入、效率、利润、GDP等等量化的数字海洋之中，迷失自我。生存竞争的压力、人际间的冷漠、社会的低信任度、无根般地漂泊、世事的无常等等，所有这些都让人感觉似上足了发条而不能停下来，让人身心疲惫。伴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焦虑、内心的孤寂、诸种心理疾病甚至心灵的扭曲，以及由之引发的生理上的亚健康乃至更为严重的后果，如猝死、癌症以及暴力犯罪等等，这些都是当代都市人的现代性境遇，极大地影响了都市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的稳定。此外，没有人文的润泽，心灵将会枯萎和荒芜，没有人文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将会堕落为动物式的谋生本能，人终将受制于自然欲望冲动而成为其奴仆，乃至迷失自我，失去人之为“人”的资格。

心灵抚慰和心理疗治是佛教的殊胜之处。佛教理论和修行方法在对治本能欲望冲动、认识自我、提升心灵层次和德性境界、安顿心灵和心理疗治方面的功效显著，这是已被历史和现实所承认的事实，西方近现代的一些精神分析大师和著名心理学家（如荣格、弗洛姆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教义的启发而提出的极富影响力的相关学说已然昭示了佛教在此方面的杰出贡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亦有佛教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成果问世，这表明我们国内也开始重视佛教在此方面的价值了。都市佛教闹中取静，可为身处喧嚣都市中的人们提供消除烦恼尘劳、减缓身心压力和健身养生的清凉之地，很多都市寺院通过组织讲法、禅七或佛七、诵经和抄经等活动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短期闭关禅修是反观自我、调整身心和磨砺心性意志的极佳方式，其内容可以包括坐禅、念佛诵经、软笔抄写经文、素食或辟谷、定时起居、止语等等，这种短期闭关在当下很多都市寺院颇为流行。难能可贵的是一些都市寺院还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为一些向佛教寻求心理救助的都市人提供帮助，如南京鸡鸣寺的菩提轩，工作人员都是义工，尽管他们可能在精湛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心理疗治经验方面有所欠缺，但这毕竟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此是值得赞扬和推广的。此外，在我国刚刚起步的临终关怀事业和重大灾难的心灵救助方面，都市佛教都可以大有作为。

三、文化、教育和慈善方面

文化、教育和慈善三大社会功能是佛教的优良历史传统，也是佛教确证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所在。当代都市佛教位处文教资源集中、工商业发达，且人口密集、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因此，在文化、教育和慈善方面较山林佛教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发挥都市佛教这三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也是佛教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实践人间佛教的重要途径。

文化上的传承与开新。中国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这得益于古德高僧和文人士大夫的共同推动，自古士人与知识僧人的交往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他们的文化交流碰撞起无数的智慧火花，共同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中国艺术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离开对佛教文化的研究，哲学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同时佛教文化的形成也是佛教积极吸纳和融摄中土固有文化如儒家、道家的结果，可以说儒、释、道三者的相互建构共同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样态。当代都市佛教可利用自身和都市资源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如向市民开放寺院图书馆、组织佛学讲堂和佛学沙龙、举办少儿读经（这里的经不限于佛经）班、成立文化艺术研究所、发行期刊杂志和音像制品等等，还可以定期举办文化周等活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加对佛教的义理、伦理、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的了解。例如上海玉佛寺每年举办的“觉群文化周”活动，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一般包括主题征文、书画摄影、佛法讲座、人文讲座、主题学术研讨会、放生等佛事，还有慈善晚会等等内容，可以说“觉群文化周”的举办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得到了政界、教界、学界、媒体和群众的大力支持。总之，都市佛教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无疑有助于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城市文明的建设。此外，当代佛教也应如古代佛教一般，以开放的胸怀来对待一切优秀文化，不断发展和丰富自身，锐意创新，为繁荣中国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佛教的教育功能在近现代都市佛教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近代佛教界主要是通过庙产办学、办学保产创办佛学院校和中小学，前者如在上海创办的华严大学、上海佛学院、法藏学院、楞严专宗学院、静安寺佛教学院等；后者为社会上贫寒家庭子弟接受教育创造条件，这其实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一项内容。例如近代上海佛教界为了对抗天主教、基督教带有殖民色彩的办学，提振民族精神和维护民族自尊而创办了一些学校，如同岑小学、留云小学、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义务小学、静安义务小学、南翔乡村小学、兴慈中学等。其中，兴慈中学最具影响，校名“兴慈”是为了纪念兴慈法师办学功德而定，学校于1947年2月20日正式开学，招收初、高中学生267名，聘请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20余人。有一半学生享有减免费待遇，师生一律素食，充分显示佛教办学之特色。兴慈中学校风严肃，颇得社会好评，故创办以来生源渐增。兴慈中学有自己的校徽、校训和校歌。其校训是“仁义礼智信”，其训育原则是：一、发扬兴慈大师济世济人之精神；二、陶融美德；三、信仰自由，但不得毁损佛道；四、培养优良学风，严禁参加外界活动；五、发展个性，奖掖天才；六、提倡素食，励行节约[4]。当代都市佛教在教育方面继承创新，创办学校的层次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高等教育，在办学方向上也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如创办医学院、技工学校等，这方面台湾佛教界有着丰富的经验。当然在今天，都市佛教的教育功能不仅仅限于办学方面，它与佛教的文化功能相连互动，佛教在文化活动方面的很多举措同时也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慈善事业是佛教利乐有情的重要内容，是佛教大乘菩萨道精神的体现，对佛教而言有着优良的历史传统。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战乱不止、灾害频仍、兵匪横行，可谓民生多艰、苦难连连，都市佛教义不容辞地组织赈济灾民等慈善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成立佛教慈善机构和组织，展开佛教的慈善事业，毕竟在工商业和信众集中的都市开展慈善活动，对都市佛教而言是非常便利的。在当代，都市佛教的慈善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界成立的诸多慈善团体已然成为民间慈善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联系广大信众、慈善人士和汇聚爱心的纽带，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度和影响力，有些已闻名于国际，如台湾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等。当前，都市佛教的慈善事业基本涵盖了赈灾、扶贫、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其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直接针对个人的帮助，有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创办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笔者认为，在政府不断加大社会公益事业投入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佛教的慈善功能可以和政府的社会公益职能结合起来，如可以通过在学校（主要的公办学校）设立奖助学金的方式来代替佛教办学，在公立医院设立特殊挂号窗口的方式来代替佛教直接办医院，这样既可达到慈善目的，又可以节约和提高善款的利用率，省去不必要的创办和运行管理成本。之前，在政府财力有限、投入不足时期创办的学校、医院等机构可以相继交由政府管理。总之，当代佛教的慈善事业有助于减轻社会转型以及重大灾难所带给人们的痛苦，抚慰心灵，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当代都市佛教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三个重要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其作用的发挥不仅可以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更有利于市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

四、经济、政治和环保方面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寺院经济已然成为当代经济形式的一种，因此，寺院不仅仅是宗教实体，同时也是经济实体，在此，笔者不再追溯寺院经济的历史和是是非非，只谈一下都市佛教寺院经济的作用及其定位问题。

都市佛教寺院经济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三：一是维持寺院和僧团的生存与发展；一是向国家纳税，为社会做贡献；三是用于佛教的慈善事业。这三者中，维持寺院、僧团的生存和发展应视为寺院经济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主要作用，因为佛教首先应当是宗教实体，其社会贡献主要应在宗教人文精神领域，这是佛教确证自身独特的社会价值的唯一所在，不像佛教其他的社会功能，它是不可取代的，因此寺院经济要紧密围绕维持僧团生存与发展以及佛教弘法事业这个核心。

由此寺院经济在佛教中的定位就很清楚了：佛教首先是宗教实体，其次才是经济实体。太虚法师针对居士林所作的“职业”和“志业”的区分对于今天寺院经济的定位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太虚认为，职业是“迫于机械的必然形势，应付现前环境”的劳动，职业又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为维持身命所需要者”，如涉及衣食住行等农工商业，这是较低级的；二是“间接为维持身命所需要者”，如政治、法律、军事、礼教、学校、寺庙等，这是较高级的。而“志业”是“发于精神的自由意志，为创造当来运命之活动”，其高下依次分为五类：宗教、学理、艺术、游戏、俗染。职业与志业之间的关系，最好能够一致，否则志业必定衰败[5]。如果将寺院经济视为“职业”，那么佛教的宗教功能当视为“志业”，寺院经济应为佛教的宗教功能服务并体现佛教的文化精神气质，使其不同于俗世经济，如果本末倒置，将会从根本上损害佛教事业。因此，在坚持佛教宗教事业高于寺院经济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寺院经济，可为城市物质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在政治文明方面，当代都市佛教可以通过参政、议政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同时也是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重要途径。在佛教史上，一些高僧大德通过对国主和重臣的影响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功德，如佛图澄对于石勒多所辅导，曾劝其少行杀戮，当时将被杀戮的，十有八九经澄的劝解而获免。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断健全的今天，有着较为畅通的参政议政途径，都市佛教可以通过各级人大、政协来反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民生要求，为国为民为教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生态危机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城市更是各种污染的集中地，从全国来看，就生态环境而言宜居城市少之又少，因此环境保护也是都市佛教所关注的。当代都市佛教一般都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环保工作：种树植草绿化城市；编写并散发环保小册子，普及环保知识；通过组织放生活动来增强市民环保意识；倡导素食以保护野生动物；结合佛教教义宣传环保等等。都市佛教通过上述环保工作和活动有助于提高市民环保知识、增强环保意识，有助于促进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

五、结　语

城市文明一般来说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共同造就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状况。其中，市民的文明程度即市民素质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关键，它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和灵魂，贯穿并统摄物质、精神、政治和生态文明，毕竟社会能否和谐、生态能否和谐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的高低。

当代都市佛教在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指导下，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走“人间佛教”之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务现实社会、关怀现实社会、净化现实社会，在伦理、心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环保等方面投身于城市文明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　释】

[1]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基于佛教的宗教伦理研究”（项目编号：BC0809）阶段性成果之一。

[2]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P123，李安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

[4]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P28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 参见李明友：《太虚及其人间佛教》P81，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张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