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明真法师护教之努力——段基亮

民国时期，宪法明确规定实施政教分离政策，强调国家和宗教应该互相分离，国家不援助、助长、压迫各宗教团体。同时，还规定宗教徒作为中华民国人民的一分子和其他社会成员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也就意味着，佛教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组建佛教政党等，这些似乎表明民国的制度能给佛教带来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民国文化已深受西方流行的反对偶像和打破一切形而上学等观念的影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经常有各种反宗教性的运动，如庙产兴学规模的不断扩展等。而且宗教，包括佛教徒，经常被斥为迷信和社会寄生虫等，只会对社会起到消极的作用。种种情形，严重威胁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拯救、发展佛教，许多高僧大德纷纷提出了改革佛教的方案。例如太虚大师认为要适当地参与政治，以表达佛教徒的心声，还有改革佛教，建立人生佛教，以适应和服务新社会等；宗仰上人也提出要改革传统佛教，要复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等；“革命和尚”苏曼殊主张破除鬼神的佛教、烧香拜佛的迷信、崇拜木偶的佛教、拿佛教原来的本义来攻击视佛法为“衣食之资”、“贩卖之具”、“崇拜木偶”的沙门，并且要恢复佛教的尊严，力斥佛门的依附性，大力发扬佛教的教化功能，培养人们的利他精神，整顿佛门的纪律，宜断除将佛教作为衣食之资、贩卖之具的利己主义思想等。

明真法师（1902—1989）是近代名僧，少年时曾入私塾就读，天资聪颖，擅长写作。1923年投武昌莲溪寺从圆安法师披剃出家，次年到湖南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1926年肄业于南岳僧伽学校。1929年，在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其间，与灵涛法师一起研习唯识学和禅宗典籍，并以饱满的热情，给佛学刊物撰写文章，仅《观宗弘法社刊》（1929年第3期至第12期）就发现他的著作12篇。1939年，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任文书股股长，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南岳光复后，曾发表《南岳之光》一文，赞颂佛教徒的爱国行动。1945年，在南台寺开办“南岳佛学研究社”，培植佛学人才。其间，曾应邀至国立师范学院讲授佛学。1947年夏，起草《湘桂僧侣青年联合请愿团宣言》，反对当时的政府强行征召僧人服兵役。明真一生对名利观念是非常淡薄的。那时太虚法师的门下一些著名法师如大醒、芝峰等人，都与明真法师有书信往来[1]。 他对佛教危机有着清晰的认识，反驳了许多对于佛教的偏见，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振兴措施，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振兴佛教。

一、佛教非迷信，是自正其心的宗教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巨大胜利。自然科学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科学精神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和规范性的评价尺度。“科学主义”思潮随着西学东渐传到我国，日益成为新型知识人的思维方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备受科学主义者的排斥，成为破除的对象。例如1922年成立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就曾宣布，宗教反科学，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党同伐异、挑起战争，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所以他们的宗旨是扫除宗教之毒害[2]。在此思潮影响下，庙产兴学越发地被视为正当，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民国作为共和国，本应保护寺庙财产，但执行相当不理想。佛教没有行政权利，只能一方面呼吁政府部门加大保护力度，一方面则需要从理论上对佛教是迷信的说法进行驳斥，从而挽救佛教危机。明真法师选择了后者，他在《对于端阳节之感言》一文中指出：

端阳节家家挂艾，户户悬蒲，认为可以蒲剑锋芒，来斩怪，艾虎雄威，来逐邪，此乃迷信之举。邪怪为不祥之物，诈现丑形，巧作媚语，擅降祸灾，妄谈因果，其大伤风化，深溺人心，有碍于政治，无补于社会，宜令人深恶痛绝，而斩之逐之者也。然而，邪怪之所以发起，不从天降，不从地出，而全由众生之心，所幻现耳，心内有怪，则身外见怪，心内有邪，则身外见邪。真正的斩除邪怪在于人自斩逐之，这才是正本清源。为人果能内正其心，外正其身。一举一动，合乎正；一言一行，合乎正。无一日不守乎正，无一时不依乎正，无一念不顺乎正，那还有什么邪怪。试观我佛于未成道之际，经魔王繁若恒沙，遇邪怪不可纪极。扰乱佛之真心，迷惑佛之法性，破坏佛之道业，而我佛安居正定之中心，同太虚无隙可入，念等铁石无力可挠，惟以慈悲感化，正真操持。卒至腊月八日，豁然大悟，丝毫未受其影响，此即所谓一正可以解百邪。邪怪欲谋根本解决之法，舍佛教之外，无他道也。佛教重在自信自愿，自行自证。我欲斩斯斩，我欲逐斯逐。我苟不斩逐，虽神力无量之佛祖，亦惟有袖手旁观，不能干涉。佛教是真正的去除邪怪的宗教，是打倒迷信的宗教。然而“方今科学昌明，急从事于打倒迷信，乃此种迷信，卒于闻有以打倒之，岂未暇议及此耶。抑寓有其他意耶，竟对我佛光明灿烂之大教，反斥为迷信，指为异端。使一般无知狂徒，得以借口，实行打倒之工作，不遗余力。是真当打倒而不打倒，不当打倒而妄打倒。倒行逆施，不显公理”。[3]

明真法师不遗余力反复宣扬佛教是智信的宗教，是内正其心、外正其身的宗教，并非迷信的宗教，科学主义者搞错了，需要赶快纠正自己的错误。

二、佛教非消极，有益于政治

伴随佛教迷信说而来的是佛教消极说，此说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是人们消极悲观厌世的表现，不利于社会发展。其实不然，从佛教徒本身的志愿来讲，他们以慈悲为本，忍辱为行，对于声色货利，五欲六尘，多远避之，但这并不能作为消极逃世的证据。大乘佛教以慈悲救世为本怀，主张积极入世。六祖慧能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求兔角。”《大智度论》卷十六载一故事云：“昔野火烧林，林中有一雉，勤身奋力，飞入水中，渍其毛羽，来灭大火。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不以为苦。是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言：‘我救此林，愍众生故。此林荫育处广，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依仰此——我身有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佛教徒拯救世人的宏大悲愿可见一斑。再从佛教的社会影响来看，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世间未曾有一法，不是从因缘而生，贯穿因缘果报的核心便是业力。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会造作出业，造作善业比生善果，造作恶业比生恶果。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也就会造成有人聪明绝顶，有人却愚笨有加；有人大富大贵，有人却贫困交迫；有人一生走运，有人却晦星高照。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传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可谓家喻户晓，具有巨大的劝人向善的能力，从而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正如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所说：“宗教通过被赋予了道德含义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通过将这些规范和价值的某些部分神圣化，从而才能在人们的个人愿望与社会需要发生冲突时(例如在战争年代中)，使个人毅然面对必须作出的牺牲。……宗教有助于控制越轨行为。……那些服从宗教戒律、遵从社会规范的人，被许诺将会得到人力所不能及的回报……而那些背离了戒律和规范的人，则会受到超自然惩罚的威胁……此外，宗教还为社会控制过程增添了超自然的‘侦查’力。犯下越轨行为的人只有在有人看见并举报的情况下，才会受到社会的制裁。通过将控制力延伸到未能被人察觉和报告的情况，宗教将应有某人来充当观察者的需要降至了最低点。”[4]

明真法师非常注重对佛教因果观念的宣传，他认为佛法以因果二字为关键。他说：“世出世间，因果而已矣。因非果不显，果非因不成。有因无果则空，无因有果则妄。故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喻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如声发响应，形至影随，丝毫无差，纤厘不爽。而一切众生深陷无明之坑，久沉烦恼之海，如浊水之鱼，上下不辨；似黑夜之鸟，东西不分。乱驰乱掣，妄作妄为。不因苦乐之天渊，何问善恶之差别？是以大觉世尊，起同体之大悲，奋无师之妙智，出广长之舌，发圆妙之言，无非奖善戒恶，演苦宣乐，示地狱鬼畜之恶果，诫上中下十恶之恶因，赞人天修罗之善趣，劝上中下十善之善行。乃至修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平等大悲，感声闻缘觉菩萨佛之果。其间虽有明空显有，演假宣真，谈不有之有，论不空之空，说无生之生，示无相之相。亦欲令人由恶因恶果转成善因善果，由善因善果转成净因净果，由净因净果转成无因无果而已。”[5] 正因有了劝人向善的因果观念，佛教能对社会起到很好的净化人心、改良风俗的作用。所以佛教“非迷信，是积极而非消极，是欣世而非厌世，是补政治之不足，而非妨碍进化。足以打破物质文明之倒惑，享自心解脱自由之娱乐。”[6] 然而，当今之世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欲望，因为太热烈，视来世、因果为幻想，都不甚看重，甚至目为迷信。佛法以因果二字为关键，离因果之外无佛法可讲。明真法师认为这些人既不信因果，佛法也就不信了，此乃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不足深怪。但佛法是一切学术的源本，是一切众生的救星，这是不可动摇的。现在佛教虽大现衰象，没有充分的发达，贡献于世，使社会人类皆得享其幸福，收其功效，可是佛法自身，无论如何终是永远存在不会灭亡的啊！它卓立的精神，坚实的价值，足以亘千古而不朽，历万载而常新。[7]

三、不做寄生虫，积极自谋生活

主张佛教消极说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认为佛教徒不事生产，徒受供养，是社会的寄生虫，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恶劣，失业人口众多，僧人们的不劳作，成为众矢之的，遂有“蛀米虫、社会蠹”之口号。危亡时期，任何一个错误的观点都关乎佛教命运，需认真对待。明真法师很早便意识到这种社会思想的危害，认为循此以往，不事改良，则数十万之佛徒，将日归于淘汰，而难立足于社会矣。他强调人之为不可无职业也。有职业则有自立权，无职业则无自立权，号召僧众要有相当之职业，以自食其力，不仰人鼻息，而寄生于天地间。但世之职业无边，而人之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学无边之职业，势有难能。然则如何而可，择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者，而以勤勉学之。明真法师经过一番抉择，在众多职业当中选择医学作为僧人的首选。他说：“职业之中尤以医业为善。盖医能对症用药，起死回生。有药到病除之功，有拔苦与乐之妙。古哲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语，盖深叹医之有益于人类也。我佛称为无上医王，亦以能善治众生之病也。众生之病固多，略而言之，不出内外。疮疖疥癞，身外之病也；贪嗔痴慢，心内之病也。身外之病不治，其害仅一生；心内之病不治，其苦实万世。故佛治心病，竭尽心力焉。而治身病亦未尝忽之，但心病重而身病轻，故先重而后轻也。今之人则不然，其所重也轻，其所轻也重。身有微疾则延医以治之，心有大病转不医治，此其故何耶？余知之矣。盖以身属有形，人所易见；心属无形，人所难知。加之末世，凡夫心窍若管，眼光如豆，只图现在快乐，不顾将来痛苦。只求物资文明，遑论精神安慰。是故，见小而不见大，知近而不知远耳。或曰，今者世界进化日异月新，职业之繁，莫可指数。军也工也农也商也，类皆人之所当学。何拘拘于医业为也？余曰：‘子言诚是矣，然不闻古训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我佛在因地修心时，曾为医中之王，救活病夫无量。僧既为佛之子，又焉敢背佛行而学他业乎？兼之吾佛教素以慈悲为本，利济为怀，则学医者，正属慈悲举动，利济事业。既可寿世寿人，救苦救难；亦可雪东亚病夫之耻，增中华民国之光。岂不善哉？’或又曰：‘僧为方外之士，当一心修道，不染世缘，方达成佛之目的。而乃学医业，不亦自寻烦恼，绝成佛之希望耶。’余又曰：‘子言则谬矣。子亦知现代之潮流，非职业难以谋生耶。子亦闻佛教之大乘，搬柴运水，无非佛事耶。菩萨度生无身不现，佛陀设化有事皆为。世法佛法，一心所变，安有二哉？不过世属有漏，佛属无漏；世属虚幻，佛属真常。然皆假定名目耳，岂可妄执而有碍哉？’或闻之，唯然而退。”[8] 法师认为佛陀被誉为无上医王，能善治众生之病。病分内外，佛法能诊治人心内之病，医学可救身体之病，内外兼治岂不善哉，何况寿世寿人，救苦救难；亦可雪东亚病夫之耻，增中华民国之光。

四、发展僧教育，推进佛化事业

如果只是一味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各种排佛观点进行消极防御，佛教必元气耗竭，发展亦将无从谈起。然而，为振兴佛教，当时之人采取了许多办法，此则立佛会，彼则开学院；此则抵外患、请愿政府，彼则御内忧、克实行持也；此则出洋而传播佛化也，彼则入藏而恭阅圣迹也。明真法师认为原本佛法宜受国家保护，万民信仰，佛子宜为社会重视，百姓崇拜，但国家不惟不保护，且而破坏之，社会不惟不重视，且而轻侮之，关键在于寺庙中少专宗之学校，僧侣中少纯粹之人材。夫无学校，则人材无由出；无人材，则佛法无由宏，故学校为养育人材之地，人材为昌扬佛法之具。各寺宜立专宗学校，以造纯粹人材，让其放下诸缘，收拾杂念，勤求佛法，一宗专人。佛教虽宗派甚多，文理各别，当旁搜博采，尽悉底蕴，使佛一切真理皆不致埋没不彰，而得公布于世。社会得以安宁，人类得所依归[9]。为此，明真法师号召僧尼皆宜急力求学，他说：“余闻古之为僧尼者，必有超方之学识，出格之见地，乃获投入空门，染衣削发，而为出尘之上士。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不受人愚，不为物屈，盖以有学故耳。是以学能转昏为明，化愚成智。可以开拓心胸，可以增长志气，可以解惑除疑，可以达理知事。然不特为僧者宜学之。即凡为尼者亦皆宜学之。何也？良以聚众，盲不能视，聚众声不能听。聚一国不学无术之僧尼，不盲而盲，不声而声，佛教焉能强盛也？不强则弱，不盛则衰，此天演之公例，所不可逃者也。恫矣哉！我佛教育之腐败也。悲矣哉！我佛弟子之恶劣也。而究其所以腐败与恶劣者，亦由未明急力求学，徒贪温饱而已。试问吾国之僧尼界中，几人宏宗演教，几人好学能文。虽调查非易，要其不若古之为僧尼者，有博大学问，则无可讳言。吁！此其所以受外界之侮，为人所牛马，为人所鱼肉，而无可奈何也。犹夫弱而无力之老兽，任人驾之轭之，驱之策之。寝其皮，食其肉，而终莫能发一言，出一语，以奋起猛力，以抵抗外侮。是真可怜之至也！”“况今日之天下，一角智争能之天下也。有学问则到处尊崇，无学问则随地轻侮；有学问则人为我治，无学问则我为人治。其区别也如此，其关系也如彼。人奈何而不急力求学也？尚望今之为僧尼者，务宜依佛之言，行佛之事，各以求道求学，为第一无上之义务。则佛教既可得世人之信仰，而佛子又可受世人之崇拜。”[10] 学习有这么多好处，如果不及时努力，一志勤求，反将经藏束之高阁，漠焉不顾，不亦可惜者哉？明真法师对僧众的劝化可谓苦口婆心，不遗余力。在此思想指导下，法师大力赞扬、提携致力于学习佛法的年轻人。他就曾向通一法师介绍推荐慈云法师，称赞他虽然是小和尚出家，但很早便意识到不能只读些应付的经忏，靠死人吃饭，所以悖背了他师父的意旨，跑到外面来求取一些知识。还有一位刚死去的朋友，勤奋参学，却屡屡碰壁，但仍坚持不懈，不断进取，以致劳累过度，早早离去。法师对其称赞有加，满怀深情地说道：“在现代，一个僧青年，能够含辛茹苦，想在佛教学行上得点收获，这我们很可以就说这是一尊初发心的活菩萨！何况他只受了三年正式的僧教育，就能够埋头实干僧教育的工作哩！他在外面跑的时候，不因痛苦的折磨，而消失他的志气；不因金钱娱乐的诱惑，而改变他的意向！他只想硬朗朗地做一个佛教徒！他只想诚实恳切地替佛教做些事业！他年龄还不及三十岁，他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只因为他平日为学为教，勤劳过度，而这么早的就离开我们死去了！我们不是石块，不是木头，通法师！你教我们怎么能遏制自己心头之悲哀哩！”[11]

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并非只是为了保存佛教，更是以弘扬佛法、慈悲度人为目的。明真法师认为现今之世异端蜂起、曲学鸱张、大道沦没、古教丧失，惟佛教尚存一线光明，未至扫地以尽，犹可依之修行，超苦海而生乐邦。但是，“佛之经籍广博，义理幽玄。览其文，如风云之变幻而莫测其端倪；穷其旨，似江海之浩深而难量其涯畔。百折千回，意无止境；顿谈渐说，语有皈宗。故非慧心独具，智眼圆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者，鲜有能见而信，信而悟也。良以佛理高深，佛文艰涩，佶屈聱牙，殊难解会。岂浅见寡闻之流所能窥其神妙于万一哉？加之现代僧徒，庸愚者多，聪慧者寡。一阅佛经尚未完卷，而厌念即起。纵潜心研究，亦不过囫囵吞枣、味同嚼蜡已耳。而于经中之至理，经中之妙义，绝难领略其究竟焉。斯即阅尽三藏十二部，亦何益于身心哉？只结未来之法缘而已。我佛教之真精神遂因此而湮没，不能广陈于社会耳目间也。”[12] 为了普及佛法，必须借助有力的宣传渠道，演讲宣说覆盖范围较窄，而文字则能广泛流通，影响面较大，杂志为文字之结晶，尤不可不多办矣。杂志能垂诸久远，风行全国，使人人皆得购而看焉，即人人皆得知佛法焉。由近及远，自中而外，行见五洲，慈让四海和平，而成一佛化之天下[13]。 正因如此，法师除了身体力行积极向各类佛教杂志投稿，还非常关心杂志的建设。例如《海潮音》因为日本入侵，不得不迁往四川，法师认为此举实多数学佛者之愿望，继续坚持发行《海潮音》是抵御日人文化侵略、愚蔽我民众的有力武器[14]。还有在万钧、道安两法师的努力下，《狮子吼》终于面世，明真法师兴奋地说：“云山远隔，愧不能买一长串十万响的鞭炮，在你们面前热闹的放放，跳起跛脚大喊一声恭喜。”[15]

结 语

危亡时刻，彰显佛子本色。明真法师以扭转衰势、振兴佛教为志业，积极应对当时各种社会偏见，阐明佛教真义，号召僧众破除个人、子孙、一寺一庵之贪心私利，为佛家之公益、公众之佛教努力奋斗[16]，提出不做寄生虫，自谋生路，发展僧教育，兴办佛教杂志等一系列主张，实乃近代护教之典范！法师曾提出感天动地之“我之希望”，本文以此作为全篇之终结：

夫世界太平，人群安乐，内忧不生，外患永息，此我对于公众之希望也；旧业忏除，新殃莫造，四大轻安，一心清净，此我对于个人之希望也；默察潮流，孰审时势，安守本分，保全大局，此我对于同胞之希望也；广及环球，普利社会，人人获乐，物物脱苦，此我对于佛化之希望也。凡此种种希望，而果可满也，则我固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庆祝而快乐之也。若未能满也，我亦惟出死力发决心，以与之奋斗而已。振刷其精神，磨练其手腕，运活泼之头脑，挺健全之身体，操无形之枪械，树道德之令旗，吹法螺执慧刀，向彼努力宣战。一战不胜，再战；再战不胜，乃至百战千战，恒河沙战，无量数战，必至希望满、目的达。[17]

【注　释】

[1]参见高振农：“明真小传”，《明真法师文集》，第392—394页；李克：“大仙”衲子明真，《明真法师文集》，第393页。

[2]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587页。

[3]明真法师：对于端阳节之感言，《法海波澜》1929年第三期。

[4] [美]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第455页。

[5][6]明真法师：佛法以因果二字为关键，《法海波澜》1929年第三期。

[7] 明真法师：研究世人不信佛法之理由，《弘法社刊》1929年第九期。

[8]明真法师：论僧人宜学医业以自谋生活，《法海波澜》1929年第一期。

[9]明真法师：论各寺宜立专宗学校以造纯粹人材，《法海波澜》1929年第二期。

[10]明真法师：论僧尼皆宜急力求学，《弘法社刊》1928年第三期。

[11]明真法师：致通一法师函，《人海灯》1936年第七期。

[12][13]明真法师：论僧人宜多办佛教杂志以普及佛化，《法海波澜》1929年第一期。

[14]明真法师：致苇舫法师函，《海潮音》1938年第十九卷第十一号。

[15]明真法师：致万钧、道安两法师函，《狮子吼》月刊1942年第一卷第二册。

[16]明真法师：论学佛者应打破贪心，《弘法社刊》1928年第五期。

[17]明真法师：我之希望，《法海波澜》1929年第三期。

作者：段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