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视野下探讨宗教——首届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全球化视野下探讨宗教——首届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刘芳 聂家昕

　　7月7日至12日，由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无锡灵山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和无锡灵山召开。来自中、美、英等国的近20位专家学者，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20余位青年学人齐聚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对“宗教”这一西方概念在中国研究中的宏观把握，首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有学者从仪式——信仰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宗教”概念的来源和流变，界分了“宗”、“教”、“拜”的不同含义，并引导我们从有无超自然观念、有无宗教经典、有无神职组织等方面，反思这一概念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有学者高屋建瓴，将复杂交错的当代中国宗教划分为地位不同、处境有异的3大板块，即护持型的“核心板块”、自发型的“新生板块”、模糊型的“边缘板块”，并指出有必要重新诠释传统的“政主教从”模式，将宗教活动纳入法治管理和社会协调的轨道，淡化政治的审视和考量。同时，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催生了中国宗教“和谐共存”、“一体多元”、“扶本化外”的宗教理念，而能够较好整合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道教”概念，或可成为未来“扶本”理念的发展趋势。

　　宗教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是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宗教现象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依然可以运用世俗化的理论视角予以说明。同时，宗教社会学的市场理论过度关注制度性宗教，并在分析中国宗教的多元市场、竞争模式、管理方法上存在不足。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宗教市场和宗教竞争都是有限的，而管理方法是政治性的、较严格的。因此，是否能够通过宗教市场论来作解释，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在对信仰概念的定义上有很大不同，而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提出的“混合宗教”概念，恰当地揭示了中国人的信仰特质。中国人的宗教混合了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具有多元的表达方式。这种信仰表达与实践都超出了制度宗教范围，宗教社会学可以拓展信仰研究的领域，将诸种信仰、宗教与国家政治实践整合在一起。

　　全球化视野下的基督教研究也是中外学者积极参与的热点议题。有学者从基督教史的角度，以17世纪、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为转折点，将4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以来的基督教分为4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并分析了其在不同时期变革的现象和成因。有学者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了欧美等国福音运动的宽容和自愿原则，探讨了新教精神和民主体制的关系。还有学者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与宗教生态失衡关系密切。对民间信仰、农村佛、道教的广泛打击，不仅破坏了宗教生态，也为乡村基督教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其对某县两地的田野个案调查中发现，宗教生态较好的地区基督徒比例很低，宗教生态严重失衡的地区则福音村众多，基督徒人数是当地人口的1/3。

　　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教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张力入手，探讨了伊斯兰教的改革路径、民主实践和殖民化挑战，分析了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政治——宗教领袖二元权力结构等问题。也有学者指出，集中表现在着装和就业方面的妇女问题，将极大地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进程。

　　围绕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有学者回顾了台湾慈济功德会、佛光山等宗教慈善组织的公益活动，指出台湾“人间佛教”重视“修心”、淡化等级、倡导公益，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社会问题、促进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而在全球性的文化互动中，这种复兴也确立起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也有学者指出，“人间佛教”近年来由于重视社会改造、忽视佛教自身，逐渐造成了现实与认识之间的脱节，而“人本佛教”则是对“人间佛教”的提升。提倡“人本佛教”，就是借鉴“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到佛教本意，发扬人本佛教清静庄严、悲智修证、和而不同、辅世教化、布道人寰的新传统，实现信仰者、研究者、护持者、管理者的新“四众和合”。

　　与会学者对民间信仰及其承载的中国传统价值也颇为关注。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相对性角度出发，比较了中西文化对“孝”的不同理解。“孝”在中国文化中是“天经地义”的，其价值具有某种绝对性；而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更为重要的生命来源，“孝”由此成为一种二元的、相对的价值，中西文化对“报”的看法也因此而截然不同。有学者从中国社会道德资本的积累出发，探讨了中国宗教发展的未来样态问题，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本是一个不断积累、代代相传的过程；与此相结合，许多佛教、道教思想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民间宗教化了。“善”、“报应”、“积德”、“缘分”等词汇，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本土信仰之中。而这些本土性概念的价值不仅限于个体表达之内，更体现在其对于整个社会意义的建构过程之中。（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7月7日至12日，由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无锡灵山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和无锡灵山召开。来自中、美、英等国的近20位专家学者，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20余位青年学人齐聚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对“宗教”这一西方概念在中国研究中的宏观把握，首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有学者从仪式——信仰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宗教”概念的来源和流变，界分了“宗”、“教”、“拜”的不同含义，并引导我们从有无超自然观念、有无宗教经典、有无神职组织等方面，反思这一概念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有学者高屋建瓴，将复杂交错的当代中国宗教划分为地位不同、处境有异的3大板块，即护持型的“核心板块”、自发型的“新生板块”、模糊型的“边缘板块”，并指出有必要重新诠释传统的“政主教从”模式，将宗教活动纳入法治管理和社会协调的轨道，淡化政治的审视和考量。同时，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催生了中国宗教“和谐共存”、“一体多元”、“扶本化外”的宗教理念，而能够较好整合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道教”概念，或可成为未来“扶本”理念的发展趋势。

　　宗教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是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宗教现象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依然可以运用世俗化的理论视角予以说明。同时，宗教社会学的市场理论过度关注制度性宗教，并在分析中国宗教的多元市场、竞争模式、管理方法上存在不足。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宗教市场和宗教竞争都是有限的，而管理方法是政治性的、较严格的。因此，是否能够通过宗教市场论来作解释，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在对信仰概念的定义上有很大不同，而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提出的“混合宗教”概念，恰当地揭示了中国人的信仰特质。中国人的宗教混合了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具有多元的表达方式。这种信仰表达与实践都超出了制度宗教范围，宗教社会学可以拓展信仰研究的领域，将诸种信仰、宗教与国家政治实践整合在一起。

　　全球化视野下的基督教研究也是中外学者积极参与的热点议题。有学者从基督教史的角度，以17世纪、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为转折点，将4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以来的基督教分为4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并分析了其在不同时期变革的现象和成因。有学者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了欧美等国福音运动的宽容和自愿原则，探讨了新教精神和民主体制的关系。还有学者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与宗教生态失衡关系密切。对民间信仰、农村佛、道教的广泛打击，不仅破坏了宗教生态，也为乡村基督教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其对某县两地的田野个案调查中发现，宗教生态较好的地区基督徒比例很低，宗教生态严重失衡的地区则福音村众多，基督徒人数是当地人口的1/3。

　　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教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张力入手，探讨了伊斯兰教的改革路径、民主实践和殖民化挑战，分析了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政治——宗教领袖二元权力结构等问题。也有学者指出，集中表现在着装和就业方面的妇女问题，将极大地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进程。

　　围绕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有学者回顾了台湾慈济功德会、佛光山等宗教慈善组织的公益活动，指出台湾“人间佛教”重视“修心”、淡化等级、倡导公益，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社会问题、促进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而在全球性的文化互动中，这种复兴也确立起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也有学者指出，“人间佛教”近年来由于重视社会改造、忽视佛教自身，逐渐造成了现实与认识之间的脱节，而“人本佛教”则是对“人间佛教”的提升。提倡“人本佛教”，就是借鉴“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到佛教本意，发扬人本佛教清静庄严、悲智修证、和而不同、辅世教化、布道人寰的新传统，实现信仰者、研究者、护持者、管理者的新“四众和合”。

　　与会学者对民间信仰及其承载的中国传统价值也颇为关注。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相对性角度出发，比较了中西文化对“孝”的不同理解。“孝”在中国文化中是“天经地义”的，其价值具有某种绝对性；而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更为重要的生命来源，“孝”由此成为一种二元的、相对的价值，中西文化对“报”的看法也因此而截然不同。有学者从中国社会道德资本的积累出发，探讨了中国宗教发展的未来样态问题，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本是一个不断积累、代代相传的过程；与此相结合，许多佛教、道教思想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民间宗教化了。“善”、“报应”、“积德”、“缘分”等词汇，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本土信仰之中。而这些本土性概念的价值不仅限于个体表达之内，更体现在其对于整个社会意义的建构过程之中。（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