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文化在日本

当大陆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尺牍”为何物时，一位日本人却把这种中国古汉语书信的措辞和格式一一玩转，并集结成书《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出版四个月以来，这本书的销量已经列入亚马逊网站同领域图书销量排行的前五位。
　　日本人何以如此热捧这本有关文言文书信的书籍？日本文字与中国古汉语有什么渊源？他们对古汉语的保护和弘扬又做到了何种程度？

　　写给“领先一步”的人

　　“我劝日本人学一点尺牍的规律。毕竟在当代中国，传统书信正在回归，当日本人跟中国的领导人或企业家进行通信联系时，使用传统书信格式，会让中国人对日本人留下好印象，觉得日本人有文化，日本人说的话能听得下去。”千叶明谈起著写《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一书的初衷时说。

　　曾经在北京陆续居住过8年，并作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千叶明，对尺牍文化的敏感源于自己的外交官经历。

　　在中国任外交官时，他就遇到过如何把日本领导人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翻译得更优雅的问题。日本的书信讲究用词和格式的文雅，而当时可供他参考的中文书信模式却只有“某某同志，你好”如此措辞生硬的现代书信写法。

　　偶然的机会，千叶明在中国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发现了“为荷”这样的字眼，才让他开始接触同日语一样追求文雅措辞的传统中文书信——尺牍。

　　尺牍，原意为古代写信用的长约一尺的木简，后相沿为书信的通称。尺牍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和尺牍称谓，比如如何称呼收件人和自称，是很大的学问，要根据双方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来选择，文雅到极致。周作人尤其提倡尺牍的写作：“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随着中国大陆简化汉字的推行，作为传统书信的这种优雅也一并被删繁就简了。

　　当大陆很多中国人不知尺牍为何物时，千叶明则开始了对尺牍写作的经年研究。旧货市场中的古书籍和现代中国人的书信往来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从中领会尺牍的措辞和格式，同时也收集了鲁迅、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当年的尺牍格式的书信。“毛泽东的尺牍写得非常好。”他特意强调说。

　　另外两个发现，让他意识到文革后的大陆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尺牍的格式，事实上，他认为这种格式正在大陆渐渐恢复了起来。

　　199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则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书信，是邓颖超为了庆贺张学良的寿辰而写，古香古色的书信完全采用了尺牍的风格。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建国后大陆中国人写的尺牍。

　　2007年，温家宝总理给千叶明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当朋友把这封信提供给千叶明时，千叶明发现，温家宝的书信措辞明显带有尺牍的风格，比如“甚为”、“尚其”这样的用词。

　　他的书《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便以这些收集而来的中国现当代名人的书信为样板，其中，毛泽东的尺牍书信收录得最多。全书分为十个章节，每节从一封信开始，依次解说尺牍是如何炼成的。

　　出版前，千叶明分析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人应该是日本的企业家：“中国的台商和港商还在沿用尺牍的写法，他们在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大陆的企业家也慢慢培养起了尺牍的书信习惯。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掌握这种书信写法，显然更有利于跟中国人的交流。”

　　他的判断一点都没错。事实上，位于大企业集中地区的书店，正是售出这本小册子最多的地方。这本书也成为亚马逊网上书店同领域图书中的热门，出版4个月后，在40多本有关讲解中文造句的日语书中，它进入销量排行榜中的前五位。

　　不得不说，作为外交官和中国通的千叶明具有独特的前瞻意识。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写给领先一步的人”，在他看来，传统书信在大陆正处在刚刚回归的阶段，趁这个时机掌握了传统书信写法，就能成为在书信沟通方面领先一步的人。

　　日语的古汉语渊源
　

对日本人而言，学习中国古典书信并不是一件难事。

　　“一是因为日本书信就是按照类似的格式，所以，学习中国传统书信对我们而言，并非是全新的东西；二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就学过古汉语的知识，日本人还是比较习惯使用古汉语。”千叶明说。

　　实际上，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古汉语的教育就在于，古汉语就像母体，孕育了日本文字的形成，这种渊源让日本人也把古汉语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

　　据千叶明介绍，隋唐时代，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派出使节团到中国学习隋唐文化。遣隋使派出三届，隋朝灭亡后，又继续派出13届遣唐使，每届遣唐使都有百人之众，很多遣唐使久居长安，学习十几年后才回国，陆续把文字、书画、建筑、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带回日本。而带回去的中国文字就成了日本文字的基础，譬如“源氏物语时期”，贵族用古汉语来写文章。接下来，古代日本人通过对古汉语的训读（指用日语读汉字）等方式，将文言文转化成了一种由汉字与片假名组合的训读体。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当一些英文的概念需要翻译成日文时，就又从古汉语中寻找对应的词汇，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等词汇便是从古汉语中“拣”出来的，“像经济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有‘经世济民’一词，日本人就找到这个词来翻译‘economic’，随后，经济这个词才又传回中国”。千叶明细数这段中日文字的渊源，在他看来，古汉语相当于东亚的拉丁文。

　　目前的日语系统中，国家规定的报纸书籍上使用的汉字约2000个，与现代汉字相比，日本文字中的汉字几乎继承了古汉语的发音和意义。比如，在日语中，“走”字的意思是“跑”，“步”字的意思才是“走路”，这些都是对古汉语用法的沿袭。

　　不仅如此，日本的现代小说跟中国古典文学也有点一脉相传的意思。一些有名的现代小说，便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改造而来，小说的情节内容都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日本通俗文化中，单口相声叫“落语”，很多笑话便出自中国古典文学，“比如说有个笑话是我怕馒头。大致意思是说，有个人说他非常害怕馒头，别人想欺负这个人，把他关在一个堆满了馒头的房间里，他把馒头吃光了，出来后说，这回我最怕茶水。据日本的教授研究，这其实是源自中国古籍的笑话。”千叶明说。

　　这样的文化传承，让有学问的日本人均受到写古汉语的基础训练。当年，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援者宫崎滔天，利用优雅的古汉语，就可以进行畅通的交流。

　　事实上，千叶明认为古汉语是中日两国突破语言障碍、甚至打破误解的很好的语言工具。“现在有68万中国人住在日本，有些人跟日本人毫无交流，日本人也认为这些是外国人，没什么可交流的，这种做法太遗憾了。如果你隔壁住着一个中国人，你可以用纸笔去写一下古汉语，两个人就可以沟通起来。笔谈，是可以缓和中日文化的紧张感的。”

　　对古汉语文化的日式保护
　　

“日本人学过很多东西后，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外来文化融入到了自己文化血脉中。古代中国文化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在千叶明看来，古汉语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传统，“本来是中日韩三国的共同文化，很可惜的是，韩语放弃了汉字。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共同保护这个文化，这是我们共同的东西”。

在教育方面，古汉语被当成学生的必修课。学生们会在课堂上学到唐诗、《论语》等传统古典作品中的经典。大学也会开设与古汉语相关的选修课，千叶明曾经在东京大学讲述关于尺牍的基本知识，东京大学的学生们反映还不错，只上了几个月的课后，就能在千叶明的指导下写出简单的尺牍。

　　图书市场上的古汉语中级普及书籍也很多，一般是对经典古汉语著作的讲解。事实上，千叶明的《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在出版前曾被几家出版社婉拒，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关于古汉语的中级课本市场已经饱和，没有把握进行推销。
　　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推广。

　　熟知中国古籍经典的日本学者加藤时常接受NHK电视台的邀请，定期录制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的讲座，从细微处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智慧。加藤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推广解释成一种“无用之用”：“任何固步自封、盲目自大的思想都不利于认知事物的本质，孤立只会导致自信的失衡，也会引发真正的孤独感，这是不幸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只有通过寻找彼此的共通点，才会在潜移默化中使人类和谐得到保证，也才会为人类团结寻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
　 斋藤希史是另一位卓有成效的日本汉学家，他对辞赋学多有研究，尤其关注历史上中日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著有《汉文脉的近代——清末与明治的文学圈》，也开设了《汉文脉的近代》讲座，来分析古汉语在日本文化中的植入和变迁。他还开设了古汉语网站，把自己的古汉语创作放在网站上供观者鉴赏。

　　当年由遣隋使或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普遍被珍藏。曾在日本游历过的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者和书法家杨守敬撰文说：“日本气候，固无我江南之多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盖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至于钞本，皆用彼国之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

　　这种对古籍的国宝般珍藏，让有些古籍在日本尚存，但中国早已消失不见了，乃至大陆学者需要从日本搜集相关古籍进行研究。

　　在日本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在中国，而是转移到了日本。尽管这种观点遭到斋藤希史等学者的驳斥，但的确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文革十年，我们打倒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我们又忽略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比日本人一直把古汉语视为大和民族的文化命脉，我们又该通过怎样的方式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