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乡村文化生活——以河北省正定县南化村为个案

　　宗教信仰与乡村文化生活——以河北省正定县南化村为个案

　　陈多旭 李燕燕

　　南化村位于河北省正定县北部，耕地5000余亩，自明代以来，逐渐形成如今以吴、刘、张、谷四姓为主的多姓聚居局面，现有14个村民组，村民4300余人。正定在历史上曾是北方重镇，各大宗教在该县均有传布。据县志记载，道教在东汉灵帝时(168—189)、佛教在后赵时(319-351)、伊斯兰教在元太宗时(1186-1241)、天主教在清咸丰八年(1858)、基督教在1930年先后传人，至今此地尚遗留有隆兴寺、临济寺、开元寺、清真寺等宗教胜迹。具体到南化村，宗教的流传亦相当悠久。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该村民众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天主教，以及民间信仰。据老人们回忆，该村解放前曾存在过大小庙宇多处，包括奶奶庙、玉皇庙、五道庙、关帝庙、三义庙、青苗神庙、河神庙等，分布村中各处，此外前街还有一座天主堂。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化村大部分庙宇先后被拆，仅村西存有一个用百余块砖搭建的河神小庙。目前该村村民主要信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及民间信仰。信仰佛教者男女都有，有上至80多岁高龄的老太太，也有一些40岁左右的壮年，文化程度亦参差不齐。他们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信仰佛教的，在正定县城临济寺或别处皈依，信仰甚为虔诚。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一张姓家庭，该家庭为世代信教，从解放前到现在，该教的信徒范围未见扩大。其主要活动方式是在家早晚跪拜诵经，听通知去外地天主教堂参加礼拜。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兴起。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是在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信众主要是老年人，妇女居多。除此而外，更多的村民应属民间信仰者，他们所敬祀的神只也多种多样，其信仰程度不一，活动有着浓厚的民俗特征。他们的典型活动方式，就是参加庙会，以及平时的求神问卜等。

　　总体上讲，当前南化村村民的文化生活表现出多元混杂、不稳定的特征。除了宗教信仰，还有别的文化元素也发挥着作用。南化村过去流行过秧歌、老调、丝弦等文艺形式，至今还保留有战鼓队。而政府则常有文化下乡活动，每年还会组织各村文艺汇演等。此外，因南化村紧邻正定县城和石家庄市，所以村民受现代城市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很大。在这多种元素中，没有哪一种是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只是相比较而言，宗教信仰更容易触及人的精神生活，其信众参与活动的自觉程度更高，活动意识更强烈，而其他文化活动参与者则表现比较随意甚至被动。所谓不稳定，是指现在村民对于文化生活形式可以有更多、更自由的选择，然而面对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织冲突，除了部分自觉皈依某一宗教者外，很多村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还远谈不上有明确的文化价值信念。在这多元混杂、尚不稳定的文化生态中，宗教信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

　　二

　　从南化村的情况来看，人们信仰宗教的最普遍、最直接的目的，在于祈福禳灾。一个信教村民说： “信了有好处，很少有人从向善、修养这个角度去考虑。”这话颇能说明乡村绝大多数宗教信仰者的心态。不过人们为什么要借助宗教来获得“好处”，这背后的具体原因则较为复杂。在我们的访问对象中，有不少是因罹患疾病而成为宗教徒的。因遭遇苦难而往宗教中寻觅出路，是人们信仰宗教的一个重要缘由。在这里，宗教信仰在相当大程度上其实是人们对在现实中无法或无力实现的利益诉求的寄托，至少是人们某种情感的宣泄。然而不仅仅是遭受苦难的人有通过宗教来获得解脱的要求，生活安定的人也希望借助宗教来保护其既得利益。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村民就说： “年纪大了，子女都已工作了，闲来没事，就会想后半世怎么安生，希望死后也能安生，能上天堂享福。”这说明，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同样是宗教信仰在乡村流行的原因。

　　我们往往以所供奉的神只来区别不同宗教，但当人们因追求实际的福利而信仰宗教的时候，这种区别便可能不那么清晰了。人们之所以选择某种宗教，大多不是因为这种宗教的教义如何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宗教能帮助实现自己的某种欲求。在这种情况下，多神信仰被接受，不同宗教的神只也可以被共同供奉。南化村的圣母庙最能反映这一特点。圣母庙兴盛时期，主神属道教，住持却为和尚；庙中除了道教诸神外，更将佛教及民间信仰的众多神只聚集其中，人们前往敬礼时，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个地方，正统宗教已经被民间化、世俗化，其功能已经依村民的实际需要而被改造过，教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极为模糊。如今圣母庙虽已被毁，但村民仍依遗址礼拜，就更不易区分教派了。此外，该村过去因种植庄稼的需要而有青苗神庙，因防治水患的需要而有河神庙，因求子嗣的需要而有送三郎、抱三郎，诸如此类的神只，都是因实用而产生，本无具体的归属，村民礼拜时更不会考虑宗教异同的问题。现在比较严格的区分存在于传统信仰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之间，而这种区分主要表现在教规仪式上，比如后者不像前者那样烧香磕头、祭祀祖先等，但其实际功能基本上都同是趋向祈福禳灾之实用性的。

　　除了自觉皈依某一宗教的群众外，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信仰者，对他们而言，长期文化积淀形成的心理惯性是其信仰的一大推力。如前所述，南化村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础，其延续至今的庙会，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参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已说不明白庙中之神的确切含义，平时也不会在意这些神的存在，只是每到特定的日子才会参与其中，庙会俨然成为村民们依惯例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节庆活动。参加庙会的目的，一方面是烧香礼拜，求神保佑平安、发财等，另一方面则如赵世瑜教授在其《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中所说的，庙会还具有“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赵教授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庙会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变化，其宗教因素日益减弱。这与南化村庙会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

　　三

　　宗教信仰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不能简单地否定。在南化村我们了解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该村的圣母庙被毁，但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每逢庙会之日，仍有人前往圣母庙遗址焚香祭祀。显然，民众对信仰的需求是不能被简单禁绝的。虽然相对于探究超越性、终极性问题的比较纯粹的宗教信仰而言，乡村里大多数信众的目的是指向实用功利的。但应该肯定，宗教信仰的存在一定范围内确能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有助于帮助他们调节心理。

　　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在乡村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相对不足也有一定关系。人的精神生活有较强的可塑性，这就为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空间，但文化建设必须契合民众的实际需要才能有成效。以南化村为例，该村建有村民活动中心作为专门的文化活动场所，但群众与之有距离感，所以有村民表示不愿去。还有文化下乡活动中的放电影等形式，大多以宣传为主题和目的，对普通村民也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与此相反，该村有红白理事会负责规范红白喜事，虽改变了传统的一些习俗，但禁止铺张浪费，避免攀比，符合村民的实际利益，却很受欢迎。从总体来看，目前乡村工作中文化建设是让位于经济建设的，而仅有的文化活动则形式重于内容，灌输多过引导，所以文化建设工作不能算成功，这就为宗教信仰的流布创造了机会。有鉴于此，文化建设工作应该从符合群众需要这方面来加强。在有宗教信仰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应该考虑到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在尊重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在道德教化、慈善事业等方面的作用。

　　此外，还应加强对宗教事务的规范管理，防止宗教在乡村传播中出现一些弊病，比如潜在的宗教冲突问题。虽然大多数信众都是抱着实用的目的而信仰宗教的，但不同宗教之间还是存在分歧，这特别表现在本上宗教(含佛教)与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之间。我们访问中发现，部分村民还不能认可外来宗教，认为信奉外来宗教“不顶事”，而后者则称信奉传统宗教者为“外教”。这种歧见在目前还黯而不彰，但不能排除其可能存在的冲突隐患。因此，有必要强调各教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还要防止打着宗教招牌从事邪教、迷信与渗透活动。乡村宗教信仰多源于祈福禳灾的需要，利用乡民的这种心理动机而从事涉及宗教的非法活动应当被禁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赖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活动健康开展来防范。

　　(作者单位为天津大学、石家庄市文化局)

　　《中国宗教》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