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规则形成中的宗教因素

　　契约规则形成中的宗教因素

　　□ 张志鹏

　　契约（或合约）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契约也是经济运行最基础的细胞。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而交易是建立在严格的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信用经济。如果契约得不到遵守，市场经济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经济发展也就往往成为空谈。然而，契约和信用经济的建立不仅需要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需要得到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的支撑。

　　深入来看，几乎所有的契约都包含了行为主体、交易内容和约束监督等条款。在约束监督的条款中往往或多或少地隐含了宗教信仰的因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无论技术如何发达，信息不对称问题始终存在；无论法律如何严格，第三方约束的效果总不充分。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有签约双方共同信奉的神灵的监督和约束。

　　对中国古代契约的大量研究表明，契约不仅同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的结盟以及后来民间契约制度的建立过程，都与宗教信仰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许多契约中都明确地写着由神灵保佑、监督和惩罚的条款。甚至“人间”的契约还进一步延伸到“阴间”。例如，早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为死人买地宅的契约。这些出土的买地券的主要内容是墓主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买地的具体大小和天干联系在一起，天帝和土伯等墓中神灵充当着见证人或者保护神的角色。直接从地方冥神那里买地，可以增加买地券的“合法性”。借天帝的权威来威慑地下的鬼神，增加了契约的神秘性和效力。但是，随着社会法制与科学的发展，宗教信仰因素逐渐淡出了“契约”。

　　对西方契约法的历史考察也表明，交易契约理论在产生之初也是一种道德理论。交易契约理论的首要前提是，神创造了秩序，并和他的选民签订了契约，双方都受到契约的约束。它的第二个前提是，神的选民一旦互相订立契约，不管是私人契约还是社会契约，都要受到契约条款的完全约束，对契约的不履行只有在条款载明的情况下才可以免责。

　　然而，这种建立在信仰超验理性和超验意志、人类理性和意志由其创生并对其负责的宗教基础之上的古老契约理论，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开始逐渐世俗化了。世俗化理论大量利用了早先在宗教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规则和原则，把它们重新理性化、体系化。由此，不仅契约法和道德神学之间的联系遭到了破坏，而且契约法和塑造了天主教以及清教法律传统的团体化前提之间的联系也被打破了，这就使宗教信仰在现代契约中蜕变成了一种隐含的因素。

　　仅仅建立在法律约束之上的现代契约关系在取得部分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旦契约离开宗教信仰的保障，一些单纯的法律约束往往会变得无能为力。例如，在当今契约的执行过程中，恶意违约、故意违约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世界性的大公司会对公众恶意欺骗，甚至一些生产事关民生安全产品的企业也全然不顾后果地造假。这些都表明，当契约失去它的宗教信仰基础和道德信用基础的时候，作用就会有所缩小和限制。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因素开始逐步回归到契约中。总之，不可否认，宗教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力作为法律的补充因素，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继续维护社会的信用基础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

　　《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