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打开记忆之门，重温民国范儿。

中国人走过各朝各代，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碎片之中，活出了丰富的精神和面貌。多看一眼中国人走过的路、曾经有过的好样子，是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更何况这是一段与新中国交接的历史时空。我们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考察作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的民国范儿。

当代人读现代文学、看年代戏、鉴赏民国艺术、八名士风流、游历城市的民国建筑，可算流行的精神消费；当代人看近百年前的同胞如何鲁莽而勇敢地进行着现代文明的创造与接轨，可算深度的精神交流。昨天是今天的镜子，也可以是今天的营养。

长衫旗袍的岁月已逝，重要的是今天，当代中国人是什么范儿。

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

陈丹青民国答问录

百年过去，中国人的人类学特征发生了断裂式的显著改变。龙种与跳蚤更替，人格与国格消长。回望民国，就是回望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大历史”——虽已“绝圣弃智”，却又气息延绵。

采访/胡赳赳

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

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

今天，讨论民国范儿，是讨论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

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

《新周刊》：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丹青：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淑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我的祖国》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新周刊》：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1966年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丹青：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19岁，1949年56岁。你把50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走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我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我军是到攻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20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40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60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80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洽……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新周刊》：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丹青：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30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科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70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木讷，放不开。前中共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20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恺，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挡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19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19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门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70后80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40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古典文化转换的国家景观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

《新周刊》：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丹青：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溯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19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90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部分80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80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溟钱锺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大部分是民国人设计的。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1949年后，尤其是19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口述民国

张鸣口述：五光十色说民国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采访整理/张凌凌）

陶涵口述：蒋经国成长记

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这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出生。

蒋介石14岁那年，母亲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19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还有一名大约同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蒋母特别看中这一点。

婚礼在冬天举行。毛福梅说，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蒋介石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不久，就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在东京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不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蒋母深信不疑。

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蒋母(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这个儿子就是蒋经国。

与“少年继母”游学上海

1921年，蒋介石母亲去世，当时，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遵奉古礼服丧，在溪口守丧数个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间小屋静思，将个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蒋经国与祖母感情十分亲密，王太夫人逝世后，对11岁的他是感情上极大的冲击。

蒋介石把母亲安葬之后，与姚氏协议分手，与毛夫人亦正式离异。起先，他告诉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蒋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让步。经国目睹这段对话经过。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20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

蒋介石决定休妻，是因为他热爱上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陈洁如父亲是支持孙逸仙的一个上海人。蒋介石1919年初识陈洁如时，她只有13岁——照她自述。她的朋友说她像是18岁妙龄。蒋介石一见钟情，迷恋上她的青春无邪，甚至诱骗她到旅馆，可是她机灵地跑掉。

1921年9月初，蒋介石一度回到上海，又见到陈洁如。这次，他决心娶她为妻，或纳为侧室——看你要相信哪一种说法而定。陈母起先不肯答应，后来却又答应。婚礼在1921年12月5日举行，此时她仅有15岁。她的继子经国，可只比她小4岁！

12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陈洁如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她和经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他管这位只有16岁的继母，称呼为“上海姆妈”。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影响到他此后一辈子对女性的罗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

蒋经国小学毕业后，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当年春天，也就是孙中山逝世两个月之后，上海爆发一波警方压制民众示威的流血风潮。此时，经国受同学推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

在俄罗斯与邓小平同班

1925年10月底，15岁的蒋经国和友人登上一艘苏联货轮，准备留学俄罗斯。他住的舱位原是运牛用的。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他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苏联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持续12年。

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当年21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5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浑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20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主持的《红墙》发表。当时，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写了许多情书给男朋友，芳心暗喜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关心她。当时，中山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而且绝大多数男生都比经国年岁要大，他竟然能独获美女芳心，的确在同学群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27年，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加入“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担任顾问，他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1930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每一科都是“优等”。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其后，在被苏联强留7年之后，蒋经国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中国。

在江西改革初露锋芒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27岁的蒋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工作。熊式辉期待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1939年，日军攻占南昌之后，蒋家住到赣州。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11个县，人口约200万。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蒋经国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

他每天走80公里，不久就走遍1500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他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仕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蒋经国认为要减少犯罪及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蒋经国宣布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警告期满，警方逮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吸毒。经国正在考量是否宽赦时，接到熊式辉电报，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临时省会。经国获悉富商父亲进行游说，下令立刻执刑，然后向熊式辉报告，电报收到时已太迟，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取缔娼妓可就更不容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687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即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100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做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总之，江西的雷厉奠定了蒋经国的传奇名声与政治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