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

　　“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

　　张践

　　2008年的平安夜，“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驾鹤西归，一度引起全世界学者激烈争论的“新颖理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93年，在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冷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绝大多数政治、民族、文化、历史学家都不能接受亨廷顿的见解，因为文明的冲突实在太让人费解了。人们习惯地将文明、文化看成是利益的外在表现，很难承认文化自身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1997年，亨廷顿将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行扩展，写成了一本新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进一步地阐明自己的思想。今天我们如果在民族宗教学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在基于宗教文化背景的理解民族利益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的淡化，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冲突经常超越国家的界限，在跨国家的范围内表现为泛化性民族冲突。细读亨廷顿的原著，可以体会其中的深刻意涵，也算作我们对这位颇受争议人物的纪念吧。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定义为“泛化民族”，绝大多数的文明（泛化民族）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指什么呢？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世界中，人们之间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世界各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传统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分辨自己的敌友，而传统又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不过在这所有的文明要素中，宗教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亨廷顿又说：“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世界上的民族构成形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根据宗教划分的，但是无疑，在各种划分民族的因素中，没有一种可能像宗教那样，最容易引起民族间的冲突。黎巴嫩的居民由于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所以导致冲突不断，把曾经的“中东小巴黎”变成了火药桶。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因为都说斯拉夫语而曾经联合到一起，但是由于信仰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又分裂成6个国家。南亚的印度也是由于信仰的差异，分成了信奉伊斯兰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亨廷顿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如果因宗教信仰造成的民族对立仅仅限制于一个国家内部或数个国家之间，那也仍然只是和工业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争端一样，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高度一体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文化的深入交流，使得“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线。”亨廷顿这里所说的“文明”，我们称之为“泛化民族”。 所谓泛化民族也可称为超民族，指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扩展而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非实体性民族。例如按照地域划分的欧洲民族、亚洲民族、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等；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工业民族等等；按照语言划分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阿尔泰——通古斯民族等等；按照宗教信仰划分的基督教民族、穆斯林民族、儒教民族等等。亨廷顿以军队的建制比喻民族的这种层级关系，种族和部族就是排，民族就是团，而文明则是兵团。在西方民族学、政治学的范畴中，民族（nation）是与民族国家的范围基本对等的，超越民族国家层级之上，亨廷顿称之为“文明”，而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泛化民族”。亨廷顿把人类文明划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佛教文明7大块，并认为前3种文明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冲突。他所谓的7大文明板块，除日本文明外，都是我们所说的泛化性民族，除了儒教文明的宗教性目前尚有争议外，其他文明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间对抗的实质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亨廷顿虽然列举了7种文明，但是他也看出，所谓的文明冲突主要是两大一神教的冲突。他说：“造成这一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者，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当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又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从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开始，两大一神教的冲突逐渐从局部走向整体。

　　亨廷顿通过1979年至1989年前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1990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来说明何以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的冲突会上升为一种超越国家的文明冲突，或者说泛民族冲突。“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相比和抵消的3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这场战争遗留下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前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近代以来一直被失败主义情绪控制的伊斯兰世界，坚定了他们对抗西方世界的决心。同时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也找到了一条以非国家形式，支援穆斯林兄弟的抗击入侵的方法。到了1990年的海湾战争，事件的起因本来是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无缘无故地占领了另一个伊斯兰国家科威特，目的是要把持巨额的石油资源。美国出于防止伊拉克独占海湾石油的目的而出兵，但却打出了替天行道，扶助弱小的旗号。海湾战争开始前，美国的行动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害怕军事实力强大的伊拉克侵略本国。但是美国在伊拉克获得军事胜利后，“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缓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的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疏远西方。像以前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就发生了整体的对抗，其实质也就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如果说1997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尚属预言，那么几年以后发生在美国本土上的“9·11事件”，则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证明。“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具有跨越伊斯兰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性质，它的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宗教极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国、英国的信徒。他们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不仅仅是美国，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在“文明冲突”的背后，明显地站着两个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冲突，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这种对抗也在不断升级。

　　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影响到人类的存亡。倡导、推动各文明体系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这种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超越了现行的国家关系准则，将导致国际秩序的紊乱。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尽管世界各地人民对民族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会使不同的民族之间获得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冲击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国际关系准则，将会使国际社会失去行为准则。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发展，但是民族的本质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利益的争夺是可以谈判、协商和妥协，最终可能依靠人类的理性找到一条解决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冲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别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极端，那就堵死了谈判、协商的大门。亨廷顿指出了这种民族、宗教冲突的严峻性。他说：“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立一个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情感的意义。”阿约迪亚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认为那里原来是一座印度教的罗摩神庙，后来被穆斯林占领变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极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发动10万印度教徒捣毁了阿约迪亚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民族冲突，在冲突中几千人伤亡，造成了全国性的震荡。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是这里却是塞族的发源地和圣地，所以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科索沃独立。1994年，由美国主导的挪威奥斯陆巴以和平会谈，两大民族的争端几乎就要和平解决了，但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划分却使这次和平谈判功败垂成。关键问题还在于宗教信仰。在阿克萨清真寺之上，建有犹太教的圣殿和哭墙，同一块地皮无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将某一宗教的圣地搬迁重建，于是巴以战端重开，至今仍没有停息的征兆。因为宗教问题是难以用利益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21世纪是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越演越烈，丝毫看不到停息的迹象。特别是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反复几十遍杀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细菌武器、生态武器的今天，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经发展到影响人类存亡的程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冲突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的办法求得解决，“文明冲突论”的首倡者亨廷顿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对话’。”毫无疑问，倡导、促进、推动各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对话中，首当其冲就是构成各文明体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间的对话。（信息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