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回鹘社会》目录与序言

　　《佛教与回鹘社会》目录与序言

　　杨曾文等

　　佛教与回鹘社会

　　（敦煌学研究文库）

　　[德]茨默 著

　　桂林 杨富学 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

　　目 录

　　序…………………………………………………………杨曾文（1）

　　译者前言…………………………………………………………（6）

　　第一章 绪 论………………………………………………（18）

　　第二章 回鹘人的佛教写经…………………………………（30）

　　第一节 写经概况…………………………………………（30）

　　第二节 中亚传统经典……………………………………（32）

　　第三节 译自汉文的经典…………………………………（36）

　　第四节 伪经………………………………………………（49）

　　第五节 译自藏文的经典…………………………………（53）

　　第六节 译自梵文的经典…………………………………（55）

　　第三章 题 跋………………………………………………（83）

　　第一节 概况………………………………………………（83）

　　第二节 时代………………………………………………（86）

　　第三节 功德主……………………………………………（87）

　　第四节 动机………………………………………………（98）

　　第五节 功德回向 ………………………………………（100）

　　第六节 愿望和目的 ……………………………………（119）

　　第七节 跋尾套语 ………………………………………（124）

　　第四章 《观音经相应譬喻》授记…………………………（153）

　　第五章 结 论 ……………………………………………（163）

　　附记 …………………………………………………………（166）

　　附录一 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167）

　　附录二 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茨默著，杨富学译（180）

　　附录三 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204）

　　附录四 玄奘与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217）

　　附录五 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古代印本………………………………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223）

　　序

　　众所周知，要深刻了解中国今天的国情，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重视并坚持记述和研究历史，主张“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家庭，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包括佛教、道教等在内的其他文化形态，皆在促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和道德伦理体系、人文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传统等方面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因此，要做到从整体上认识中国的国情，全面了解中国统一的由多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必须对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尽可能系统深入的研究，然后进行综合归纳，才能得到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结论来。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断开拓范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优秀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并且汲取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据我所知，近年来对各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对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回鹘的研究成绩特别显著。随着收藏在中国和外国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的公开刊布和深入研究，人们对古代回鹘的历史文化及其与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应当说这是在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可喜的重大成就之一。在这当中，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富学博士就是我国近年涌现出来的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俊彦之一。我们的初次结识是在1994年9月于新疆克孜尔举行的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当时提交了研究《法华经》在西域、敦煌传译情况的论文，文中除利用西北诸地出土的汉文写本外，还旁征博引与之有关的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于阗文及西夏文文献，资料详实，论题广博，体现出不凡的功力。通过与之交流，我才知道他在读研究生时兴趣主要在于回鹘经济史，后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后，对佛教才有所了解，后来受遣赴印度学习梵文与佛教，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其实是他研究佛教的处女作。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好苗子，故私下动员他发挥精通西域民族文字的优势，加入佛学研究的行列，得到积极回应，此后，举凡有相关活动，我都尽量邀请其参加。杨博士果然不负众望，利用其精通多种语言兼擅历史学与佛教学的优势，长年耕耘于西域、敦煌回鹘文、梵文文献及回鹘、敦煌佛教研究的领域，卓然有成，使回鹘佛教由默默无闻一下子成为当前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在近年出版的佛学论文集中，每每可以看到研究回鹘佛教的专题论文，差不多都出自杨富学之手。每想到这段因缘，我都感到由衷地高兴。

　　十多年来，杨富学博士与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自己从事专业的热爱、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追求和在研究中不断进取的精神，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他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又回到敦煌研究院，继续从事回鹘文、梵文文献及回鹘历史文化等的研究。他经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寄送给我，在各种学术书刊上也常可见到他发表的新作，给人总的印象是：研究面很广。除研究回鹘历史、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外，也涉足北方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近年完成出版的研究著作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及《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等，论文更是目不暇接。他在对回鹘历史的研究中大胆地提出了11世纪中叶河西走廊西端曾存在沙州回鹘政权的具有学术创见的见解；在对回鹘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对回鹘佛教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论述等方面，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杨富学博士在研究中很关心外国学者对回鹘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情况，重视对相关成果的介绍和引进。在当前学术界，以开阔的眼界了解和接受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努力做到广采博取、兼收并蓄，是应当进一步发扬的学风。前月，杨富学将他与桂林副教授合作翻译的德国著名回鹘文专家茨默（Peter Zieme）博士所著的《佛教与回鹘社会》一书的译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希望我为之写序。对于像我这样对回鹘历史和宗教文化没有专门研究的人来说，应当说是勉为其难的。然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便答应下来。

　　大约二十多年以前，我因为承担任继愈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部分，写了《佛教从印度向西域的传播》，先在1980年于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被收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学论文集》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二节之中。论文主要内容是介绍佛教从古印度发源以后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然后发展为大乘佛教的历史进程，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成为世界性佛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现在新疆一带地方，公元前后沿着河西走廊传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内地。论文只是考察介绍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路线及经过的地方，至于以后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情况，论文中没有涉及。

　　西域佛教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课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多局限于早期，即唐代以前。对后期，即840年后回鹘入居以后佛教在西域流行的情况，由于受语言条件的限制，少有人从事专门研究，故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众所周知，新疆不仅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而且长期以来是佛教十分盛行的地方，直到北宋初期，一直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陆路交通要道。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历史地理著作对新疆的佛教盛行情况都有比较生动的记载。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民族的一支从漠北西迁新疆境内，以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哈拉和卓西南）、北庭（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河西走廊，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这两支回鹘的民众在漠北时代主要信仰摩尼教，西迁后由于受到当地流行宗教的影响，纷纷皈依佛教。于是，佛教成为9—15世纪间回鹘民众的主流信仰，直到15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迅猛发展和回鹘佛教大本营——吐鲁番之伊斯兰化，佛教才最终退出回鹘社会。这一变故给回鹘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大约自15世纪始，回鹘文也完全被阿拉伯文所取代，成为“死文字”。现存其他文字的史书对回鹘民族进入今新疆以后的历史和佛教传播情况记载甚少，从而造成人们对回鹘古代情况缺乏了解的情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大批古回鹘文献的发现，才为揭示回鹘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无论从开拓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还是从充实中国宗教学、语言学等的内涵来说，从事回鹘文献和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得到社会充分肯定和尊重。

　　桂林和杨富学合作翻译的《佛教与回鹘社会》，是德国著名学者茨默博士近年推出的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概述回鹘的历史和宗教（主要是佛教）文化；第二章是“回鹘之佛教写经”，根据从西域、敦煌诸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对回鹘译经所依据的底本进行考察，指出回鹘佛教译经大致源自四个系统：中亚系统、汉传系统、藏传系统和印度系统；第三章是本书的重点，依据回鹘文献的题跋考察各种经典的时代、译经的功德主所涉及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蒙古皇帝、回鹘亦都护，亦有各级官僚、贵族，有僧侣，也有俗人，并仔细探讨了回鹘功德主布施的动机、愿望与目的；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写本《观音经相应譬喻》的长篇跋尾；第五章为简短的结论。

　　全书篇幅不大，但价值很高，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力，渊博的学识，兼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直接占有柏林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有利条件，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但由于作者对汉文文献不够熟悉，无疑妨碍了他对汉文史籍有关记载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译者随文做了大量的注释，此举不仅有利于国人的阅读与理解，而且对原著本身也是一种完善与提高。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难度很高，若不同时兼具回鹘文与汉文文献的双重优势是难为其事的，故而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人们了解古代回鹘民族的佛教信仰情况、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宗教观念，进而了解回鹘社会、佛教与回鹘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状况的关系提供方便，也必将推进中国学者对回鹘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研究。

　　杨曾文

　　2005年6月11日

　　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译者前言

　　回鹘，是维吾尔族（Uighur）的古代译名。南北朝时作袁纥，隋作韦纥，唐朝作回纥，788年以后改称回鹘。源出匈奴治下的丁零部落。历史上曾依托高车。后东迁漠北，先在鹿浑海（鄂尔浑谷口），辗转流徙于色楞格河、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之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七八世纪时，始以一个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据《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会要》记载，该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1]

　　唐贞观初，其酋长菩萨联合薛延陀同起兵，以反抗东突厥汗国

　　（599—630年）的统治，予之以沉重的打击。三年（629年），菩萨

　　遣使入唐朝贡。二十年唐遣萧嗣业为使宣慰其部，并发其兵进击薛延陀，灭之。二十一年其首领吐迷度率众归唐，以其地方为瀚海都督府，吐迷度被拜为都督。吐迷度死后，其子婆闰袭位，助唐平定西突厥（603—658年）。龙朔元年（661年）其部发生了比粟毒之乱，唐出兵戡平之，扶立婆闰子比粟主政，移瀚海都督府于其部，置为天山县，漠北由是得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宁。垂拱元年（685年）仆固、同罗联合反叛，进攻回鹘，被唐兵平破。长寿二年（693年）后东突厥（682—745年）第二代君主默啜可汗大举北征，破其部，回鹘分裂为二：一支由独解支统领南徙甘凉，拜赤水军使，佐唐戍边；其留漠北者役属于突厥。开元四年（716年）唐军北伐默啜，赤水军回纥从征，漠北回纥亦起而应之，杀默啜于柳林。五年突厥复兴，漠北回纥南徙横野军，为横野军四部之一。后又徙至中受降城一带。至此回纥已分裂为三。十七年此三支回纥再度合流漠北，势力大为壮大。及745年后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遂继之代主漠北。

　　天宝三年（744年）其酋骨力裴罗以鄂尔浑河上游的斡儿朵八里（今鄂尔浑河畔的哈喇巴喇哈逊）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纥汗国。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与唐结为政治联盟，遣兵助唐平安史之乱，守北庭、安西。唐朝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等真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自骨力裴罗始，历代可汗均接受唐朝的册封。

　　回纥汗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但由于与唐朝的绢马贸易和控制了东、西贸易的交通路线，所以，经济较以前更为发展，且兴起了城镇。漠北回纥汗国存国近一个世纪，传14主，于9世纪40年代，因天灾人祸，为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所败，国亡。民众除部分留于原地外，其余分为四部迁徙：一支南迁内地，后融合于唐；一支西迁新疆境内，后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河西走廊，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2] 和沙州回鹘国[3]；一支远徙葱岭西，投附葛逻禄，后来以巴拉沙衮、喀什为中心建立了喀喇汗王朝。[4]其中，以迁入新疆境内者势力最盛，在蒙元时代文化昌盛，宗教发达，形成了高度发展的农奴制社会，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

　　蒙元时代，回鹘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乌鸽、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卫兀、外五、伟吾尔、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6] 其首领称亦都护。成吉思汗西征时（1209年），亦都护杀西辽派往高昌的少监，归顺于蒙古。以其率先归附并随蒙军作战之功，有元一代，高昌回鹘一直享有特殊的半独立地位。后来元朝廷在这里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

　　在唐朝时代，回鹘文化即已有了较大的发展。744年立国之初，他们使用的是突厥卢尼文，大约于公元8世纪后期摩尼教输入回鹘并被定为国教后，回鹘开始受粟特文化影响，遂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了回鹘文。计有字母19～23个，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其中元音5个，半元音2个。初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自右向左竖写。不过这种文字最初少见使用，作为通行文字，那还是840年回鹘西迁以后之事。从9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回鹘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广泛使用，统治新疆、中亚乃至东欧诸地的察合台汗国[7]、金帐汗国[8] 和帖木尔帝国[9] 也都曾采用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直到17世纪（清朝康熙年间），甘肃酒泉还有用这种文字抄写的佛经。蒙古人也曾用过回鹘文，老蒙古文便是以回鹘文为基础创造的。后来的满文、锡伯文也是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

　　随着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改变，从15世纪始，回鹘文逐渐被阿拉伯文所取代，至17世纪后完全被弃用，最终成了不为世人所知的“死文字”。只是到了其死亡数百年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随着西域、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大批古回鹘文写、刻本的发现，这种文字才又重新引起重视，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学者们认识中亚史，尤其是维吾尔族史的可靠依据。

　　伊斯兰教在传入吐鲁番等地后，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人们有意识地对那里原来流行的回鹘文佛教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寺院被破坏，只有那些劫后余孤因被埋藏于地下才得以幸存至今。尽管如此，现今存世的回鹘文文献数量仍然是不少的，成为研究唐末五代至宋元时期新疆，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学诸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宗教文献中，除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景教文献外，大部分都是佛经。

　　回鹘人原来崇信萨满教，763年，牟羽可汗从唐朝引入摩尼教，并奉之为国教。同时回鹘人信奉的还有景教、拜火教等。佛教早在7世纪初前即已传入回鹘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正常发展。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新疆、河西以后，由于受当地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其民众大都成了佛教徒，并以回鹘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从现已刊布的文献看，回鹘人纵然不是将全部大藏经，至少也是将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了回鹘文。现知经典如下：

　　阿含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说受新岁经》；

　　本缘部：《弥勒会见记》、《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大方便佛报恩经》、《辐罔本生》、《观音经相应譬喻》、《师子月光王譬喻经》、《贤愚经》、《大元帅明王譬喻》、《大方广大庄严经》、《优陀那品》等；

　　般若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

　　法华部：《妙法莲华经》；

　　华严部：《华严经》；

　　宝积部：《大乘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涅槃部：《大般涅槃经》；

　　大集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集部：《金光明最胜王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说佛名经》、《佛说胜军王问经》、

　　《十业道譬喻鬘经》、《毗沙门天王经》；

　　密教部：《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法华经观音成就法》、《文殊师利成就法》、《北斗七星经》、《无量寿宗要经》、《转轮王曼荼罗》、《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首楞严经》、《大云请雨经》、《如来心经》、《身轮因明经》、《大乘大悲南无圣观音陀罗尼聚颂经》、《金刚手菩萨赞》；

　　律部：《四分律比丘戒本》、《决定毗卢尼经》、《自恣经》；

　　毗昙部：《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入阿毗达磨俱舍论注释》；

　　瑜伽部：《甚深道上师瑜伽》；

　　论集部：《入菩提行疏》；

　　经疏部：《俱舍论颂疏》、《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唯识三十论颂疏》；

　　诸宗部：《慈悲道场忏法》；

　　史传部：《玄奘传》、《大唐西域记》、《慧远传》；

　　伪经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十方平安经》、《佛说十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忏悔灭罪传》等。

　　其他尚有《佛教教理问答》、《说心性经》、《观身心经》、《佛陀传》、《四天王赞》、《八大圣地制多赞》、《佛教诗歌集》、《忏悔文》、《发愿文》及龙树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赞》诗等多种佛教文献。其中大多都译自汉文，也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更有一少部分译自梵文、龟兹文、焉耆文等多种文字。[10]

　　由于受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互影响，加上回鹘自身的民族特性，其佛教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

　　1．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中，绝大多数都属大乘系统，吐鲁番、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处）、敦煌乃至龟兹诸地所能见到的回鹘壁画也大多取材于大乘经典。因回鹘佛经大多译自汉文，故其信仰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为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无不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濡染。[11]

　　2．受藏传佛教影响，带有浓重的密教色彩。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密教经典占有相当的分量，现知者即已达十余种，如《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文殊师利成就法》、《北斗七星经》、《转轮王曼荼罗》、《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伪经”《首楞严经》、《大云请雨经》、《如来心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等，其中有不少是根据藏文译本转译的。此外，还有一些经典，如《佛说胜军王问经》、《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无量寿宗要经》、《甚深道上师瑜伽》等也都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加上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帝国对高昌、于阗、龟兹、敦煌等地的占领与统治，藏传佛教对回鹘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代的回鹘僧徒中有不少就是藏传佛教的研习者，如叶仙鼐、舍蓝蓝、迦鲁纳达思、安藏、必兰纳识里等莫不如此。

　　3．净土信仰流行。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看，唐代时期，吐鲁番诸地的净土信仰即已相当流行。回鹘入居这里后，也自然地受到了这一信仰的影响，故“净土三部”都被译成了回鹘文。在回鹘的石窟艺术中，我们亦可见到大量的诸佛净土壁画，在敦煌莫高窟的回鹘壁画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净土变可见于306、307、308、363、399、418等窟中。

　　4．有小乘的影响。古代西域之佛教，向以于阗、高昌、龟兹、焉耆为中心，前二者以大乘为主，后二者则以小乘为主，这是古代西域佛教的一大特色。回鹘迁居高昌后，不久便随地应化皈依大乘佛教。同时，也受到了周边地区小乘佛教的影响，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焉耆—龟兹一带流行的弥勒信仰为回鹘所继承这一事实。小乘毗婆娑派剧本《弥勒会见记》在回鹘中的传播即为证明之一。在吐鲁番木头沟发现的回鹘文《Insadi经》（T III M228）中，我们常常看到在各品后多附有赞美弥勒的语句；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诗歌中，也不乏《赞弥勒》之作。回鹘文佛经残卷中属于《阿含经》者亦为数不少，既有《长阿含》、《中阿含》，也有《增一阿含》和《杂阿含》。

　　5．回鹘佛教深受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8—9世纪时被漠北回鹘汗国定为国教，盛极一时。早期回鹘佛经的翻译就明显地表现出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如伦敦所藏敦煌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带有十足的摩尼教烙印。经内原有的阴阳学说被改译为摩尼教的善恶说，进而论述以天地为主体，以善恶为创造天地之法，以善代表阳，代表光明，以恶代表阴，代表黑暗，于是便形成了天—善—光明、地—恶—黑暗的二元论思想。又依摩尼教的风神与灵魂说，将阴阳五行中的诸神改译为风和灵魂的消伏。许多佛教术语也都被冠以摩尼教的神名，如“梵天”（梵文作Brahmā）被写作“埃孜卢亚”（Āzrua），“帝释”（Indra）被称为“奥尔穆斯德”（Khormuzta），二者都是摩尼教中有名的神祇。称恶魔为Šamnu，实由摩尼教恶行魔鬼Šmnū转化而来。这些都说明，译经者是先信奉摩尼教而后才改信佛教的，故将其已知的诸天及恶魔名称移置于新信奉的佛教的诸天及恶魔之上。[12]

　　回鹘本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当其于9世纪中叶西迁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原来的游牧改为以定居为主，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起高度发展的中原汉文化来说，他们的文化更容易为北方民族所接受，所以辽、夏、金、元统治者都把回鹘文明作为草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回鹘佛教也随着回鹘文化的扩张而输入到这些民族之中，程度不同地对这些民族的佛教产生了影响，这是中国北方佛教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一页。[13]

　　回鹘文佛教文献自发现之日起就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和刊布，一个世纪来，涌现出大批的回鹘文研究著作，使学界对回鹘佛教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这里所翻译的这部著作就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一部颇受学界重视的回鹘佛教专著。

　　作者茨默（Peter Zieme），是德国著名的回鹘文专家和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回鹘文文献刊布者和研究者。他1942年出生于德国，1965年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1969年获德国科学院博士学位后留院做研究工作，1991年成为德国吐鲁番研究计划组成员。主要从事回鹘语文献研究，独立著有《突厥语摩尼教文献（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第5种），柏林，1975年；《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13种），柏林，1985年；《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头韵文书——兼论古突厥语诗歌（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布达佩斯，1991年；《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18种），蒂尔努，1996年；《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20种），蒂尔努，2001年。与哈蔡（G. Hazai）共著《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柏林藏吐鲁番文书》第1种），柏林，1975年；与卡拉（G. Kara）共著《萨迦班智达〈甚深道上师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 von Sa-skya Pandita und der Mañjuśrī nāma samgīti）》（=《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8种），柏林，1977年及《回鹘文度亡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Or. 8212-109所见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纳若巴撰《死亡之书》（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布达佩斯，1978年；与百济康义共著《回鹘文〈观无量寿经〉（ゥイルグ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并用德、英、俄、土耳其等文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本书是茨默先生最新推出的研究专著，原用德语写成，题作《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古回鹘语佛教文献之尾跋与施主（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作为《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论文（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之第88种于1992年刊行。鉴于书中内容除佛教外几乎未涉及回鹘中曾一度流行的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萨满教、拜火教、道教等），而且论述范围又不限于高昌回鹘王国，名从内容，故改题为《佛教与回鹘社会》。该书卷帙不大，但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兼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直接占有柏林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有利条件，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书中除引用大量已刊布过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外，还引用了不少尚未发表过的回鹘文资料，故显得特别重要。以这些由古代回鹘人自己书写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其中的题跋资料为基础，本书论述了佛教在回鹘中流行及其与回鹘社会状况的密切关系，见解新颖，资料详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其出版后的第二年便被日本著名回鹘文献、回鹘佛教研究专家小田寿典译为日文发表。[14]

　　该书所引语文相当繁杂，除回鹘语、梵语、藏语文献外，还引用了大量用德、英、法、俄、汉、日、土耳其、匈牙利、意大利、蒙古等多种语言写成的研究著作，故翻译起来困难颇多。为了给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所引文献一一译出，并尽量保持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原书是一部纯学术的著作，凡已经发表过的文献，在引用时一般只注出书名及页码、行数，对一般读者，尤其是对那些不占有其所引书籍（由于其征引文种很多，即使人们有缘见到原书，也不一定就能读懂）的读者来说，参考价值是相当有限的。故我们在翻译时有意按照原书所提供的线索，增补了不少原始资料，既尊重作者原意，又为读者尽可能多地提供有用的信息与资料。为了进一步使读者了解回鹘佛教的其他方面，我们又补入了同作者的五篇论文，作为附录，尾于书后，他们分别为：《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玄奘与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古代印本》。

　　在译稿中，凡系注释性的文字，一律用圆括弧（ ）表示；凡补充性的文字，一律用方括弧[ ]表示。其中的人名、经名、研究著作及其他一些专名，在第一次出现时一般都注出原文，以便核对。如果第一次出现与第二次相距较远，寻检不便，亦注原文，以下以此类推。

　　本文的翻译始于1998年，是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湛如博士的耳提面命下完成的，本打算收入他主持编纂的20世纪佛学研究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于各种原因，丛书计划搁浅，故弃之书箧多年。今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错爱，将之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项目资助计划，使之得以刊行，于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著名回鹘文专家茨默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大凡我们有所求，他都会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不仅惠赐多种大作，而且允许我们翻译其作品，授权我们用中文发表，以飨国内读者。深情厚意，令人没齿难忘。

　　在译稿即将出版之际，我国著名佛学专家杨曾文先生不辞辛劳，在百忙中拨冗惠赐序言，对该书内容及汉文译本做了高屋建瓴式的介绍，为拙译添彩。字里行间，多有鼓励之辞。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释：

　　[1]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0～11页。

　　[2] 甘州回鹘国于宋天圣六年（1028年）亡于西夏，但建国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最新的说法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中间，见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3] 沙州回鹘国建立于宋景祐三年（1036年），亡于1070年以前，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4]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5] 参见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农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106页。

　　[6] 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第7卷第4期，1937年，第443～461页。

　　[7] 察合台汗国是元代西北宗藩国之一，统治中亚地区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建，存在于1225—1518年间。最盛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到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其大帐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西13公里处）附近的虎牙思。

　　[8] 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或术赤兀鲁思，是元朝西北宗藩国之一。1225年，成吉思汗划分了四子的封地，长子术赤的封地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到蒙古军马蹄所到之处。最盛时其疆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抵北极圈附近，地域非常辽阔。

　　[9] 1346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西部诸侯贴木尔势力逐渐壮大，不断向外扩张，陆续兼并了各部诸侯，自称算端（Sultan，阿拉伯语“国王”之意，今译“苏丹”），西部察合台汗国于是演变为帖木尔帝国。

　　[10] 详见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148页。

　　[11] 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58～74页；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第43～48页；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见《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篇），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高士荣、杨富学：《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第71～76页。

　　[12]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第58～65页。

　　[13] 参见杨富学：《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北方民族文化》1998年第3期，第82～86、64页；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31～500页。

　　[14]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著，小田寿典译：《高昌ウイグル王国の宗教と社会》，连载于《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10～16号，1993—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