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文化漫谈

　　贝叶文化漫谈

　　我国傣族是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傣文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由于地区的不同，分为傣那文(德宏傣文)、傣泐文(西双版纳傣文)、傣崩文(瑞丽、孟连傣文)、傣毫文(金平傣文)四种。这四种傣文都是从古印度的文字脱胎而来的。从目前我们发现的书写信文的物质载体除了棉纸、麻纸外，大都用贝叶。傣族地区人们非常崇敬贝叶，把它当作知识、智慧、文明的象征。在傣族地区围绕贝叶，构成了以贝叶的传说、贝叶信、贝叶经以及有关贝叶的制作、刻写为内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文化现象，或者把它称之为贝叶文化现象。这种文化不仅是傣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贝叶是一种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名叫贝多树的叶子，属棕榈类。在我国傣族生活的西双版纳的热热带森林里有这种树生长。傣族把这种树叫做"戈兰"，贝叶也自然被称为戈兰叶。它属棕榈科，形似棕，树体非常高大。树叶生长在树顶上，像手掌那样向周围散开，大的有2米多高，叶子肥厚宽大，质地细密。这为傣族地区的贝叶文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书写材料。另外，傣族地区的僧侣为了刻写经文的方便，也沿着传播佛教的线路引种了很多源自佛国的多罗树，把它们种在寺庙的院落里。这样，就可以及时采摘贝叶了。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三》中形容这种植物道：“长六七丈，经冬不雕。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树皮叶”。又，李商隐《题僧壁》诗：“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钟楼”，句中的“贝多”就是指刻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 古代印度佛经有很多是用采集加工过的贝叶刻写，后来在中国千余年的流传中，人们逐渐称之为贝叶经。在印度之后，东南亚各国也出现了分别用缅甸文、泰文等拼写的巴利文贝叶经。

　　贝多树作为热带、亚热带的一种木本植物，当它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生自灭、没有被人发现、利用的时候，是无所谓价值的，甚至连观赏的价值也谈不上。如果说它有什么价值，就如同埋藏在地底下的矿藏一样，那也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在人们没有开采之前，它还不具备所谓的现实价值。只有当贝多树的各种自然属性以及它独特的外观被人们认识之后．并加以利用，它的潜在价值才变成现实的价值，可以被人观赏，成为观赏价值；或作为文字的书写材料被人们创造出来，进入文化领域，就具有了文化的内涵。

　　印度的一些文献古籍，长期以来是靠口传，但他们的文字也产生较早，“在发掘出来的地下古城遗址里，在公元前几百年间的文献和铭刻中，可以看到印度上古的文字和关于书写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的石刻中就有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两种文体。”古印度的文字大都刻在石头，或泥土刻成的印章上，形成独特的印章文字。印度用纸作为书写工具是由我国传过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千年。这以前印度的文字书写物质载体主要是贝叶、桦树皮以及少量的羊皮、棉布等。许多佛教经典大多是用贝叶刻写下来，俗称贝叶经，在人们用心目中极为珍贵。大量贝叶经被僧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到中亚、我国的西藏、新疆和东南亚各国并保存至今,对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傣族地区用贝叶书写佛教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形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叶文化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

　　从一些文献的记载上看，贝叶作为文字书写的材料从印度传到我国傣族地区是较早的。据傣文文献《帕萨坦》的记载，早在佛主涅槃前，其教徒就来到缅甸一带传播佛教。佛历三十九年(公元前225年)，泰国枯巴亚阿那罕皮朗板稚到印度，经过“勐兰嘎” (斯里兰卡)，接回大量经书(用巴利文记录的贝叶经)，拿到泰国的巩听保存，后又分传到缅甸。佛历419年(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牙和经书。佛历630年(公元76年)，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派十二个僧侣路经缅甸、泰国，前往哈利彭宰亚那广观摩取经，后到兰嘎布塔火鲊听寺庙学习了六年。佛历636年(公元82年)期满升为佛爷后，带着《维乃》、 《书典大》、 《阿皮堂玛》、 《诺贺波坦》(《本生经》)等佛经，由斯里兰卡取道泰国、缅甸勐阮(景栋)，经过大勐龙，最后回到阿腊维(景洪)。如果从《帕萨坦》的这一记载看，佛教传入我国西双版纳地区，时间可以追溯到佛主涅槃之前，这与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这本书记载的内容，哪些是历史事纪哪些是传说故事这里姑且不论，留待专家们去考证。但它却道出了一个基本线索，那就是用贝叶写经最早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印度的许多地方也盛产贝多树的。印度是在什么时候利用贝叶刻写经书，目前在印度的古文献上还没发现较为明确的记载，但是在我国汉文古籍上的记录，却间接地说明佛教利用贝叶刻写经书是相当早的。在我国四世纪的《法显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菩萨前到贝多树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在《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三》中则进一步提到：“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前者说明贝多树与佛教的活动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具体指出“西域经书”是用贝多树的三种叶皮作材料刻写的。摩迦陀在印度北部，相传释加牟尼逝世不久，他的弟子就在摩迦陀国首都王舍城举行集会，由几位上首弟子诵出释加牟尼所述的“经藏”和“律藏”，可见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人用巴利文记录了这些佛典。摩迦陀国既产贝多树，当时记录这些佛典的工具可能就是贝叶。西双版纳也产贝多树，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入，也用贝叶刻写经书。

　　从目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世界上的许多古老民族的文字，最早寻找某一些物质载体作为书写材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来记录、保存和传播宗教经典，它们与宗教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前面谈到的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所使用的石板、泥板、龟甲牛骨以及其它材料，就存在这种联系。在我国傣族地区对贝叶的利用也是如此。一般的世俗著作、生活人事大都不用贝叶记录，只有佛教经典才是它刻写的主要内容。所以人们俗称贝叶经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贝叶这种书写载体在傣族人民心目中的祟高地位，它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具体象征而存在的。当然，发展到后来，一般世俗著作、文学作品，在经过改装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也进入贝叶刻写的佛经里，因而贝叶经的内容就变得复杂起来。用贝叶书写的经书一般多珍藏在佛寺里。“在傣族地区，凡是珍贵的书，都要刻写成贝叶经，涂上生漆，饰上金粉，存放在藏书室里，这样既防腐、防潮，又防白蚁。傣族知识分子，佛爷要查阅资料，都要借阅或复抄。”而且在旧社会，一些有钱的贵族、商贾乃至有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都有写经送佛寺作为赕佛的传统，当然最高级的就是用贝叶刻写，这样才表示他对佛的最大的虔诚。

　　贝叶文化是傣族文化中最有特点和最有代表性的主体部分，它不仅是傣族的文化财富，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近几年来，对这些贝叶文献进行了搜集、翻译和整理，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贝叶文献经典的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