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护佛”乃历史巧合

　　杜牧问酿图 范曾 作

　　□包光潜

　　在池州旅游景点的导游词里，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在84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杜牧对九华山刚兴起的寺庙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为后来九华山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循着这条线索，我找了不少有关资料，想搞清楚杜牧是怎样保护九华山佛教寺庙的。有意思的是，随着阅读资料的增多，我越来越觉得杜牧之“护佛”实际上是个历史的巧合。

　　众所周知，大唐盛世自“安史之乱”后，元气大损，不仅国力下降，而且过去那种对外域文化兼容并蓄的大气也一去不复返。作为异族宗教的佛教，理所当然地受到猛烈的排斥，甚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唐武宗在位的六年。唐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呢？综观史料，细细品味，便得出结论。首先是因为武宗老儿怕死，像秦始皇一样，想长命百岁。他笃信道教，过分依赖于道士们的灵丹妙药；其次是因为唐朝兴佛之后，全国各地寺庙如雨后春笋，僧尼人数骤增，加上寺庙享有特权（如寺庙可以拥有并扩充其庄园，免予徭役）。这样势必造成国家财政亏损而吃不消。一边是寺庙经济繁荣，一边是国库浅薄，朝廷必然出拳打击，削减寺庙的势力。只是武宗做得决绝了。

　　武宗一上台，就开始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灭佛”活动。会昌元年(841)新年伊始，武宗召集各路道士，弘扬道法、拓展道场。在许多场合，武宗赐紫衣予道士们，却不许高僧大德披挂紫衣，按今天的话来讲，这是一种表态。会昌二年（842）初春，武宗敕令遣散非注册僧尼，不许他们身边拥有童子沙弥。紧接着，武宗又敕令还俗僧尼不得返回寺庙；非注册僧尼，一不准进住寺庙，二不准滞留京城。对僧尼进城，官府盘查严密。如果不能详细说出或证明其身份，一律予以逮捕。会昌四年(844)三月，武宗敕令，无论官府还是民间，都必须停止供养佛牙、佛骨，若有违反，严惩不贷。武宗诞辰之日，不许僧尼在街市行走，不许僧尼客串他寺，如有外出，必须在暮钟未响之前归寺，否则严惩不贷。会昌五年（845），武宗敕令大批僧尼还俗，敢有违抗，杀无赦。继而发起全国性的大举毁寺运动，由京城波及周边而远。此间，全国共拆除寺庙4600余座，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并成为纳税人，没收寺庙田地达万顷之多……唐代寺庙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武宗灭佛炽烈之际，杜牧正赴池州任上。虽然池州山高皇帝远，但持续几年的灭佛大火同样也烧到了九华山佛教圣地。作为承浴浩荡皇恩的贵族和朝廷命官的杜牧，当然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诏令。而事实上，九华山佛教寺庙并没有遭到毁灭，为什么呢？我以为，这是杜牧性情和历史巧合所致，而并非杜牧主观上保护了九华山佛教寺庙。杜牧是个纨绔子弟，生性风流，沉迷声色，这可以从他留下的许多诗歌里看出（因大家熟悉，无须一一列举）。他到池州任上，正值不惑之年，但声色爱好未改，且在池州大地上留下了千古佳话，据说杜荀鹤即是他的私生子，至今有众多杜氏后裔在池州繁衍生息。杜牧初来乍到，少不了许多官场和文场上的应酬，哪有精力和时间去及时落实皇帝灭佛的政策。等他应酬得差不多了，忽然想办点正事时，辖内却发生了始料未及而又罕见的旱灾、饥荒，时在会昌五年（845）七月。池州大旱，禾苗似火，且旱情成蔓延之势。因粮食储备不足，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官府却又无能为力。老百姓只好求菩萨保佑，却因法力不及，未能显灵。为了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杜牧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上的诏令，息旱事，宁乡人，为官造福一方，回了京城也好有所交代。在这样的情形下，杜牧亲赴重灾区木瓜山，他为亲眼所看到的情景所震撼，触景生情，一气写下《祭木瓜神文》，帮助老百姓祈求风雨：“维会昌六年，岁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聪明格天，能降云雨，郡有灾旱，必能救之，前后刺史，祈无不应。去岁七月，苗将萎死，祷神之际，甘雨随至，槁然凶岁，化为丰年。仰神之灵，感神之德，愿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庳，变为华敞，正位南面，庙貌严整。风雷云雨，师伯必备，侍卫旗戟，罗列森然。惟神系云在襟，贮雨在缶，视人如子，渴即与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万年间，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飨！”至于杜牧祈雨结果如何，未知。待饥民安顿好之后，杜牧当然没有忘记皇帝老儿交代的灭佛之事。但是，无巧不成书。由于武宗长期服食老道们炼出来的灵丹妙药，元气大损，形容渐渐枯槁，且已病入膏肓。就连会昌六年（846）的新年朝会，都因为武宗病重而没有照常举行。而那些妖言惑众的道士，却是这样告诉武宗的：吾皇生病乃因名“瀍”从“水”，与大唐崇尚土德不合，如果改名为“炎”，即可禳灾祛祸。老道们的建议，竟然得到了武宗的应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刚改名12天，武宗就一命呜呼了。他的灭佛政策遭到后继者的伐难，并中止了灭佛活动。

　　所以，九华山佛教寺庙未在“会昌法难”中毁灭，并非杜牧主观愿望，但客观事实却成就了杜牧的声名，让池州人眷眷地记着他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