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

　　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

　　朱英荣

　　摘 　　 要

　　龟兹经济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中介型经济，这是从事东西

　　方转口贸易的经济；二是商品型经济，这是为弥补绿洲农业生产的

　　不足而发展起来的经商活动；三是区域型经济，这是从龟兹独特的

　　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经济模式。在这三类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

　　三种不同的文化：一是兼收并蓄各种外来因素的开放文化；二是反

　　映商人的利益与要求的市民文化；三是从特殊的经济环境与历史传

　　统中发育起来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 　　 龟兹经济　　 龟兹文化

　　恩格斯说：“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1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以下三个原理：1 、经济关系是在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既定条件下发展的；2 、经济基础中包括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3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按照恩格斯阐明的上述三个原理的思路，我们想就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中介型经济与开放文化

　　古代的龟兹经济具有中介的性质，这与龟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龟兹位于中亚腹地。中亚腹地区域辽阔，从东到西几乎越过整个亚洲中部地带的一半路程。它北倚天山，南以昆仑山为界与西藏相隔，东部的边界达到祁连山地区，西部则紧靠帕米尔高原。在中亚腹地的天山山脉与确尔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300 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

　　尽管天山山脉为龟兹提供了一道连续不断的屏障，但是仍不能避免北方游牧部落对南方绿洲和商道的掠夺性袭击，因为天山山脉在相隔一定距离之处都被山路、隘口所突破，成为穿越天山山脉的通道。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碛，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　　 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痿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愈甚。”

　　据著名地理学家丁谦先生之考证：“跋禄迦即汉书姑墨，唐书作亟墨，在库车西四站，今拜城县也。凌山即今木素尔达巴罕。木素尔，冰也。达巴罕，岭也。由拜城西北度冰岭，盖溯木咱喇河行，与今阿克苏城北所设驿站异道，以彼为通衢，此为捷径也。” 2 这就是当年玄奘穿越天山山脉的一条路径。

　　后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158 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列亭诵》发现于拜城东北黑英山乡之喀拉达格山麓博者克拉格沟口，诵文刻在岩石上，记述了当年刘平国率孟伯山等人在此斫山石作孔治列亭之事。按“亭”为汉朝的一种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的作用。1928 年，黄文弼先生曾到拜城调查刘平国刻石之事，后来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可见这是一处重要的交通隘口。黄文弼先生还说：循博者克拉格沟口北行，经六站，可抵古乌孙之地的伊犁河地区。这就是当年乌孙人穿越天山山脉进入龟兹的一条通道。

　　斯坦因也说：“余以为天山山脉虽峰连岭接，然实有机会使北方游牧民族得侵入绿洲断绝商路纵横之南路。是种机会，系因山障间在每年中之一定时期，皆有通路，可资运输之故。自天山极东之库尔雷克塔格岭（Qarliq　　Tagh ）起，稍西为高仅2745 米之巴里坤达坂(Barkol　　Davan) ，一年之中，其地至少以七月可以通行驼马，故颇便于侵掠古代商路锁钥之哈密。吾人由中国史册得知，巴里坤以北，数世纪中曾为匈奴及以后诸游牧民族频至之所。盖自博格达雪岭(Bogdo　　Ula) 之两侧，经低于海面之大石头、达坂城诸地，以至平畴绿野之吐鲁番，实为易事耳。”斯坦因还说：“过吐鲁番东南，经天山以外，而至焉耆低谷。此处系降自尤勒都斯草原者，实历来游牧民族侵入塔里木河流域东北隅之孔道。再西为库车，原野平旷，显为自尤勒都斯、帖克斯两地越天山进攻之地。阿克苏与托什干河（Taushgan　　Darya ）流域，亦复相同。由伊塞克湖附近之草原，经拔达岭(Bedol) 及其他途径，以达此间，均能不感重大困难。至越天山以进逼喀什噶尔、特利克(Terek) 及吐鲁格爱特(Turug　　Art) 两路，几终年可以通行也。”3

　　葱岭（帕米尔高原）为龟兹的西部屏障，但从自然地理条件观之，它与天山山脉相比较，却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其地虽属高寒山区，然极少险峻山岭，游牧民族仍可以在海拔3355 米~3965 米之地放牧。所以，帕米尔高原与天山、昆仑山之冰峰雪岭显然大相迳庭，这就使古代人类在塔里木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的贸易来往、文化沟通，成为可能。

　　大体说来，葱岭中有多条东西走向的峡谷，都属能为人畜通过之便道，其中有两大干线最为重要：一为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经塔什库尔干，越慕士达格，取道瓦克吉尔向西，过瓦罕溪谷，至古代大夏、大月氏、　　 哒之都城拔底延；一为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沿喀什噶尔河上溯，越伊尔克什坦，经阿赖高原，沿苏尔克阿不河，到达大夏中部的巴尔赫。

　　周谷城 先生也曾对这条道路作过下列表述：“自疏勒经过葱岭之Alaj 谷（即阿赖高原）到妫河上游为一段。自妫河上游，可分三个路向：一北向入妫河东北各地；另一南向入印度；其中一线由大夏向西，入安息、波斯等处，此也可称为一段。自安息、波斯到地中海东岸，最后入希腊、罗马为一段。” 4

　　古代的大夏是东西方交通的汇合点。从中国的长安出发，越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道经喀什噶尔，再由葱岭南北道至大夏。以大夏为枢纽，连接大宛、康居、安息、条支、大秦。这条经过中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和意大利的长达7000 公里的古代丝绸之路，龟兹恰居其中。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使龟兹在东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起了一种中介人的作用，产生了一种中介型经济。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一书的说明中，谈到1966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唐咸亨四年（公元673 年）墓志和唐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文书的墓葬里出土的纸鞋中，拆出了《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的残纸，残纸中有如下的文句：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驰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囗”

　　上缺“囗囗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囗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不达到龟兹”

　　残文中所记的弓月城，其地在今伊犁河北伊宁附近。据《唐书·地理志四》的记载：“……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　　 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曰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

　　这就是说，从龟兹可以到达弓月，从弓月可以到达碎叶。而从碎叶又可以到达锡尔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的中亚各城市如江布尔、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然后再与西来的丝道相连接。

　　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出现较早。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7 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征康居郅支单于时率领军队所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唐玄奘赴印度求法之路线与这条道路也大略一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自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 咀 逻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 笯 赤建国。又西二百里，至赭时国（此言石国），国西临叶河。”

　　按千泉，即明布拉克，在今江布尔城之东； 咀 逻斯城，即今之江布尔城；白水城，即今之马丹尼城；恭御城，即今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 笯 赤建国，即今之养吉——巴沙尔；赭时国，或作柘折、柘支，即今之塔什干城；叶河，即今之锡尔河。

　　由此可见，高耸的天山与葱岭并没有把龟兹与外界隔绝起来，而是在这条艰难险阻的东西通道中，使龟兹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理功能，即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功能。试以上述所引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为例，残文中提到的“李三”，显然为一汉人，他们把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绸织品通过河西走廊和天山北道或中道，运到龟兹，作为一个中间的集散地，然后再以此为中间站，往北越天山通过热海道运往中亚各城市，或往西越帕米尔高原通过葱岭南北道运往中亚各城市，然后再由中亚商人运往西亚、北非和欧洲。周谷城先生曾说：“汉唐时代，中西的通商往来，必须经过葱岭，而以葱岭东西许多地方为国际市场。” 5 当时的龟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类似的国际丝绸市场了。

　　除了汉族商人外，也有很多中亚商人在龟兹地区定居下来，把龟兹作为其商业转运的中间站，从事长途的丝绸贩运业务。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睹货罗人）居留的地方不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带诸地，勒霍（Le　　Coq ）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断说：‘……到第八世纪的中叶，在有意味的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睹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 6

　　按“睹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

　　依不拉章·穆提依同志在《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一文中说：“在天山南北的各重要关隘，都设有经商的粟特人的村落。” 7

　　按“粟特”亦为中亚古国，《后汉书》、《晋书》称“粟弋”，其地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隋唐时的康国一带。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康国》引《西番记》说，粟特人皆是商业上的能手，男子五岁时学写字，少解即令学商业，善于获利。《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中说，粟特人生子必让食蜜，手中置胶。这是希望其子长成后，常以说甘言，又持钱时如胶之粘物，让彼等巧于商业，争分铢之利。所以，凡利之所在，粟特人足迹无远而不至。

　　总之，古代的龟兹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各国商人云集其间，从事在龟兹过境的东西方土特产品的买卖，这样，在龟兹就出现了一种中介型经济。

　　在这种中介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龟兹的开放性文化。

　　由于龟兹境内居住着来自各国的商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更由于龟兹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政策，不仅允许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而且努力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与古代的龟兹文化相融合。龟兹绛宾王学习汉文化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子。

　　汉宣帝时，龟兹的绛宾王娶乌孙汉公主的女儿为妻，数次赴长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以至龟兹邻国都讥刺他为“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其乐于吸收外来文化到了这等程度，从而使得古代的龟兹文化具有更多的开放性。

　　从宗教上来说，龟兹属小乘佛教地区，因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库车地区所发现的佛教经典以“说一切有部”的种类为最多。汉译阿含经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本子，从其基本教义来说，属小乘佛教的经典。所以，马里奥·布塞格里说：“在宗教上，库车和巴米羊一样，是一个小乘佛教的中心。” 8

　　佛教“说一切有部”主要分布在古印度西北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因此龟兹的小乘佛教是吸收了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佛教文化而成长起来的。

　　但是，“龟兹虽属小乘教地区，然大乘佛教颇占优势。近从龟兹地方发掘的古写本中，发见大乘佛教史迹不少。”9 公元1890 年，鲍威尔(Bower) 在库车附近获得贝叶佛教古写本，经何诺(R.Hoernle) 的研究，认为是孔雀王咒经及其它药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写本。据《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的记载，彼处僧徒“特闲禁咒”。按“乌仗那”又称“乌 苌 ”，其地在今之巴基斯坦北部。而孔雀王咒经属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密藏部分。这样，龟兹在宗教上又曾吸收了来自乌仗那的大乘佛教文化。

　　同时，从龟兹石窟壁画中还可以看到拜火教传入龟兹的痕迹。拜火教产生于波斯，公元3 世纪以后曾成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随着萨珊王朝势力的扩张，这时的拜火教大规模传入中亚各地，也传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拜火教徒认为火是光明、清净、创造、生的象征，因此他们多穿白色衣服。现在，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可以看到很多穿着白色衣服的人物形象。

　　从语言文字上来说，古代龟兹通行两种文字，一是汉文，一是龟兹文。黄文弼先生曾在库车一带的古城遗址中发现过汉文文书，如在沙雅县西北通古斯巴什旧城中发现《李明达借粮契残纸》，所书年代为唐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大历十五年已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又有《白苏毕梨领屯米状》，书于唐大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又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只书丙午年，不记年号。其余如石窟岩壁间的汉文题记为数更多。 10 根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认为“汉唐时代汉语在龟兹颇为流行，龟兹人民习用汉语者，必非少数”，“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 11

　　龟兹文，又称乙种吐火罗文，它是用婆罗谜（Brahmi ）字母书写古代龟兹人口语的一种文字。婆罗谜字母是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形成于公元前8~7 世纪。公元1 世纪时，印度商人把婆罗谜字母带来龟兹。到公元4 世纪时，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此种文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龟兹文。到公元6 世纪时，龟兹的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也多采用龟兹文，当时与汉文并相通行。12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语言文字上，龟兹既吸收了汉文化的成分，又吸收了印度文化的营养成分。

　　从石窟建筑来说，它也是由多种文化构成的。如窟顶建筑中的拱形顶，来自古代伊朗文化的传统，人字形一面坡顶又来自中原汉文化的传统，而中心柱形支提窟开凿左、右甬道与奥室的建筑结构则源于袄教文化。魏登格林在《伊朗的宗教》一文中说：“佛教徒把布萨会(Pradaksina　　Ceremony) 视作一种其重要性至少不差于供养香花灯明的活动仪式。在许多情况下，围绕着中心塔柱的空间对进行布萨活动显得太狭窄，然后它仍然作为一个奉行此类仪式习惯的标志被保存下来。我们认为在一个小佛殿内进行布萨会的需要，说明了在这些小佛殿建筑内出现特殊的围绕着中心塔柱的绕行回廊的原因。这类完全被公认为是伊朗式（西突厥式）的建筑布局，袄教庙宇可能已经用于此类目的。早在阿契美尼德时期，我们看到在苏萨的袄教庙宇已经带有绕行的回廊。安息时期的袄教庙宇，特别是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的袄教庙宇，也发展了这种建筑布局。” 13

　　从艺术上来说，各种文化因素在古代龟兹地区的交汇更是五彩缤纷，引人注目。

　　在库车地区发现的一只骨灰盒的盖子上有一个圆形的雕饰，中间雕刻出正在吹奏长笛的有翼神像。14 对于这种有翼神像的文化起源，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马里奥·布塞格里说是犍陀罗——伊朗文化的灵感15 ；斯坦因认为：“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Eros) 为其直接的祖先。”16 阎文儒 先生则说：“如要追溯这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渊源于希腊，还不如说是渊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17

　　龟兹石窟壁画中存在着大量的乐舞图，如在克孜尔石窟38 号窟的主室左右壁共画出7 组28 身乐伎，每组有两个乐伎，有的一舞一乐，有的是两乐伎，有的是两舞伎。出现的乐器有五弦、阮咸、箜篌、横笛、筚篥、排箫、手鼓、答腊鼓、铜钹等，故而这个石窟被格伦威德尔称为“音乐家合唱洞”。

　　据亭利·乔治·法尔姆说：“在萨珊文化的遗址中，在塔格—伊—布斯坦(Taqi-Bustan) 石窟里的未完成的石雕上，萨珊王朝帝王们的活动，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较，被描绘得更为活泼生动。在这里，我们发现音乐家重新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乐器中的竖琴似东西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发现于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 浮雕上的竖琴似东西相同。它们表现了苏萨的音乐家和歌唱家。这里有12 个音乐家。8 个弹奏竖琴似的东西，一个弹奏低音箱的竖琴，两个吹奏牧笛，一个敲打手鼓，同时有15 个女歌唱家，她们的手轻轻地拍着，在为音乐作伴奏……”18

　　可见龟兹石窟画中大幅乐舞图的出现，是吸收了萨珊文化部分精华所在。

　　此外，亚历山大·斯特里尔考夫认为库车石窟壁画分舍利图中的武士形象，同中亚撒马尔罕的赤陶饰板上的武士形象十分相近。他说：“1934 年在谋夫出土了一块画板，画板上绘着一个骑马的粟特武士，他们同出现在撒马尔罕赤陶饰板上粟特武士是如此相似。这些武士身上穿着铠甲，头上戴着皮盔。这种服饰同库车和焉耆的佛教绘画分舍利图中的武士是一样的。这样，给东、西突厥斯坦之间曾经构成过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至少说，它们之间存在过密切的关系。” 19 而马里奥·布塞格里在《中亚绘画》一书中说：“塔里斯拉克庙宇中的绘画明显地相似于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尽管有些变形，但在服饰上（例如佛和菩萨的白色披风）是特别地相似。” 20 可以说，龟兹艺术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中亚文化成分。

　　龟兹佛教艺术中出现得更多的则是犍陀罗文化的内容，例如骷髅仙以及脱皮白骨的形象在龟兹壁画中随处可见。释迦牟尼在未成道前，曾在乌卢吠罗过一种极端的苦行生活，他逐渐减少食物，直至每日吃一粒米。他吃种子和草度日。结果他瘦得不成样子，甚至到了摸肚皮的时候，能够透过肚皮摸到背脊骨。犍陀罗是小乘佛教盛行的地区。小乘佛教强调苦行，因此释迦牟尼的这种苦修形象既成为佛教徒崇拜的对象，也成为佛教徒进行宗教实践的榜样，故而在佛教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的骷髅仙和脱皮白骨的形象。这种形象最早出现在犍陀罗，现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博物馆就珍藏着一尊表现释迦牟尼类似形象的“饿佛”。 21

　　又如释迦牟尼诞生时的图像，在克孜尔石窟17 号窟壁画中是这样表现的：佛母玛亚在中间站着，举起右手，攀着树枝。一个侍女站在她的左边。在这个图像中并没有出现婴儿的形象，婴儿只是被想象是从右胁诞生出来的。这个图像与福熙在《佛教艺术的开始》一书图三中所示的犍陀罗的佛诞生图是完全一样的。

　　再如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佛的背光用无装饰的圆盘，佛所坐的方座，佛的面容表现为鼻筋高而连于额、眼大而唇薄口闭、颐尖而突出于外，等等，都显示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特点。

　　在谈到龟兹文化中兼容并包着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中亚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古代中原地区汉文化在龟兹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如龟兹石窟壁画中“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出现，是古代中原地区盛行净土宗以后，对阿弥陀佛的崇拜在佛教艺术上的反映。净土宗还主张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就可以“乘佛愿力”，死后往生西方净土。根据这种教义，佛教绘画中就出现了许多描写佛国净土的经变画，著名的东方净土变、西方净土变、灵山净土变等。龟兹石窟壁画中也保存着大幅的经变画，仅库木吐拉石窟16 号窟中就有东方净土变、西方净土变两大幅，这些都属中原汉文化的内容。此外，在库车的一些石窟壁画中，菩萨的装饰：高发髻，戴小花 鬘 冠，胸前着细璎珞，上身帔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这又是唐代画菩萨的突出特征。而一般人所著的　　 衫、幞头，武士头上的雉尾，也都是唐代服饰的特点。22 这些都反映了古代的中原汉文化进入龟兹地区，融合而为龟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现象。

　　总之，古代龟兹在中介型经济的基础上曾经产生出一种兼收并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多种文化内容的开放性文化。周谷城先生曾说：“总的说来，纪元初几世纪内，中国与中亚及西亚的关系，几乎纯是经济的；当时中国的声名远扬到中亚及西亚，西方商人多来中国贸易。中国与安息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更远的叙利亚、大秦及罗马，关系也是频密切的……至于文化关系，斯坦因氏(Aurel　　Stein) 以考古所得实物证明：……东至中国本部，西至妫河流域，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极重要的文化交流汇合作用。有许多世纪，亦即汉唐时代，曾为中国、印度、希腊三方文化交流汇合之地；三方文化交织于其间者足有一千年之久。” 23 周谷城 先生这些话既说明了龟兹出现中介型经济的历史大背景，也说明了龟兹作为国际性文化交流汇合之地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 　　 商品型经济与市民文化

　　尽管《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龟兹“耕田畜牧为业”；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第3 编第2 册中说：“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1 册中说龟兹等地“都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地区”。但是，我们认为古代龟兹地区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龟兹应该是一个农商并重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一看龟兹地区遗留下来的规模巨大的古代佛教建筑。在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象龟兹那样开凿了如此众多的石窟。仅从现在尚存的石窟来看，克孜尔石窟群有236 个石窟，玛扎伯哈石窟群有32 个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群有30 个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群有39 个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群有99 个石窟，台台尔石窟群有8 个石窟，托乎拉克店石窟群有8 个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群有14 个石窟……开凿石窟，塑佛画壁，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是要以巨额的财富为后盾的。范缜在《神灭论》中曾经指出过：“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粟穷于堕游，货殆于泥木。”事实确是如此。公元500 年至523 年，北魏统治者在伊阙山开凿石窟三所，即耗人工80 万余工，耗钱财无数。何况龟兹还有“佛塔庙千所”，24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 25

　　这样巨大的财力耗费，是一个农业社会所负担不了的。在古代，只有商业才能积累如此巨额的财富，才能为龟兹造就出如此光辉灿烂的佛教文明。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想说明以下三点：

　　1 ﹑ 古代龟兹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曾说，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26 ；其次是不知牛耕。汪宁生同志说：“西域农业早知灌溉，而牛耕兴起却较晚。象尼雅遗址保存了当时的各种工具，却无任何有关犁耕遗物的发现。” 27 据《洛阳伽蓝记》卷五的记载：甚至在公元6 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地区还是“不知用牛，耒耜而田。”而龟兹与西域诸国的牛耕技术则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在罗布泊地区出土的一枚木简中有这样的记录：“囗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此简残脱太甚，但仍可看出说的是屯田区试行推广牛犁之事。现存的克孜尔石窟175 号窟壁画中有一幅牛耕图，图中的犁铧宽而大，二牛抬杠共曳一犁而耕。这与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及甘肃嘉峪关汉魏墓壁画中的牛耕图极为相似。

　　2 ﹑ 古代龟兹货币经济很为发达

　　解放以来，在新疆各地的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五铢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钱，还有一种一面镌汉文，一面镌　　 卢文的汉　　 二体钱，甚至出土有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

　　在龟兹地区，汉代五铢钱发现得最多，在克孜尔石窟遗址中，至今仍在流沙中随处可以捡到。其他如库车的沙乌勒克遗址、苏巴什遗址等都出土过五铢钱。按五铢钱是从中原地区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流入新疆的，它在新疆出土的钱币中数量最多，难怪有的同志认为五铢钱曾经是在古代新疆各地流通的统一货币。 28

　　此外，黄文弼先生于1928 年到南疆考古，在库车苏巴什遗址上得到了一枚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是库思老二世（公元590~628 年）式样的。据夏鼐先生考证，认为“这当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Tabaristan ）所通行的银币，所谓‘太伯里币’(Tabaridirhams) 。”29

　　又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说：“出克孜尔明屋佛洞西二十里，亦狭克沟洞中，刻一大头羊、一骆驼、一黄羊，均刻在洞中石壁上。同时尚刻有民族古文字，但无壁画。疑此地为过往人士之驿站，此刻画即为过此客商所为。依南一洞中，尚刻有维文云：‘听说此洞有十二驼白银，余等四人系来掘取银锭者’，更可证明此为古驿站。”可见，古代龟兹通行的货币不仅有铜钱、银币、金币，还有银块或银锭。

　　我们不仅从古代物质遗存中看到了龟兹的货币经济甚为发达的情况，而且还在我国的古文献记载中找到了有力的印证。《魏书·西域传》记：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大唐西域记》记：“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3 、古代龟兹商品交换十分活跃

　　据印度古文献的记载，公元前4 世纪时，我国产的丝及丝织品就输出到印度；又据希腊古文献的记载，公元前3 世纪时，我国的丝织品已输出到了希腊；而据我国古文献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西域各地的特产如白玉、骆驼、骏马等也输入到了中原地区。可见，从很早起，西域各地的商品交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此，《后汉书·西域传》曾有非常生动的描写：“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活跃的商品交换促进了城市的形成，而城市的出现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元前，龟兹就有了城市。《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都延城。后来，龟兹的城市有了发展。《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大唐西域记》则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1958 年，黄文弼先生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在库车发现了汉时的龟兹国都延城，根据东、北、南城墙的长度计算，该城周围当有7 公里左右。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了。遗址中发现过金器、铜钱，特别是发现了33 个大陶缸，缸中原盛放何物不得而知，但是根据推测，可能是当时盛酒用的酒库。因为《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龟兹“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这数百石葡萄酒不可能供富人自己食用，而是藏起来出卖，以至成了富室。唐诗中有“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佳句。葡萄酒很早就输出到中原地区。而根据这次考古发现，事实上在汉时龟兹已经大量制造、买卖葡萄酒了。 30

　　此外，在龟兹地区还发现了顷希阿尔古城遗址，位于今之库车东南约60 公里草湖的戈壁中。遗址中有一大台基，高约10 公尺，东西32 公尺，南北55 公尺，为一处大建筑的遗址；托浦古城遗址，位于今之新和县稍北30 公里处，城垣高4.5 公尺，东西227 公尺，南北194 公尺；乌什哈特古城遗址，位于今之新和县西约35 公里处，城有三重，外城已毁，内城保存较好，东西408 公尺，南北451 公尺；博斯坦托乎拉克古城遗址，位于今之沙雅县东南约60 公里的戈壁中，存有土坯修筑的残断墙垣一道；塔什顿古城遗址，位于今之沙雅县西北约35 公里处，城作方形，南北69 公尺，东西74 公尺；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尔古城遗址，位于今之沙雅县西北约40 公里处，城作方形，残存有高约2 公尺的墙基，东西85 公尺，南北98 公尺。31

　　龟兹地区存在着这么多的古城遗址，足以说明，古代龟兹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繁荣的。

　　就是在龟兹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龟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适应于城市商人的需要，内容大多是反映商业社会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商人阶层的要求和愿望。

　　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境异》中介绍了当时龟兹社会的一些生活习俗。他说：“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从字面上看，似乎这种娱乐活动与畜牧生产有关，目前是为了“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而深一步看，从“观胜负”三字分析，这有两重意思，一是观牛马驼相斗中的胜负，一是从牛马驼相斗的胜负中来取得人与人之间赌博上的胜负，这应该说是一种商业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了。

　　段成式又说：“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段成式所说的“婆罗遮”为古代龟兹地区流行的一种舞蹈，舞蹈者须头戴各种面具，携手相舞。马里奥·布塞格里在《中亚绘画》一书中曾谈及库车发现的一只骨灰盒上雕刻着戴着鬼怪或鸟形面具的舞蹈者们组成的舞蹈场面。 32 这种男女杂处，昼夜作乐，大跳假面具舞的狂欢场面与以牛马驼相斗赌输赢一样，也是市民社会兴起的一种反映。

　　至于段成式所说的“透索为戏”的“透索”，似乎亦为古代龟兹地区流行的一种以赌博为内容的游戏。《北史·韩风传》曾有如下一段记载：“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君臣应和若此。”从此段记载看，握槊的游戏来自龟兹，而且当时已为中原地区上层阶级所耽爱。因此我们认为：“透索”即“握槊”。按《魏书·艺术传》记载：“此（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于时。”“握槊”后来演变成“双陆”。据宋洪遵《谱双》所记：双陆之局如棋盘，左右各有6 路。马作椎形，黑白各15 枚，两人相博，骰子掷采行马，白马从右到左，黑马反之，先出完者获胜。因此，“透索”实际上也是一种赌博性的游戏。但是，有的书中说“透索”即跳索或跳绳。此说尚待考证。

　　舞蹈以外，龟兹的音乐也是闻名于世的。从龟兹石窟的壁画中，我们发现的龟兹乐器就有竖箜篌、凤首箜篌、曲颈琵琶、五弦琵琶、阮咸等弹奏乐器；筚篥、箫、笙、贝等吹奏乐器；羯鼓、答腊鼓、毛员鼓、鸡娄鼓、腰鼓、手鼓、大鼓、铜钹等打击乐器，而且还造就出一些中国音乐史上的杰出人物，如苏祗婆、白明达、白智通等。龟兹音乐的繁荣似乎和龟兹商品经济的发达有联系。唐玄奘西行求法，经历过100 多个城市和国家，但却作了如此的结论：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33 龟兹“管弦伎乐”的“特善”是龟兹商业经济的“特善”的回音。《文献通考》卷192 《乐二》中有如下的记载：“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　　 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　　 、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　　 ，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论乐岂须钟鼓，但问风化浅深，虽此胡声，足败华俗。”这是说，龟兹音乐这种市民文化已经给中原地区的封建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此外，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商业活动的绘画。克孜尔石窟13 号窟主室的拱形顶上画了一幅商旅图，画面上是一头毛驴驮着一捆货物，一个商人正在后面驱赶着毛驴；克孜尕哈石窟21 号窟右壁下部画着一幅龙舟图，画面上是一只雕刻出龙头的船，船中有一匹马，马背上满驮着货物，一个商人站在马的旁边。在龟兹的其他石窟中，商旅图多处出现，有的画着一只满驮货物的骆驼、毛驴或马，有的则同时画出骆驼和毛驴或马，旁边和后面都站着一个或两个商人，有的商人还头戴尖顶毡帽，身着翻领、折襟、窄袖的长袍，束着腰，脚上穿着靴子，完全是古代的龟兹服饰和打扮。这些画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和龟兹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的真实情况。

　　但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古代龟兹社会市民文化的还是龟兹石窟壁画中那些裸体女人像。克孜尔石窟118 号窟正壁画着一个全裸的女人，双乳高耸，右手正握着乳房，作诱人之相。克孜尔石窟175 窟主室右甬道左壁亦画着一个全身裸露、正在跳着舞的女人。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刊出了被其掠走的克孜尔石窟76 号窟中的一幅画，画上也有身上一丝不挂的女人像。马里奥·布塞格里在《中亚绘画》一书中曾谈到过龟兹石窟壁画出现裸体女人像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古代龟兹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龟兹人那种“爱虚荣，喜欢典雅的风度，对于性欲享乐和财富有强烈的追求”的生活态度的反映。 34 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北史·西域传》曾有如此的记载：龟兹“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唐书·西域传》也有同样的记载：“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这些记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龟兹社会中已经公开地合法地存在着一种适应于商人和市民需要的风尚习俗。同样的原因，这时的龟兹文化为了迎合于龟兹商人和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的需要，而在石窟壁画中出现了裸体女人像。

　　三 　　 区域型经济与民族文化

　　我们在上面阐述了龟兹经济的两个特征：中介型和商品型。此种经济特征在古代中亚的其他城邦国家也是存在的，在这方面，它们之间是有共性的，因而只有龟兹经济的区域性特征，才真正反映了龟兹经济的独特个性。

　　我们翻开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形图，仔细地考察一下古代龟兹的地形，就会看到，它的北面是高耸入云的天山山脉，中间是确尔达格山脉和库鲁克达格山脉，南面是塔里木河，整个地形北高南低。从天山山脉深处流出托什干河、库木艾日克河、木扎特河、库车河等大河，都南下汇入于塔里木河。在天山山脉和确尔达格山脉、库鲁克达格山脉之间以及天山山脉、确尔达格山脉、库鲁克达格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大绿洲，有乌什绿洲、温宿绿洲、阿克苏绿洲、拜城绿洲、库车绿洲、轮台绿洲、新和绿洲、沙雅绿洲等。大绿洲与大绿洲之间有沙漠相隔，互为界线。大绿洲内部又分成一个个的小绿洲，如以拜城绿洲为例它的内部可以分成察尔其绿洲、温巴什绿洲、黑英山绿洲、老虎台绿洲、黑孜绿洲、米吉克绿洲、牙吐尔绿洲等，这些小绿洲与小绿洲之间也以小沙漠相隔绝，构成自然的界线。

　　这种独特的地理构造，产生了龟兹独特的经济构造，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直的经济构造”，也可以称为“南北向经济构造”。龟兹各大绿洲的北部都有高山，山之深处产木材、黄金以及其它矿产；山之中部有零星草场，可以放牧牛羊和骆驼；山麓处则为大片草地，既可畜养牛、羊、驴，也可开垦种地。而由山中南向流入沙漠的一股股小河或小溪，在其尾梢近处构成了一个扇形的沟洫地带，组成了一个个小绿洲。在这种经济构造中产生了一种“直的经济活动”：山地居民从事游牧经济，山麓居民从事半农半牧经济，绿洲居民则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经济，由于他们之间所从事的经济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需要相互之间进行交换，这样就产生了绿洲——山麓——山地之间“直的商品交换”，即南方居于低处的绿洲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同北方居于高处的山地游牧民或畜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这就是古代龟兹经济的“直的构造”或“南北向构造”；另一种为“横的经济构造”，也可以称为“东西向经济构造”。由于大绿洲与大绿洲之间、小绿洲与小绿洲之间存在着沙漠，这样的地理构造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产生了绿洲与绿洲之间通过沙漠而形成的交通路线。此类交通路线被淹没在广漠无垠的戈壁之中，只是由于有一个又一个的绿洲为桥梁，才使其连接起来，成为适宜于人类活动的商路。于是，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由一个又一个绿洲连接而成的交通线，一直向东西方向发展延伸，最后终于形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一是产生了绿洲居民雄强的经商能力。由于绿洲受沙漠的限制，农业生产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或气候的“燥化”、水量的减少，都会造成农产品的不足与人口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绿洲居民只能通过商业活动来增加收入，以维持绿洲的生存。因为这种经济活动是在东西方向之间横向进行的，所以称之为“横的经济构造”或“东西向经济构造”。

　　“直的经济构造”形成了龟兹社会内部之间的经济活动，“横的经济构造”则形成了龟兹社会与外界社会之间的经济活动。这两种经济构造的结合，产生了古代龟兹独特的经济模式，我们称之为“区域型经济”。

　　在龟兹独特的“区域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龟兹文化，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在吸收与融合了外来文化成分造就出来的一种具有本地区风格特征的文化，即龟兹的民族文化。

　　现在，我们试就佛教艺术的各个方面，对龟兹的民族文化作一个比较简要的阐述。

　　“毗诃罗”窟是佛教游方僧尼居住的一种石窟，它最早的建筑形式约在公元前2 世纪左右出现于印度：这是在一个石窟中开出一个或多个禅室，禅室之前又开出走廊或柱廊，而禅室本身又分成里外两个小室，里面的小室内则筑有一个石床。 35

　　在中原地区的石窟群中，专门作为游方僧尼居住用的“毗诃罗”窟极为罕见，大量出现的为“寮房“。道诚在《释氏要览》下中说：“言寮者，《唐韵》云：同官曰寮。今禅居意取多人同居，共司一务，故称寮也。”陆游《剑南诗稿》的《贫居》一诗中说：“囊空如客路，屋窄似僧寮。”所以寮房就是为游方僧尼建造的茅草小屋。

　　但在龟兹石窟群中出现的“毗诃罗”窟，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寮房，也与印度的“毗诃罗”窟有区别。首先，龟兹的“毗诃罗”窟一般是一窟一室，甚至面积达几十平方米的大型“毗诃罗”窟也是一窟一室，没有见到多室的“毗诃罗”窟，只是有些“毗诃罗”窟带有一个储藏物品的耳室；其次，龟兹的“毗诃罗”窟前面不凿出柱廊，而走廊多开在禅的旁边；再是，龟兹的“毗诃罗”窟大多开有明窗，并筑有壁炉，有的还凿出壁龛。这种“毗诃罗”窟应该说是龟兹式的。

　　佛塔为收藏佛陀及其弟子舍利的一种纪念性建筑，它最早诞生于印度。如印度贝德瓦河西岸的桑志大塔建于公元前2 世纪到公元前1 世纪，它是在圆形的底座上建造一个巨大的半球形主体，四周则筑有石质栏杆，栏杆的四方建造四座牌楼，印度名为“陀兰那”（Torana ），这样就构成了所谓“陀兰那艺术”。这是印度的佛塔建筑形式。

　　在斯里兰卡，佛塔建成为钟的形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闻名于世的“婆罗浮屠”( 浮屠，梵文为Buddhastupa ，音译为“佛陀 窣 堵波”，讹略为“浮屠”，意即佛塔) 则建成为台层形庙宇。在我国内地、朝鲜和日本，佛塔的基本形式多为砖构或木构的多层多角式建筑。

　　龟兹的佛塔虽然是从印度传入的，但其建筑形式并不完全相似。现在龟兹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代佛塔为数甚少，仅从苏巴什遗址上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佛塔来看，那只是一个巨大的半球形主体，耸立在一个圆形的底座上，既没有石质栏杆围绕，更不见“陀兰那”装饰。这种佛塔具有它自己的特色。

　　佛教石窟的种类很多，除了上面所说的“毗诃罗”窟外，还有“支提”窟、禅窟、讲经窟、罗汉窟等。在古代印度，“毗诃罗”窟和“支提”窟都是分开建筑的，并不共存于同一石窟中。在古代中国内地，主要的石窟为“支提”窟，也不存在“支提”窟与其他类石窟共存于同一石窟中的现象。

　　但是，在龟兹的克孜尔石窟群中却出现了一种“综合窟”。如克孜尔石窟37 号窟就是这种类型的石窟。它是由一条石阶梯上行，到一回廊处，向前是一个禅窟，向左是一个“毗诃罗”窟，“毗诃罗”窟之前是一个“支提”窟。这样，三个不同类型的石窟共同存在于一个石窟中，各窟之间有走道相连。这种“综合窟”似乎只存在于龟兹的石窟群中。

　　在石窟的壁画中，龟兹文化的地方特征更是琳琅满目，随处可见。

　　在犍陀罗，佛的容貌是双眼睁开，隆鼻深目，颐宽唇薄；在阿旃陀，佛的容貌是细长的眼，闭着的口，二颐、颈部画出襞线；在龟兹，佛的容貌则画成圆面孔，眉目口鼻集中于脸部的中央，眼大而无睛。俞剑华先生称此种特征“乃库车、拜城一带的民族风格。” 36

　　在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飞天被画成上身半裸，下身着裙，双脚并列翘起，披带从双肩绕过，露肚脐，一手五指张开，屈肘，一手抓披带，在空中作飞行状。裙紧裹身子，无棱角，无飘动感；在敦煌莫高窟，飞天被画成锦衣裹身，长裙曳地，不露双脚，唯见全身披带萦绕，裙角似波，有“当风”之势，飘动感极强；在龟兹，飞天则被画成有的上身赤裸，下身的裙子直落到臀部上端，两边打出两个结。裙的两端成圆形带着两个小棱角，中间有一个大棱角。有的上身着紧身小衣，用“屈铁盘丝”的画法绘出身上的襞褶。她们都束发戴珠冠，披带从颈后向前绕过手臂在身边飞扬。她们的双脚不并列翘翘起。有的一脚翘起、一脚伸直，有的则为双脚交叉，甚至有双脚自由分开的。这种形式构成了龟兹飞天的地方特征。

　　在佛传故事的画法上，阿玛拉瓦蒂的石窟壁画把“逾城出家”画成一座城门和一匹没有骑人的马，马前有一个天神，马后有一个持伞的侍从，犍陀罗的石窟壁画把“逾城出家”画成一匹骑着人的马，马后有一个持伞的侍从，马头旁有一个妖魔，4 个天王举着马足，上空有一个金刚力士；龟兹的石窟壁画则把“逾城出家”简单地画成一匹骑着人的马，4 个天王捧着马足，正在飞奔。

　　在本生故事的画法上，敦煌莫高窟壁画是把一个本生故事分成许多场面，然后画在一个个的方格里，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画，类似于今天的连环画；而龟兹石窟壁画则是从一个本生故事中撷取其中最精采的一个场面，把它画在菱形格内。一个菱形格画出一个本生故事。在龟兹石窟的拱形窟顶上往往把许多菱形格叠成鳞状，涂上各种色彩，绘出了许多本生故事画。俞剑华先生认为这也是龟兹壁画中的“一种特殊作风”。 37

　　关于龟兹石窟艺术中的民族文化的特征，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我们不想再作赘述了。“不论这些作品打上了如何强烈的外来文化的烙印，它们仍旧不容置疑地是龟兹的。”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