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汉藏文化交流

　　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汉藏文化交流

　　——专访班班多杰教授、孙悟湖博士、扎洛博士

　　作者： 杜英姿 张顺平

　　禅宗入藏的事实从思想文化领域里面，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因缘和合、求同存异的格局。

　　文化的交往，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这个格局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历史当中不断交往、不断完善形成的。

　　一千多年来的汉藏文化交流，促进了两个民族的世代友好，也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现实生活。

　　“缘起和合”与“和而不同”看多元一体格局

　　班班多杰教授：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要正确把握统一和多民族两个概念。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中国有56个民族，他们及各自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在统一的中华框架里面繁衍生息，开花结果。对此，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的概念来概括。我想用中国文化里“缘起和合”与“和而不同”两个传统理念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缘起和合。这是一个佛教理念，它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三个关系：一、相遇的关系；二、观待的关系；三、依赖的关系。这三层关系概括了事物之间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关系，不可分离的关系。用这种理念，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整体上是处于这么一种关系之中。中国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一种难解难分、水乳交融的关系，这就是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性、统一性和相互渗透性。

　　比如古代，青藏高原有古羌人，后来古羌人从青藏高原迁徙，迁徙到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与汉族融合。古羌人迁到云南，与当地人融合，就形成了这些地方的诸多民族，这在文献有记载。

　　另一方面，秦汉一直到宋、元、明、清，内地汉族不断地迁徙到青藏高原，青海在汉朝就有了汉族。到了明代以后又有大量的汉族迁入到甘、青一带。现在青海的汉族和内地汉族差别很大，他们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中很多成分都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一致，而和内地的汉族相区别。

　　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内移，内地汉人西迁，形成了民族融合、交流、对话。与此相类似，东南沿海的百越族，也是非常古老的民族，它后来迁徙到了浙江、福建、江苏，后来又到了广东、广西、海南岛这些地区，融入到汉族里面。同时又形成很多少数民族，像壮族、黎族、苗族、畲族等。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这些众多民族从根上讲，从文化上、从种族上讲，形成了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形成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样一种格局。你想分开是不行的，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历史事实。

　　讲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我听说，有一个母亲和儿子之间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最后母亲对儿子提出，我们断绝母子关系吧。拿着一根绳子，用刀子把绳子一刀两断，就表明关系断了。儿子说，亲爱的母亲，我们的来往可以断绝，但是我们的关系断不了。我们俩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怎么断？我是你生的，这个关系断不了。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民族关系也许不太恰当，但道理是一样的。

　　“一同而万殊，万殊而一贯”。一里面有万殊，万殊里面始终贯穿同一的东西，是相贯通的。

　　用佛教缘起思想谈中国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样的关系问题再适合不过。他们之间从文化上，从血缘上，从种族上形成相遇、观待和依赖的关系，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

　　第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讲的观念，一般讲有四层含义：一、事物之间有差别；二、不同事物之间平等；三、因为是平等的，不同事物之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要互相尊重；四、因为互相尊重，最后达到了和谐的目的。也就是：差别、平等、尊重、和谐，是和而不同的基本内涵。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或者说是多元一体的，一体就是统一，多元是什么？多元就是在统一国家体系和框架之内，不同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发展和衍变的历史，相应的也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特殊文化和特殊心理素质、特殊的思维方式。

　　中国各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源头是多元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几大文化系统证明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从历史上讲也是这样。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皇帝，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制度和政策。我们经常讲因俗而治，《礼记》里面讲：“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土司制度。这个土司制度，中央政权对它采取的治理方法和内地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西藏，明代采取了“多封众建”的羁糜政策，清代采取了驻藏大臣制。通过这些特殊的制度和政策有效地治理了边疆民族地区。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主席征求有关人士的意见，提出在中国的民族地区是否也可以搞联邦制，向苏联学习。提出这样观点以后，党内的民族宗教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国情和苏联不一样，中国自古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按照这样的历史传统，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才是符合中国的特点，毛主席采纳这样的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在民族聚居区实行了省级自治区、地级自治州，以及自治县，八十年代乡一级也设立了自治乡。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尊重历史的实际状况，尊重各民族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性，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因此从这个背景看，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同中有不同，不同中有同，同和不同是对立统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冯友兰先生讲：“同不妨异，异不害同。”费孝通教授总结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各民族之间有共通性，但这个共通性又影响不了其差别性，各民族之间有差别性，但这个差别性又妨碍不了统一性。这符合辩证法，也符合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实际。

　　汉传佛教禅宗与藏传佛教的渊源

　　班班多杰教授：

　　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关系，放到大的政治经济思想背景下去考虑，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梳理比较清晰一些。关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问题，我仅以禅宗为例。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到吐蕃，吐蕃佛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汉地。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他决心要在吐蕃发展佛教，一方面从印度请来莲花生大师，另一方面又从祖国内地请进了佛教，特别是请进了禅宗，让禅宗思想在吐蕃传播发展。我们经常谈到禅宗入藏，其代表人物就是摩诃衍那禅师。

　　公元781年，摩诃衍那从甘肃凉州带了两个徒弟来到了吐蕃，他和印度佛教大师一起在吐蕃传播佛法。根据汉文资料和藏文资料的记载，当时汉地禅宗思想在吐蕃非常受欢迎。开始的时候，很多善男信女都跟印度法师学习佛法，后来摩诃衍那一来，他们就从印度法师转向汉地禅宗，跟着他学习禅法。大约792年开始，汉地佛教和印度佛教之间由于观点分歧而发生很大争论，由于种种原因，公元794年摩诃衍那离开了吐蕃。但是他的禅宗思想长久地影响了以后的藏传佛教各个宗派。例如，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到明代宗喀巴大师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也反复提到了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和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和渗透。但藏传佛教的这些人物对摩诃衍那禅宗思想的评价各有不同，有些人认为，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影响很大，但他们认为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认为禅宗不是正宗的佛教，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外道邪教。但是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摩诃衍那禅宗思想是佛的究竟了义实教，是佛教最正统的思想。像宁玛派的著名学者隆钦然降巴，在《实相藏》、《宗派藏》里面讲到，吐蕃时期从凉州来到吐蕃传法的禅宗是正统的佛法。清代时，萨迦派一些学者，认为禅宗思想是正统佛教思想，是释迦如来的一代正法，而不是外道邪教。藏传佛教后弘期形成的好多藏文典籍里面，都有汉地禅宗的一些思想文本被翻译成藏文，转载于其中，像藏文古典著作《五部遗教》，就有《楞伽师资记》里的禅宗传承史。《五部遗教》里，还有禅宗鼻祖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论》。还比如清代著名蒙古族藏传佛教学者贡布扎布的《汉地佛教史》，藏族著名学者土观的《土观宗派源流》，也详细地记载了汉地佛教的历史传承和思想教义，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判教法，也被系统地译成了藏文。

　　从禅宗入藏的事实，以及藏文典籍收录汉传佛教内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同时，藏传佛教也影响汉传佛教，相互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由此，我们说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关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思想文化领域里面，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因缘和合、求同存异的格局。

　　文化交流促成民族友好与政治统一

　　孙悟湖博士：

　　汉、藏两族以及与蒙古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桥梁，三个层面，一个格局，一个结果。

　　一个桥梁：即文化，中华民族，不仅汉、藏之间的交往最初是通过文化的桥梁来构建的，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依赖于这一桥梁。这个桥梁是双向的，互动的，你来我往，不是独木桥，而是双行线，通过文化桥梁促成民族的交往，达到民族文化的繁荣。

　　三个层面：官方层面，即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之间朝觐聘问；学者僧侣层面，即文化精英阶层为了弘扬文化，总是自觉地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交往；民间层面则是自发性的，在同一个地区共同生活，总是不自觉地进行互相之间的交往。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这三个层面。从唐朝有文献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把汉地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带到吐蕃，同时吐蕃也从印度引进了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最后形成藏传佛教。唐朝以后，宋、元、明，汉藏之间交往不断，官方、僧侣、民间都有长期的相互交往。比如五台山就是典型的汉藏佛教合璧的范例。元朝，蒙古族当政，但是汉、藏的交往，汉、蒙交流，同样走进历史舞台，形成一种大交往、大融合的局面。明朝建立，同样重视藏传佛教，迎请高僧大德到北京，比如说释迦也失，被明成祖敕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也失于进京前便先到五台山朝拜文殊，住锡显通寺，辞京后，又入五台山，一面修行，一面弘扬黄教。住锡五年，使格鲁派在五台山兴盛起来。清朝至民国这种交往更多了，清朝时期，藏传佛教高僧在汉地举办法会、收受门徒。藏传佛教高僧到汉地五台山、峨眉山等地传法。清代章嘉、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等朝礼五台山。清顺治年间，曾诏命藏传佛教高僧阿旺罗藏前往五台山，敕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总理五台山番汉僧人。六世达赖喇嘛、十世达赖喇嘛都曾到峨眉山寻访和参拜过。民国时期，很多汉族学者到藏区学法。如1924年9月在释大勇、胡子笏居士等的鼓励筹划下佛教藏文学院诞生，招有学生30人，聘请川边康定人充宝琳教授藏文。在藏文学院学习结束后赴藏学生便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公推大勇为团长前往康藏学法。

　　一个格局：官方层面的交流会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学者和僧侣层面的交流会随着两个民族的关系紧张而阻隔；民间层面的交往则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多元融合，交流互动，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一个结果：文化交流的结果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硕果，就是基本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确立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民族关系。今天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绚丽多彩、底蕴厚重、内涵丰富，乃是历史上各子文化体相互交流的结果。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不断与藏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冲突、融合，赋予了文化整体性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川流不已，整体性为文化交流预设了平台和目标，多样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文化的交往，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这个格局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历史当中不断交往、不断完善形成的。最后文化交流的结果，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像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各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的民族文化交往，最后才能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以佛教来说，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最后形成中国佛教大发展。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化、丰富、完善、发展了中国佛教。又如元代出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忽必烈组织汉族、藏族、维族、回族的佛教学者共同对勘藏文大藏经和汉文大藏经，对勘的结果是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是“文辞少异，义理攸同”，最后结集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是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举。

　　凉州译场见证汉藏文化交流

　　扎洛博士：

　　汉藏两地佛经翻译质量很高，也没有大的差异，这跟吐蕃时代设在河西走廊特别是凉州的译场有很大关系。唐朝时去印度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是吐蕃道。吐蕃道就是直接穿过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距离比绕过新疆、帕米尔高原去印度要近一半多。吐蕃和唐朝关系好，社会相对安定的时候，走这条道非常方便。这在汉文史籍里有清楚的记载。

　　吐蕃占据凉州以后，在敦煌设立了很大的译场，专门翻译佛典，也翻译世俗文献。据记载，河西地区有四个大的译场，有的译场有译师两千多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翻译程序,有翻译人员、校对人员。有汉文校对，有梵文校对。校对的程序非常复杂，由高水平的人做校对。所以我们看到藏文大藏经翻译水平非常高,更加平实和口语化。当时在凉州的佛学大德，既懂梵文又懂藏文,很多都是当地的汉族人。凉州译经是汉藏高层的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文化盛举。

　　吐蕃时代是藏文化形成非常重要的阶段，唐朝文化或者说汉地文化是重要的来源，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点藏汉文献都记载得非常清楚，比如重要的藏文历史文献《贤者喜宴》里讲，吐蕃是集中学习了唐朝法律制度和官僚体制。藏文化就是吸收唐朝文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融合创造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有中断过，藏文到现在为止，也延续使用了1300年，在全世界能够延续使用1000年以上的文字，大概不过六种。可以想象，作为中华文化有机部分的汉文化与藏文化都是非常杰出的。唐朝与吐蕃，纵然也有兵戎相见，但友好交流是主体。唐朝有很多吐蕃的学生，一些佛典以外的典籍如《春秋》、《诗经》、《论语》都被译成藏文。同时像马球、氆氇等流行的体育项目也从藏地传到长安，是汉藏之间共同的娱乐活动。

　　唐文化入藏的两位使者，就是文成与金城公主，她们把先进的唐文化带入藏地，也带来汉藏的友好与交融。比如藏医藏药，吐蕃时期的药典《月王要诊》，开头就讲到，这是药王在五台山讲座，记录下来的。藏医的诊断，包括把脉，望闻问切等，完全来自中医，非常好地学习了中医的理论和技术。

　　以河西走廊为例，吐蕃势力被唐朝驱逐出去以后，这之后几十年，仍然沿用吐蕃的制度，官方文件，依然用藏文。以后翻译佛经的体制，也是汉藏结合。正文怎么写，落款怎么落，都是汉藏结合。

　　就佛教来讲，藏传佛教也有一个向汉地回流的过程，元朝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扬都非常兴盛，同时，一直有汉地的高僧到藏地求学，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汉藏文化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一千多年以来，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影响一直不断。在汉文化和藏文化交界的地方，我们今天仍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在青藏高原东部，汉族居住的西部地区，形成藏彝语走廊。这个地方很多民族，他们都融合藏文化与汉文化。比如，青海地区很多地方藏族都有汉姓，给孩子起名字有汉族名也有藏族名。甚至很多汉族人不起汉名，起藏名。这些地方的汉族，也会到藏族寺院磕头进香。当地藏族丧葬盖房子也会看风水。这些现象非常有意思。

　　可以看出，一千年来的汉藏文化交流，促进了两个民族的世代友好，也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现实生活。

　　藏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

　　扎洛博士：

　　一种文化总是根据时代的需求来发展，藏族文化也是这样，不是一成不变，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在发展过程中间，根据挑战的需要，他会决定吸收得多，还是保持得多。对藏文化来讲，与汉文化一样，从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需要学习的东西，比需要保持的东西多得多。藏族文化中很多传统的观念和技术，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生存、竞争、发展都必须得学习。一种文化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学习，不断地扩展；二是文化本身向纵深发展，提高文化本身的内涵。现在因为西方文化来得非常猛烈，在这样有限的阶段，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学习。当然这种学习，到了适当的时候，可能会经过一种转化以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文化，历史文化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文化学习是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途径。比如藏医的诊断，主要是望闻问切，还有有一些尿诊、便诊的方法。西医进来以后，藏医诊断普遍采用化验、透视这样的手段，诊断更加准确、快速。同时在治疗病理药理方面，又保持了传统的内容。藏医跟西医的结合，使它提高了一个层次，让现代人能够接受。现在藏医发展非常好。各个地方的藏医院，门诊量不比人民医院门诊量小。藏医是现代和传统结合的典型。

　　传统的藏族文化，现代数学、化学这些东西没有，而我们要学习和发展现代科技文明，就必须学习这些基础内容。在青海师范大学把数理化大学教材全部翻译成藏语，可以培养专业大学生。这是文化发展非常好的例子。西藏传统的工艺技术，佛像制作，建筑技术，也都完全恢复了。比如青海的同仁县有几个村子，所有农民有从小学习绘画、制作佛像的传统，现在比以前还发展了。好几年前我到那个地方去，他们这几个村子每年有两千位画师，被请到其他地方从事藏族传统绘画工作。我自己介绍过12个艺术家在深圳住过八个月专门绘画唐卡，他们住在五星级宾馆，绘制的唐卡是老板们之间互相赠送的珍贵礼物。从这些现象来看，这样一些传统工艺，不是衰落，而是更加地兴盛。社会发展本身有取舍，有些东西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那就逐渐被人们淘汰掉。有些东西有持久的魅力，就会保存下来。

　　藏传佛教曾经一度受“左”的宗教政策和思想的影响，确实在一段时间特别是“文革”时期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以致出现了某一年龄段人才的断层，但这不光西藏是这样，内地也是同样。

　　在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落实，西藏寺院宗教生活走上了非常有序、健康的发展路径。我有一个小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出家当了僧人。十多年以后，我们见面了，他的寺院学习不如学校学习那么正规，在寺院也没有特别好的老师。但是他接受了非常正规的寺院教育。他入寺二十多年以后，30多岁的时候，自己可以写宗教方面的专著了。不管他的见解是否有很多创新，但是他可以表达，可以发表他的宗教见解。像他这样能够自己发表宗教见解的僧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正规出版的书，有很多都是僧人写的。还有一些僧人用传统木刻版印刷的书，我们也陆续可以看到。从这种情况来看，藏传佛教虽然在历史上走过弯路，有过断层，但现在已经逐步接轨，走入了正常的轨道。

　　来源： 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