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抗日护国

　　1937年，冯玉祥为太虚法师题词。 资料图片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正谴责，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3000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地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

　　武力防御，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法师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活佛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

　　1939年9月，太虚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太虚法师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出访海外，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1940年5月，访问团回到昆明，太虚法师又开始筹组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旨在“教育夷僧，转化夷人”，利于抗战。次年5月，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成立。

　　1944年，滇缅公路重新开通，虽然这主要是中国远征军的抗战结果，但太虚法师也是功不可没。

　　《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