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跋及刊行补记

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跋及刊行补记

　　余欣

　　跋

　　我本科时学的是非常时髦的专业――影视编导。但在二年级末，由于兴趣转向“中古文史之学”，遂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在曾对我寄予厚望的班主任看来，分明是“弃明投暗”），师从黄征先生，专攻敦煌语言文字学。及至读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之《史通》，见“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之壮语，心有戚戚焉，乃立由文入史之志。恰在此时，因缘凑合，荣新江教授来杭赴会，由黄征师引见，拜会受教，惊叹折服之余，暗发必入荣门之誓。后刻苦精勤，又常驰书荣师问学，终得如愿以偿，负笈北大。三年时光，倏然即逝，虽从未敢有丝毫懈怠，怎奈生性驽钝，荣师之道德文章，能体悟者，十不及一。习影视之时，常闻“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其实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苦心经营的这篇博士论文，总觉得不尽如人意，愧对恩师之教诲。诸多缺憾，祇能期之以明日的努力来弥补了。回想当初入学之际，荣师训勉之情景历历在目，而今又行将远离，再也无缘朝夕执卷问道，心中不禁无限怅惘。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十年游学，非但不能尽孝，反而徒累双亲牵挂悬心，每念及兹，寝食难安。父母皆已届退休年龄，两鬓早已斑白，为供我读书，不顾年迈力衰，返聘劳瘁，生为人子，于心何忍！《目连变文》云“天下之中何者重，父母之情恩最深”，诚哉斯言！

　　我是幸运的，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曾得到很多师友的奖掖与关怀。六年前，我与池田温先生相识于西子湖畔。从此，这位国际敦煌学界元宿，或于来华之际耳提面命，或自东瀛乃至行旅之中赐书训导。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少学子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激励。复由荣师之推荐，承蒙高敏仪小姐和沈建华、郑会欣两位教授的照顾，我在依山傍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季。在诚明馆为课题奋战的日子里，得接仰慕已久的饶宗颐先生之道风。颇具诗人气质的饶公，睿智博学而又幽默诙谐，常与我纵论古今东西之学术与人物，令我有如坐春风之感。又因童丕（Eric Trombert）先生的邀请，得以访学巴黎，不仅有机会亲自摩挲法藏敦煌写本原卷，而且得以一窥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的西域文物和珍本秘翰，并拜谒苏远鸣（Michel Soymié）、戴仁（Jean-Pierre Drège）、郭丽英、马克（Marc Kalinowski）等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及时下中坚人物。尤其是旅法著名敦煌学家吴其昱先生，两度设宴与我畅叙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感悟，真是获益匪浅。此外，朱雷、梁太济、徐文堪、柴剑虹、郝春文、赵和平、黄正建、邓小南、王小甫、李孝聪、薄小莹、郑阿财、朱凤玉、张涌泉、许建平、邓文宽、高田时雄、刘乐贤诸位前辈学者，或助我清理思路，建立框架；或参加我的综合考试、开题报告以及论文审查，匡谬正误，指点迷津；或惠赠稀见图籍，使拙文增色添彩。盛情厚爱，无以回报，祇能在此一并申谢。而孟宪实、姚崇新、朱玉麒、陈明、雷闻、广中智之、陈怀宇、蒙曼诸学长，恒相与论学，质疑问难，切磋琢磨，真乃人生一大乐事。王静、苏航、毕波、王媛媛、左娅诸君，或助我搜集资料，或帮我校核文稿，隆情高谊，理应感铭。

　　我深知，完成学业祇是漫漫求索之路的第一步，未来还有更艰巨的挑战在迎接我。然而，敦煌文献总是慷慨地赐予我勇气与力量，授我突破万难的锦囊妙计：“着忍辱甲，执智慧刀，弯禅定弓，端慈悲箭，骑十力马，下精进鞭。”（语出《破魔变文》）

　　台州 余欣

　　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写于无逸斋

　　刊行补记

　　拙著即将付梓，我心中却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欣慰之感，而是充满了不安。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人之常情，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我从不敢这么认为。荣新江教授一直以“学术之彻底性”谆谆教导，我自觉总是有那么多的遗憾与无奈，真是愧对恩师。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祇是内容上尽可能地做了修补。这样处理的原因，并不是说原稿已臻于至善，用不着大刀阔斧地改写，而是恰恰相反：有很多新的想法和材料，不适合在旧底子上涂脂抹粉。与其改得面目全非，不如另起炉灶。

　　本书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恐怕是方法论上的问题，尤其是导论部分“民生宗教”的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部分读过初稿的师友的态度也是天壤之别：誉之者认为匠心独运，堪称本书最具原创性和闪光点的篇章；毁之者以为纯属面壁虚造，无疑是破绽百出、削足适履的败笔。其实我又何尝不知这个架构本身问题多多，在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看来，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当然是极其简陋的。但是，我觉得，这至少代表了历史学界对中国本土理论创新的自觉追求，代表了年轻的史学研究者渴望与国际汉学真诚对话的不懈努力。我是胡适先生的崇拜者，服膺于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张。我寻思，尝试的勇气比因循守旧的量的叠加，应该有更大的价值。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现阶段表面上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繁荣时期，但在我看来，如同任何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科一样，目前也正面临着如何寻求“方向性突围”的困境。本书是试图打破学科间的樊篱，实施自己“新敦煌学”理念的一部实验性作品。不管读者赞许或否，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路径出发，共同开拓敦煌学的新疆域，期盼敦煌学因我辈的奋力前行而迈入又一“草创期”。

　　北大毕业后到复旦历史系任教，已经两年有余了。有幸被复旦宽容地接纳，我一直是心怀感激。系里领导和所有同事对我的关照，给我这个独在异乡的游子的心头增添了不少暖意，我首先应当向他们道谢。

　　几乎每个学期都得为准备新课而忙碌，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每当我看见充满求知渴望的学生脸上露出纯真的微笑时，苦恼和压抑，就仿佛刹那间烟消云散了。短短的任教生涯，使我领略到了什么是教学相长的真谛，什么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喜悦，虽然苦，却也乐此不疲了。

　　沐恩荣门，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尽管早已毕业，却无时无刻不受到荣师的督促和关爱，并赐予嘉序，褒奖劝勉，得遇良师如此，我无以回报，惟有更加黾勉从事。

　　最近几次海外游学的经历，对于修订出版本书至关重要，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要感谢石冢晴通先生邀请我参加北海道大学主办的“日本学·敦煌学·汉文训读の新展开”国际学术会议。尽管我们在敦煌伪卷问题上意见相左，石冢教授却不以为忤，而是与我平等切磋并让我观摩他的私人收藏，还特意安排我同访千年古刹高山寺，宽宏大量，令我感念不已。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之力，我得以亲近这座文化古都，并前往滋贺县探访了令人神往的青山环抱中的Miho Museum，时间虽短，收获甚丰。与高田先生建立的互相交换资料的联系，成为我获取日文论著的主要渠道之一，对本书的修改不无促进作用，这是不能不提到的。在京都期间，浙大校友钟翀博士不辞辛劳地帮我从图书馆借还书，每天深夜他用自行车驮着两大包书远去的身影，至今历历在目；桂华淳祥教授为我提供阅览大谷大学图书馆丰富的佛学收藏的便利，并亲手为我复印所有我感兴趣的材料；赤尾荣庆先生让我一睹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敦煌、日本写本的真容。这些都是我不能忘怀的。

　　承蒙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先生之襄助，使我获得英国学术院的交流基金，得以访学英伦，成为他荣休前接待的最后一位访问学者。每周二下午成了我最期待的日子，因为杜教授会在他的研究室等我，寒暄过后，随即进入祇有我们两人的海阔天空般的学术漫谈，与我分享他多年治学的智慧，为我打开一扇扇欧洲汉学之门，那是我最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我还趁此机缘走访了剑桥、伦敦、阿姆斯特丹、莱顿、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欧洲各地著名学府，考察了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科学院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与文物，获睹大量珍贵图籍、档案和考古资料，拍摄照片逾两万张，还有幸拜会了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鲁惟一（Michael Loewe）、张广达等前辈大家，受益匪浅。我应当向为我游学提供各种便利并给予热情指教的诸位学者表示真挚的谢意：吴芳思（Frances Wood）、汪涛汪海岚伉俪、罗维前（Vivienne Lo）、莫弗特（John P. C. Moffett）、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胡思德（Roel Sterckx）、Oliver Moore、刘一（Lewis Mayo）、Christiane Reck、Nicolé Fürtig、王丁、郭丽英、童丕（Eric Trombert）、Nathalie Monnet、方玲、曹慧中。

　　王国良、蔡芳定、郑阿财诸教授的邀请，使我忝列“第七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在杨俊峰、林韵柔诸君的导引下，访问了心仪已久的中研院，补充了若干大陆不易获取的港台版研究著作。

　　世交王志和先生热心联络出版资助，浙江天宇医化有限公司屠勇军先生、浙江新华药物有限公司杨建平先生、黄岩荣耀化工厂徐仁达先生三位企业家慷慨解囊，使本书得以问世，诸位乡贤的雪中送炭之举，我将永志不忘。

　　饶宗颐先生惠赐题签，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对饶公的奖掖表示感激之情。

　　为使拙著在最短时间内顺利出版，责任编辑朱立峰学弟竭尽全力，史睿学兄替我扫描部分图版，左娅为我订正目录英译，周筱赟博士帮我校对清样，谨此一并谢。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儿时的梦想。当我孤身一人在欧洲游历之时，虽然触目皆是繁华世界，但“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反而有荒漠独行的感觉。在出国之前，我随手抓了一张DVD放入行囊中，其中有一首歌叫《未完成》，结尾有一段独白：“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小时候的梦想离自己是那么的近。我常常在想，一个人，到底可以走多远？”行旅中的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有特别的感触。到底可以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正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

　　人有人的天性，书有书之命运。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中的这段话，似乎颇切合我当下的心境。“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芝兰生于幽谷］，［非以无人］嗅而不芳。无茖堇，逾宝山，石不为［开，非以其］善负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戈母。缁白不厘，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