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江文化雏论

　　北江文化雏论

　　一、 北江水系形态与北江文化形态

　　北江是珠江在广东省境内的最大主干流，其流域面积几乎占广东地域面积的三分之一，流经韶关、清远两市各县，以及肇庆市的怀集、广宁、四会和佛山市的三水、南海等县区，与珠江最大主干流西江在三水县境的芦苞及西南两涌汇合，由南海县境进入广州市郊，以现芦苞水闸（古称东海口）与两江汇合标志。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写此处壮观：“北江西水两相逢，胥江波涛特地雄。急流欲上人声闹，近岸还移牵路穷。”可见当年两江相会之气势，也可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和黄华华省长先后提出在此建造北江大堤文化园，是很有地理、历史和文化依据的。

　　从总体上看，北江水系可说是珠江水系的缩影或细化：珠江由北江、西江、南江、东江在珠三角交汇构成，呈现出多龙交汇和珠光迸射的形态和特质；北江水系的形态与特质也大致如此，总体呈扇形，扇座心在北江南端与西江交汇处，此亦可谓多龙共吐之珠，或谓光芒迸射之宝珠。

　　稍有区别的是它的交汇和迸射是呈竹节形的，即，它是在从北至南的流程中，与左右之小江河层层交汇而又层层迸射的：第一层，是发源于江西省大庾岭东南的信丰县石碣大茅山的浈江（又名浈水），向南流经广东的南雄、始兴、至韶关市，与发源于湖南省临武县三峰岭的武江（又称武水、武溪、溱水、泷水，向南流经广东的乐昌、乳源、曲江等县）汇合，始正名为北江；第二层，是与发源于乳源县安墩头的南水，于曲江县孟洲坝汇合；第三层，是在英德县东岸咀与发源于翁源县船肚东的翁江（流经翁源全境和英德、新丰、佛冈、曲江、连平等县部分地区）自江左汇合；第四层，是在英德县江头咀与发源于连州市星子墟磨面石（亦有说是该市三姊妹峰）的连江（古称湟水，近代称小北江，流经连州、阳山、英德）自江右汇合；第五层，是在清远市江口站与发源于佛岗县东天蜡烛的潖江自江左汇合；第六层，在四会市马房，与发源于连山县擒鸦岭的绥江（流经怀集、广宁、四会）汇合；第七层，则是主流过清远飞来峡之后，与江左之大燕水汇合，又在三水县境与芦苞涌、西南涌，以及来自花都的九曲河分流或汇合。这些状况，说明北江水系的形态是层层汇合而又是分流形的。这可以说是造成北江文化具有交汇性和迸射性的地理条件和基础。也许正因为如此，北江文化，从古至今，也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层层交汇而又是层层迸射的形态和特质，有似立体交叉桥的性能和盛况。

　　二、 原始自然生态与原始人文文化的交汇

　　在北江流域地带，有不少著名的原始自然生态的古代标本遗址，同时又有举世皆知的原始人文的文物古迹，而且，这些遗址和古迹，往往同在一地或相距不远的地方，这是一种空间的交汇状态；再就是这些自然生态标本遗址和人文古迹，又往往有历史年代的不同而又交汇一体，这则是时间上的交汇；既有空间交汇，又有时间交汇，即可谓时空交汇的立体交叉。北江文化特多这样交汇性的文化板块。

　　仁化的丹霞山是最典型的板块。据地理学家称：这里的红石岩，是地球最早地壳变动的标本，记录着尚未有人类以前的地球历史，十分罕有珍贵，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和我国具有。美国有红石公园，丹霞山也学打出“中国红石公园”的招牌。此外，前些年这里还发现有原始红树林等多种原始植物，甚至发现一株举世无双的古兰花极品（报载：一位香港游客在丹霞以十元人民币购得，出港后则被专家甄别为值百万港币之原始珍品）。这里的山峰林立，构造奇特，千姿百态，不仅很有地理学、地质学价值，而且很有生态学、美学和文化学价值，其中近年新发现的阳元石、阴元石，更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汇的典型意义。

　　南雄和始兴，是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早、品种最多、肢体最完整（包括疍、骨、脚、整体）之遗址，以距今6500万年前（晚白垩纪）的暴龙（霸王龙）为多，因这种恐龙是灭种前的化石，纪录了当时地球巨变和面临灭绝的生物在生死关头的抟斗资料，所以特别珍贵。而在这些地方，又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其中有不少原始植物。可见这里是原始动物和植物的标本遗址，也是原始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汇地。

　　曲江的狮子岩，是著名的马坝人遗址，是距今10万年前的原始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地，可谓岭南原始人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前些年，在相邻英德市的英中，也是在名为狮子岩的山洞里，发现了一颗原始人牙化石，距今稍后于马坝人，更证实北江是岭南原始人的栖生地带。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江水域各县市，如：乳源、连州、连南、连山、阳山、清新、翁源、新丰、佛冈，以及怀集、广宁、四会，都有面积不等、年代不同的原始森林地带，有原始植物。原始森林和植物现存地铺盖面之广、年代之久、品种之多，恐怕是我省首屈一指的，可见原始自然生态文化在北江水域的普遍性、悠久性、多样性、丰富性；而其原始自然生态文化，又与以马坝人、英德人为代表的岭南原始人文文化是密切交汇结合的。

　　三、 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北江的源头分别来自湖南和江西。这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其中包括：由武江进入广东之口乐昌，由浈江进入广东之口南雄。此外，在上广东边界尚有：从江西进入广东之东江口龙川，从广西进入广东之西江口封开（亦是从广西进入广东与西江汇合的贺江口）。这些江口都可以说是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本土的百越文化交汇地与融合地，亦可说是客家文化与百越文化对撞、交汇、融合后而形成的广府文化之发祥地。

　　从北方来的中原文化，主要是客家文化。进入广东后的客家文化，有部分仍继续保持原有特色而存在着、发展着，有部分则是与本地原有百越文化交汇、融合，蜕化为一种既有两种文化的某些特征、又不同于原来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即广府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江口（乐昌、南雄、龙川、封开），虽然都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但从语言上说，则是有明显不同的：在西江口封开（包括梧州）形成的语言是明显的粤语，又被称与广府话，故被称为粤语发祥地；但在前三个江口，即乐昌、南雄、龙川的语言，虽有部分粤语，但本地通行的则是客家话味特重的本地话。就整个北江水域而言，基本上是客家人与广府人混居、而又是以客家人为多的地区。所以，北江水系及其水域之文化，可谓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并存、而又是以客家文化居多的文化带。

　　这种文化状况，是其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的，正就是其交汇与迸射的文化特质的一种体现。由于北江水系的覆盖地域，以山区为多，可耕土地面积少，经济发展余地有限，从而人居容量也相应为小为少。这就造成自中原南下移民，往往在此定居一段时间之后，有继续南移发展之需求，从而使其带来中原文化在与本地文化交汇一段时间、又尚未达到完全融合而蜕化的时候，即又转移他处、也即是迸射他处去了，或者说，有移动性偏重的现象。这可以将三个进入广东的江口进行比较看出来。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统一岭南，分五路南下进军，具体路线迄今史家尚有争议，但有三条线是因有遗址而无争议的：一是由武江进入广东的乐昌，有出土文物证实当年在此曾建有佗城：二是由浈江进入广东的南雄，迄今进入关口梅关仍在；三是由东江进入广东的龙川，当年以赵佗为县令，所建的佗城仍在。显然，这三个江口是当年秦始皇大军从“军转民”（史载50万大军均未北归）而与岭南人交汇结合之地。值得注意的是：龙川佗城至今尚有近百姓氏宗祠遗址，证实当年这种交汇结合历史，可能是赵佗做县令倡导“汉越杂处”的缘故，而在乐昌、南雄只是屯兵，时间不久，以至没有任何“杂居”的记载或遗址。这现象说明，虽同是交汇结合地也因历史条件不同而有异，并非都是南下移民生根开花之地。

　　饶有意味的是南雄梅关珠玑巷这个地方，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通道必经之地。秦始皇南下大军是否经过此地已无迹可考、无案可查，但自唐代以后有大量来自中原移民经此南下的史实，却是证据凿凿的，有史可查在唐宋年间即先后有三批移民群体经此南迁，每批均达百万以上，此后小批者难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原经此南下的人群姓氏达152姓之多。这些移民，大都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成家立业，又有许多人进而移居海外发展，以至全球许多国家都有珠玑巷人后裔，尤以南洋和美国居多，但当年和现在留居于珠玑巷的家族和姓氏却很少，这说明当年珠玑巷主要是中原移民南迁的一个重要驿站或转折地，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交汇结合地，同时也说明这种文化的交汇与结合，是带移动性的，中转性的，是迸射性、发展性尤强的。这也是北江文化的特点之一。

　　四、 海陆丝绸之路对接，与华侨及海洋文化沟通

　　南雄珠玑巷不仅具有交汇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意义，还具有对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以至沟通内陆文化与海外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化的意义。

　　汉武帝时，先是以张骞通西域为标志，开辟了从当时首都长安出发，与中东和西方各国通商的陆上丝绸之路；随后不久，在平定岭南时（公元前111年），派他的黄门译长从当时岭南首府广信（今封开、梧州）出发，由雷州半岛的徐闻出海，经合浦、日南（今越南）至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已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成果。然而，至今学术界似乎只注目于对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分别研究，对于海上与陆上的丝绸之路之间有无对接点或通道问题，尚未注意，尚是一个学术空白。早在2000年夏天，我率领专家团到南雄梅关珠玑巷考察，发现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或交接点。因为在这里越过大庾岭即有陆路或水路通向中原，南下至珠江三角即有“广州通海夷道”而通向海外。这可以唐代右丞相张九龄主修这条通道的史实，以及他在完成后写的《开凿大庾岭路序》佐证。张九龄在序中说：“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岦巀，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远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这些话清楚表明是为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是为“府库之用”、“江淮之求”而修这条通道的。唐代时，广东与海外通商特别发达，商业兴旺，经济繁荣。当时被贬来广东的大文豪韩愈曾称：广东此时“希纪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由此亦可见这条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历史事实及其重要作用。

　　其实，南雄梅关珠玑巷不仅是南北通商和海外通商之路，而且是从中原至岭南、以至海外的移民之路，同时又是内陆的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与海外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化的沟通之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海外有三千多万华侨，百分之七十是广东人，其中大多数是珠玑巷人后裔，可见其交汇性和对接性的枢纽作用。

　　应该说，南雄梅关珠玑巷只是北江文化这种特征的典型实证之一，不是史实的全部，在北江水域的边境地区或江口地带，都是有这种对接点或通道的。2001年夏天，我率专家团到绥江之口怀集县考察，发现这个山区县竟然有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标志之一的天后庙（即被奉拜为海神的妈祖）遗址，有许多国家的古代钱币等等，深入考察才知道怀集特产厘竹（茶杆竹）等特产，自古远销海外，迄今尚有古码头和海外移民故居。由此，我们论证了这里也是海陆丝绸之路、内陆与海外文化的对接通道或交接枢纽之一。可见这也是北江文化中带普遍性的一个特点。

　　五、 宗教文化、禅学文化的交汇与迸射

　　韶关曲江的南华禅寺，是北江文化中又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典型圣地。它是南北朝梁代时由印度和尚智药三藏于公元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创建的，迄今已有1500周年历史。智药三藏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来到广州，又从广州到曲江马坝兴建。所以，南华禅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和文物，也是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见证。据《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在湖北黄梅因作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名偈，承受禅宗六祖衣钵，五祖弘忍嘱他立即连夜南下，行至南雄梅关时，追人赶到，他在此以法衣退了追人，得以顺利南归，后来才住持南华禅寺。由此，这也是梅关和南华禅寺作为海陆丝绸之路史证的依据（此外，佛教禅宗初祖达摩，也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由印度到达广州西来初地，后又经梅关北上的。这也应是史证之一），也是北江文化交汇性特点的例证之一。

　　其实，南华禅寺尤有重大意义之文化内涵，是作为佛教禅宗六祖惠能的发祥地，同时也即是中国化佛教的创始地、中国禅学的诞生地。惠能住持南华禅寺达35年（公元677年至公元712年返新兴国恩寺，翌年园寂）之久。他在这里，以他创造的“顿悟”之说，以及由他的弟子法海、神会纪录他的讲经而写成的《六祖坛经》，使禅宗发展为影响全国、以至世界的教派，从而使南华禅寺在世界20多个国家或地区有“分庭”（这些国家均称南华禅寺为“祖庭”）；又由于《六祖坛经》是唯一由中国人写的佛教经书，并首创了禅宗的思想理论体系，故又被称为禅学。毛泽东对惠能评价很高，说他使佛教“中国化”、“平民化”，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创始人”。前些年，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评选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中国有孔子、老子、惠能入选，原因在于：孔子创造了儒学，老子创造了道学，惠能创造了禅学，故又被称为东方三圣人，可见惠能及其代表的禅宗、禅学在世界影响之大。佛教本是从印度传入的宗教，经惠能“中国化”后，又传至世界，甚至连佛教发祥地印度，也有南华禅寺“分庭”，如此从“进口”转化为“出口”的现象是很有意义的：固然这首先说明六祖惠能的伟大，同时也说明惠能所代表的珠江文化（2002年我曾发表长篇论文《珠江文化哲圣——惠能》，以庆祝南华禅寺创办1500年，详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年出版《曹溪禅研究》一书）的特质是交汇、转化而又迸射的。这自然也即是北江文化的特点之一。

　　六祖惠能在北江水域有特多的遗迹、遗址，与北江有特久特深的关系。他承法南归时，五祖嘱他“逢怀（怀集）即止，遇会（四会）即藏”，由此，他在怀集、四会之间藏遁16年之久，一直在打猎人中生活，经常穿山过岭，吃的是锅边菜，至今怀集尚存当年他修炼的山岩，以及六祖井等等；他在南归的过程中，曾先后到过乐昌的西石岩寺、乳源的云门寺等，这些寺庙也是他的遗址；仁化丹霞山的别传寺，也属禅宗教派的一支，天然和尚于明末清初在此创海云诗派；在南雄、始兴、连州、阳山、四会、英德、清远等地，无不有佛教禅宗的寺庙。可见六祖惠能及其所代表佛教在北江水系影响特大、特普遍，这正是北江人较能接受惠能禅学思想并与其有文化共通性的表现。由此，也可以说是北江文化交汇性特点的一种体现。

　　北江水域还有一种相当奇特的神教崇拜现象，这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在同一寺庙里，敬奉不同宗教的神灵。例如，在怀集，既有敬奉海神的天后庙，又有敬奉江神的龙母庙；在清远的飞霞寺内，代表儒教的孔子像、道教的老子像、佛教的释迦牟尼像，同座于大殿之上，供人奉拜，这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由此也可见北江水域的宗教文化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兼容性，这也是北江文化交汇性之体现。

　　六、 名人文化、民族文化均交汇而又兼容

　　北江水域的名人文化也是很有特点、很有影响的。在古代历史上，岭南最有影响的两位文化名人，即：珠江文化哲圣惠能、珠江文化诗圣张九龄，均发祥或出生在韶关；两人生长年代相近，住地相距不远，奇怪的是迄今未见有两人相遇的传说或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是盛唐时的人物，他们都在这年代分别以禅学、诗作（张九龄被称为“开一代诗风”的盛唐诗人，与陈子昂、李白有同等地位，并是著名的贤宰相）名嗓天下，影响千秋，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珠江文化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北江文化当时正处于珠江文化之前沿，座南向北，是既有交汇性又有迸射性的。

　　从总体上看，北江的古代名人文化也是这样：在唐宋年间，有韩愈、刘禹锡、杨万里等著名文人被贬南下至此，同时，又有张九龄、惠能、余靖等岭南名人由此北上而影响全国，从而造成了“南来北往”的文人交错局面。这种局面，说明南北文化交流开始出现对等的格局，同时，也说明处于珠江文化前沿的北江文化，其交汇性和兼容性是尤其鲜明的。当年韩愈发出“阳山，天下之穷处也”的感叹，刘禹锡写出“剡溪若问连州事，惟有青山画不如”的诗句，杨万里说出“未必阳山天下穷，英州穷到骨中空”的真话，在当时和今天的人们都津津乐道，不以为辱，反以为励。这不就是具有海纳百川的交汇性、兼容性文化特质的最好说明吗？

　　北江水域的少数民族特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彩，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实行民族自治的县就有三个：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自治县；此外，在仁化、乐昌、曲江、怀集、广宁等县市也都有少数民族居住。总体上说，在整个水域，汉族与多种少数民族是和睦相处的，各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都是得以充分发挥的。这也是北江文化交汇性、兼容性的重要方面和表现。

　　七、 开拓进取的山水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辅相成

　　北江流域的总体形态是竹节形、并是自北向南层层交汇而迸射的，其主干流像是一条水龙，穿过重重大山、又层层汇合沿途江河而层层壮大，始终流不息。这种自然的山水形态，活似一种开拓进取的生龙活虎神态。这种神态与上述北江诸多人文文化特色的精神实质，是极其一致的；其实，这些人文文化也即是由北江的自然山水环境而哺育出来，同时又因此而使其山水文化更增光辉的。这种自然环境与人文文化相辅相成的特质与特色，都体现于上述每种人文文化特色中，还体现于至今尚未受到注意和重视的洪水与治水文化之中。

　　北江流域地带，多属山区，河床坡陡，水差特大，因而洪水灾害，自古特多。有灾害就有治灾害，因而防洪治水的历史也自古开始。如果说，北江的自然神态具有开拓进取精神，那么，北江的治水文化更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比上述人文特色更具有相辅相成的特点。据《北江大堤志》戴，宋咸淳8年（1272年），因北江连年洪水，人们自发修建了位于今芦苞水闸附近的榕塞西围，是北江大堤的原始堤段；元代至元28年，洪水决堤，重修；明代嘉靖年间因洪水升高，为该堤加高1.3华尺；清康熙47年，又将该堤裁弯取直加固；清雍正2年，修筑榕塞东围；清乾隆3年、30年、34年、44年、46年、49年、56年、59年均有大洪水并决堤，均于当年修复。如此洪水致灾而又防洪治水的历史，几乎年年都有，直到今天；建国以后、尤其改革开放后，更是辉煌。可以说，北江的防洪治水史，就是一部北江的水文化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开拓进取的山水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精神史，也是一部广东人民治山治水的英雄史。所以，建造北江大堤文化园是很有文化依据的文化底蕴的，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作者：黄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