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

　　杨亦武

　　舍利，是梵语SARTRA的音译，亦写作设利罗、室利罗、实利，译作身体、身、身骨，通常指释尊(释迦牟尼)的遗骨，亦即佛骨、佛舍利。

　　舍利又称“驮都”、“要素”之意。据巴利文长部经注，身体茶毗之后，可以磨成如珍珠、黄金般的粉末，成为驮都。《法苑珠林》第四十称舍利有三种：一为骨舍利，其色白；二为发舍利，其色黑；三为肉舍利，其色赤。

　　1981年11月27日上午，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出土了两颗骨舍利。1987年4月28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在北京饭店中七楼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首次发布了这一消息。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宣布，公元616年安置在北京房山云居寺内的佛舍利现已发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言称，在北京石经山雷音洞内发现的两粒舍利，经反复考证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骨。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周绍良说，佛舍利的发现，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文化、文物等方面，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始末

　　关于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放置年代，佛舍利青石函铭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于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可见，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始置于隋代大业十二年(616年)四月八日。

　　为什么要在石经山雷音洞安放佛舍利呢？想来和石经山开山鼻祖静琬刻经有关，静琬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隋大业年间，他秉承师训，在石经山“凿岩为室，摩四壁以写经，又取方石，另更摩写，藏诸室内”(《冥报记》)。静琬刻经受到大隋朝野的重视，当时隋炀帝正临幸涿郡(今北京附近)，炀帝后萧后随驾在涿，萧后弟内史侍郎萧瑀笃信佛法，把静琬刻经一事告知萧后，萧后施绢千匹，萧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冥报记》)。石经山雷音洞是静琬刻经之所，隋人在此安置舍利，也定然是为嘉其壮举。所以铭文上说“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永劫，即永久之意。这是祝福静琬的话，祝静琬矢志不移，祝他开创的刻经事业代代相传。

　　就佛教本身的意义而言，石经山雷音洞安放佛舍利有其必然性。在佛教中，佛舍利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神圣物，它作为佛的物质实体，随佛经从天竺(古印度)传播到我国，成为佛教徒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有佛舍利，犹如佛即在此。因此，我国早期佛寺都在寺中央设塔供奉佛舍利，以示佛的存在，以至后来的佛寺多有舍利塔，不管塔内是否存有释迦舍利，有的甚至建座空塔也冒以“舍利”之名。如此情形，足见佛舍利在佛中的地位。石经山由于静琬的凿室刻经，一跃而成为佛教圣地，自然要安置佛舍利以昭佛光。

　　若是佛寺，佛舍利定要建塔贮之，石经山并非佛寺，而是一个藏室经库，所以佛舍利置于藏有石经的洞室。雷音洞是静琬刻经之首洞，为石经山唯一的开放式经室，除四壁刻有石经外，里面还供奉着佛象，并雕有千佛柱，它是诸藏经洞的核心，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地方。故此，佛舍利终归安置在此洞。

　　当年，隋人在石经山安置佛舍利的盛况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安置佛舍利的四月八日却从此写在石经山的文明史上。人们称这一天为佛诞日，每逢此日，石经山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辽人王正的《燕山云居寺碑》载曰：“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预馈供粮，号为义食。”这是古人大庆佛诞的真实记录。到了近代，这一习俗仍久盛不衰，以至于风靡房山各寺。《房山县志·礼俗》云：“县境各寺院如永寿西域等寺，每于是日作浴佛会，西域尤盛，远方来者颇多。”而今，有些房山人还道得出四月八日佛诞法会的情景，殊不知是雷音洞佛舍利的安置开了一方风俗之端。

　　佛舍利自隋大业年间安置之后，在石经山雷音洞沉睡了九百七十六年，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才重现于世。明僧人德清的《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录载了事情的原委。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五台僧人达观禅师自五台山送龙子归京西潭柘寺。慈圣太后闻讯，遣近臣陈儒，赵斌送斋供资。达观一行行至房山，于五月十二日往石经山雷音洞拜经。达观见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乃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酌情整饬。动工翌日，启洞拜石，石下有穴，内藏石函约一尺见方，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铭文，内贮四五升灵骨，状如石髓，异香馥郁。其间有一银函方寸许，内盛小金函半寸许，金函内有一小金瓶，内贮三颗舍利，状如小米，紫红色，按《法苑珠林》所言，这三颗舍利为肉舍利。达观即刻付书赵斌，请他把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一事上奏。慈圣太后获悉，欣然斋宿三日，六月把佛舍利迎入其寝宫慈宁宫，供养三日。佛舍利在皇宫逗留两月许，八月二十日，皇家遣专使将佛舍利放归石经山雷音洞原石穴内，上覆以金身如来佛像。所以清人毋配坤的《小西天石经寺碑》言：“藏于金身如来所踏石板下。”僧人德清受命作了《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

　　佛舍利归山，并非按隋人三函一瓶的原始格局，而是有所增易。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玉函外复加一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内，以为庄严。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德清此记与事实颇有出入。对此，下文的《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辨》另有详析。

　　佛舍利的再次发观即是在1981年。自明万历二十年至此，历时三百八十九年之久。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几为世人淡忘。

　　1981年11月27日上午，云居寺文物保管所人员在雷音洞内清理地面，见原佛座后边地下五公分处有一方石，不觉有些诧异，掀开方石，下有一穴，穴中有—石函。此时在场的还有文管所负责人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家。人们想到了史书上关于石经山藏有佛舍利的记载，于是小心向外发取。经一小时的忙碌，上午十二时十五分，五重封函。全部取出。佛舍利藏于内函中，共两颗，小米粒般大小，乳白色，为骨舍利。现场拍照后，封函及佛舍利被北京市文物局迎往北京保藏。随后，佛教、文物专家逐一打开封函，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时过五年零五个月，1987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才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翌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及佛舍利发现的经过。

　　未几，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在北京某寺院展出。据悉，待云居寺修复之日，佛舍利将放回寺内安置，迎接海内外各界人士瞻礼。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辩

　　1981年在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发现的佛舍利，是不是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安放的佛舍利呢？众所周知，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是明万历二十年经明人手再入雷音洞的。佛舍利??此，应辩析一下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封函格局，它反映了明人函封佛舍利的真实情况。

　　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计五重封函。

　　外函为汉白玉函，函盖刻有一百七十二字铭文，函内刻有八十三字铭文，铭文记述了明万历二十年首次发现隋藏佛舍利的情况。此函为明人增制。德清记中所云：“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即指此函。

　　次函为青石函，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足见此函系原隋佛舍利外函。函内原有四五升灵骨，1981年发函时不见了，看来是让明人取出了。

　　三函为汉白玉石函，属明人增制。

　　四函为镀金银函，方一寸许(3.85公分)，四周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案，内藏木质彩绘香珠一颗，珍珠十一颗。德清记中误称此函为明人造的“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中。此处的银函乃指隋佛舍利二函。据载，此函亦方一寸许。方一寸许的金函如何坐进同样大小的银函呢？何况并未见隋佛舍利二函，也未见明人造的小金函，只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镀金银函。显然明人并未造什么“小金函”，只不过把隋佛舍利二函镀金文饰了而已。函内的木珠、珍珠等物，均为明人安放无疑。

　　德清之误，不该是行文疏忽。何以至此，颇宜思忖。

　　佛舍利内函为一白玉函。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也就是说，此函是加封在隋佛舍利内函小金函外的。然而，白玉函内未见有隋内函小金函，只有两颗乳白色，小米粒般大小的骨舍利及两颗珍珠。隋内函小金函内，原藏有小金瓶，隋人安置的三颗肉舍利即在此瓶内。显而易见，明人再封佛舍利时取走了隋小金函，小金瓶及瓶内的三颗肉舍利，而代之以白玉函，两颗骨舍利及两颗珍珠。言述至此，1981年发现的两颗舍利是不是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安置的舍利就不言而喻了。

　　反思明人在佛舍利封函上的种种举动，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德清所记又以不实之辞隐却真情，可谓一段谎文，足欺百代之人!

　　是谁巧施调包记窃走了隋人安置的佛舍利呢？根据明万历二十年佛舍利发现后的情形推断：其一，不可能是达观等发现佛舍利的僧众。僧人们在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后，即刻转于达观之手。达观既已通书越斌向慈圣太后奏明了佛舍利详情，绝无再窃之理；再者，对佛教徒来说，佛舍利即佛，唯其崇拜，窃之无益。其二，不可能是迎、送佛舍利的使臣。且不说明廷择使不会选鸡鸣狗盗之辈。我们知道，慈圣太后是获知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详情后遣使迎奉的，迎函使自不敢偷梁换柱以欺太后。至于送函使，在佛舍利封闭归山之日倒有开函窃宝的便利，不过根据明人在佛舍利封函上的种种举动及德清的不实之记推断，窃取佛舍利分明有一个精心策划了的过程，佛舍利的失窃岂在归途之中。

　　窃去佛舍利的该是慈圣太后。

　　追其根由，佛舍利的失窃，是慈圣太后凭当朝国母之尊位把佛舍利迎入皇宫所致，仅此一点，慈圣太后就难脱干系，何况慈圣太后确有种种可疑的迹象。如前文所述，慈圣太后获悉石经山发现了佛舍利意态欣然，随即，又是遣使，又是斋宿，又是供奉，表现了对佛舍利的极大兴趣。此其一。佛舍利六月进宫，八月二十日归穴，在宫中逗留二月许，如果把佛舍利迎来只为一瞻一拜，又何必耽搁许久。此其二。更甚者，佛舍利归山之前，慈圣太后授意添造了两个汉白玉石函，一个白玉函，且将隋佛舍利银函镀金文饰，将函中放入珍珠、木珠等物。此番忙碌，美其名曰是“以为庄严”，而在佛舍利调包中，恰恰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德清所记又分明将此举弥合得毫无破绽。德清乃受命作记，佛舍利从宫中封闭归山，德清对佛舍利封函实情不得目睹，既是受命作记，所述定是皇家口径。正所为德清无辜，太后有鬼。不难看出，从佛舍利迎奉进宫到德清受命作记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而这个骗局的策划者，只能是慈圣太后。

　　慈圣太后，何以窃取佛舍利呢？众所周知，佛舍利为两千多年前的释尊遗骨，乃稀世佛宝。而象慈圣这样的国母帝后多有罗珍致宝之癖，且慈圣太后又笃信佛法，留下佛舍利便永润佛泽。一旦得之，岂肯释手？然而隋藏佛舍利乃石经山祖传至宝，即便作为当朝国母，私索舍利毕竟有失公道，于是来了个偷梁换柱。

　　由于伪饰巧妙，慈圣太后在青史上倒留得个佳名。明人德清说她对佛舍利如何虔诚，如何为佛舍利添造封函，甚至不惜动用帑银。(见德清《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清人毋配坤言称，“奉朝使”把佛舍利送归石经山后，“雷音殿”被“饰以金碧，山寺又一兴旺”。(见毋配坤《小西天石经寺碑》)。

　　如此，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的一段真实经历被掩盖了三百余年。而今该当大白于天下了。事实确凿，1981年发现的两颗佛舍利并非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隋人安置的舍利，而是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明人安置的舍利。至于这两颗舍利是不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遗骨，本人无从凭考，不敢妄断。

　　参考书目：

　　1、《日下旧闻考》

　　2、《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

　　3、《房山县志》

　　4、《石经山记略》

　　5、《小西天石经寺碑》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