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纵横话石经

　　千古纵横话石经

　　颜景河

　　闻名中外的云居寺，寺以经贵。被称为房山石经的石刻佛教经籍，自隋大业年间由静琬和尚创刻，历经唐、辽、金、元、明，绵续达千载。计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被人们称颂为“国之重宝”、“北京的敦煌”。

　　房山石经知多少？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整理，查明云居寺现存石经共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但房山石经远不止这个数目，历来许多石经残片流散在外，或被盗窃，甚至流失国外。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为松本三郎所藏。我国旅顺博物馆亦藏有一些石经残片，其中贞观八年静琬题记的后半部，就存放在那里。关于石经的破环损失，在文献上也有记载，据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另外，尚有不少石经仍藏入山穴，埋入沃野。据有关文献记载，不仅山上还有藏经洞尚未发现，而房山区附近马鞍山、京西卢沟河东垠也还藏有石经。这些疑点，待调查挖掘后，终会大白天下。云居寺石经经版大小不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大型者长二百五十公分，宽六十公分；中型者长一百六十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小型者长七十六公分，宽四十六公分。藏经绝大多数为小型经版。

　　“锲而不舍历千年，石经宝藏冠人间”。佛教兴于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南北朝时佛教更为盛行，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佛教石经也应运而生，首创于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但佛教在我国历史上也屡遭变故。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下诏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北周武帝亦行其法，佛史称为“周武之厄”。经过两次“法难”，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北齐时唐邕在河北省武安县响堂山所刻《维摩诘经》、《胜鬘经》等几部大乘经典由于石刻而安然无恙。这给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启发。隋统一天下后，文帝杨坚笃信佛教，佛教又复兴起来。房山石经创始人静琬和尚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承师“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帝京景物略》)的遗愿，于隋大业中来到幽州，发现白带山麓，重峦叠嶂，风光秀丽，“状若天竺”，又加此处盛产石料，有手艺娴熟的工匠，故“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唐初唐临著《冥报记》)静琬在“小西天”刻经二十余载，于唐贞观十三年去世，当时经版洞满七室，其弟子玄导承师志，续其功而续刻之。

　　房山石经的刻经事业到了晚唐，渐趋式微，至五代战乱而中断。值得庆幸的是石经由于僧人和佛教徒的保护，在战火中得以留存。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撰《千人邑会碑》载：“寺主谦讽和尚……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先后，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东峰”即指藏经的石经山。

　　辽初，北方契丹贵族取得了包括房山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后，国势日渐强大，不久建立了辽国，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并提倡佛教，房山刻经事业亦随之复兴。辽太平七年(1027)地方官韩绍芳从政之暇游石经山，取出经牌，验名对数并奏请辽圣宗，复兴刻经事业。其后兴宗、道宗继续刻造，至辽大安八年(1092)共刻造《大般若经》八十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完成了四大部，并续刻了一些小部头经。至此，山上石洞藏经已满，以后再刻经版便藏埋于寺内地穴中。根据石经的经末题记及有关碑记的记载分析推测，辽、金两代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瘗埋。第一次是天庆八年沙门善锐，穿地为穴，瘗藏经版，并建石塔，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个穴就位于现在地穴的北部，主要瘗埋通理大师的刻经和后来寿昌乾统年间(1095—1110)续刻的一些经；第二次是金天会年间(1123—1137)瘗埋了山西圣州保宁寺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所刻二十七经，由于容纳不下，便在原穴南端又开一穴，于天眷三年(1140)瘗入。在这以后金代大定、明昌之间(1161—1199)又刻了许多大、小乘经，再一次启开地穴将经版埋入，这是第三次所瘗藏的经版。此后，则从未被发掘过。

　　元、明时期所刻经版不多。今日雷音洞左侧第六洞所藏经版，乃是明末一些在京做官的南方居士在北京石灯庵刻造的几十部小经版。随经版存放的有明末书法家董其昌写的“宝藏”一石，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从房山石经经末题记可以了解到，千余载的刻经事业不仅得到帝王和地方长官的支持，同时还有广大信徒和社会团体的赞助。仅以商业行会为例，就有：米行、布行、绢行、肉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油行、果子行、椒笋行、五熟行、帛行、锦行、幞头行、靴行等不下三十多种行会。在保护石经中，外国僧侣也曾做贡献。据贾志道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载，元代高丽比丘慧月于至正元年(1341)夏朝礼五台山，路经房山，访石经山华严堂，“悯其石户摧圮，经本残缺……惜其将来浸泯静琬之功”，募缘重修，补刻五块石经。

　　本世纪初叶，云居寺以其庄严的庙宇殿堂和秀美的风光，一度成为当时一些驻外使馆的渡假游览处。使人痛惜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寺院的主体建筑及压经塔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但是石经却未受毁坏，幸运地保存下来。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年至1958年历时三载，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和拓印工作。首先是发掘石经山的藏经洞，1956年3月21日在石经山上建工房和工棚，筹划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4月21日，中国佛协周叔迦副会长、黄炳章先生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启开第三洞洞口，搬出经版，开始拓印。这次共开掘、整理了九个洞口贮藏的石经，经版数量计四千一百九十六石，洞内外残石七百八十二块，共计四千九百七十八石。接着1957年夏，周叔迦居士会同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和黄炳章先生来到云居寺进行地穴的发掘工作，8月1日开始勘测，并清除土丘，8月6日塔基方台全部露现。8月7日发现第一块经版。这次清理出两穴所藏经版，北穴为六千二百九十五片，南穴三千七百八十七片，共计为一万零八十二片。经过发掘整理，石经山和地穴中共藏经版计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共拓印七份，分藏于全国一些大博物馆、图书馆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一度扬言要毁寺砸经，是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石经。据云居寺附近驻军防化团领导回忆，当时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通知部队保护好云居寺，保护好石经。于是部队出动武装力量，日夜监守，劝阻了前来闹事的红卫兵，使石经在浩劫中得以幸存，可惜的是小西天第五洞华严堂上的千佛柱神像却被一些愚昧者刀砍斧凿，遭受到严重破坏。1973年谷牧副总理游云居寺，发现国宝石经散置露天院内，深为痛惜，立即指示北京市文化局拨款建库贮藏。北京市文化局迅速拨款十五万元，由房山县文化科负责在原地穴遗址建起三十余间库房，使石经在当时条件下得到较妥善保护。

　　“今逢盛世希有缘，愿观众力复庄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房山石经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继1978年中国佛协编辑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一册后，1980年成立了佛协图书文物馆，设立“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的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开始编辑出版房山石经。1984年中国佛协图书文物馆与北京图书馆共同编辑出版了《房山石经》、《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1985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在云居寺召开现场工作会议，决定修复云居寺，科学地保护石经，并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聘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赴朴初为名誉主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为主任，领导推动整个修复工作。修复云居寺，保护石经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海内外各界人士无不欢喜赞叹，大力资助。几年来，市、区政府先后投资数百万元，中国佛协捐赠10万元，美籍华人应行久先生，金玉堂居士夫妇捐助4万美元，新加坡何惠忠居士捐助港币一百万元……今日修复后的云居寺又复现往日庄严，更有石经珍宝如灿灿明珠，闪烁着历史文明之光，对中外僧侣、学者、游客将有更大的吸引力。

　　房山石经是我国古代遗存的金石文物伟大宝藏，其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校斟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它也反映了我国自隋唐以后各个时代石刻艺术的成就。我们忠心祝愿早日修复好云居寺，合理的科学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房山石经，使这一世界罕见的文化宝藏重放异彩，为弘扬中国文化，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