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甘肃的宗教文化（二）

　　说说甘肃的宗教文化（二）

　　佛教文化在甘肃

　　一、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在传入我国内地的过程中，甘肃全境是最早得闻佛法的地域。 史料记载公元前4世纪甘肃的武威、天水就有佛教传入，比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早了300多年。两汉时，有明确记载大月氏国王的使者口授佛经给秦景宪。此时，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高僧很多，甘肃成县已有大云寺建成。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五凉政权在西部的先后建立，尤其是前凉以佛教为国教，直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敦煌和凉州成为佛经翻译中心和到洛阳和江南一带传佛高僧的输出地，大名鼎鼎的竺法护、帛远、佛图澄、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就不用说了，先后还有敦煌高僧昙猷、于道邃、超辩，庆阳高僧姓皇甫僧名释慧虔，兰州出生凉州出家的高僧慧玄畅，陇西高僧僧镜等，他们不但到江南传播佛教主持建寺，而且和玄学名士谈佛论玄，佛玄结合推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佛教的大流行。这一时期，佛教在甘肃的发展和传播已经由小乘向大乘过渡，中国佛教宗派也开始出现，而且，佛教石窟和寺庙也大量建造，佛教艺术初显其独特的光辉，崇佛的北魏在大破凉州后东迁河西人口到大同，大批凉州工匠带去建造石窟的技术和艺术，才有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鼎盛。

　　唐朝时期，甘肃佛教进入鼎盛期，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里佛教艺术从内容到艺术都有新的创造，达到了高峰。寺院经济发达。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甘肃佛教由鼎盛而下，但藏传佛教大发展，不少佛寺如张掖大佛寺、凉州海藏四、天祝天堂寺、河州炳灵寺改宗为藏传佛教，重塑佛像或壁画重绘，加入密宗元素。由于明代同西域交通断绝，敦煌石窟孤悬海外，愈加凋敝。清代和民国时期，佛教建筑遭到破坏，佛事式微，佛教积存大量流失海外，引发了世界对中国西域佛教文化及历史的研究热潮并且持续到现在。

　　总结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发展和对中国内地及朝鲜、日本的影响，得益于这样几点，一是地域，丝绸之路，古代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我国的主要路段在甘肃，高僧往来佛教传播是必然；其二，政权更迭：五凉立国，北魏崇佛，吐蕃统治，归义军供养等等，持续推动了佛教的立足和发展；其三，人才，高僧云集，行僧过境，译场广布，艺术交流等等源源不断的来回交流，造就了佛教及其艺术在甘肃的独特地位。

　　1.月氏传佛到故地

　　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西戎中的月氏人在我们甘肃的祁连山敦煌一带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时，他们被从北方草原来的匈奴人赶出了故地，一部分奔向南方，进入西藏高原以北地区；大部分向西迁移，穿过伊塞克湖畔的游牧民族乌孙地区，到达阿姆河流域定居下来。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初衷是相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没想到张骞逃脱匈奴的十余年囚禁历尽艰难险阻找到月氏时，月氏已经在新的河畔新的土地上生活安定、繁荣，早把以前的事留给过去了，他们不想千里迢迢回去报仇。但是，又过了多少年之后，他们的后代子孙中就有人又千里迢迢的一路走回，不过他们不是来报仇的，他们来是传播释迦牟尼的学说的。

　　张骞走通中西大道，把西方文明的信息带回大汉，促成了当时世界上东西两个强大帝国罗马和大汉的交流和了解，进而有了丝绸之路，事情的起因是匈奴，而媒介则是月氏。佛教传入中国，月氏则是主力，原因是月氏人的新的居住地印度西北部，在公元前3世纪时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最东部，希腊人在此建立了大夏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月氏人强大后，占领了这一地区，到了贵霜王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贵霜帝国。他们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和血脉，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恒河中游河谷和阿姆河三角洲，同中国、罗马和安息一起成为当时的四大帝国，而且这个巨大的集权国家，在水利、农业、商业、尤其是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兼容发展和传播方面对人类文化起过重要的作用。贵霜帝国的第三代王迦腻色迦崇信佛法，他效法印度的阿育王在贵霜区域内大规模兴建寺塔，并且通过丝绸古道，贵霜帝国和罗马世界之间兴旺的贸易，不但促使其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将罗马的艺术题材和形式吸引到本国。今天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白沙瓦一带的健陀罗地区，曾经是月氏王统治的中心地区，贵霜王大力宏扬的印度的佛教和希腊的艺术在此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健陀罗艺术，就是佛教艺术，从此，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和众弟子及其佛教的发展历史借助希腊的雕塑艺术显形，而后飞快的发展并向四周传播，承载着当时人类文明交流重任的丝绸古道自然而然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大道。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民勤大败匈奴休屠王后，还收缴了他的祭天小金人，这大概是中国关于佛像的最早记录。传说汉明帝就是梦见会飞的佛教造像小金人后派人西行求法的。其实，不是汉明帝时期佛教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发现《魏书.释老志》《西夏天祜民安碑文》（现存于武威）等史料就明确记载着佛教在姑藏（武威）和临渭（天水）等地在公元前就有遗迹。武威的《罗什寺碑》也记载着：“凉地建塔始自于秦”。南宋金华人王象之编撰的《舆地胜记》记载：东汉明帝永平12年（公元69年）成州（今成县）凤凰山即建有大云佛寺。这些都说明秦汉之际佛教就已经在甘肃传播了，并且已经传到了陇南。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给博士弟子秦景宪，这大概是帝国间有关佛文化信息交流的最早记录。之后，又有许多大月氏人通过河西走廊到洛阳翻绎佛经，著名的有迦叶摩腾、竺法护、支娄迦谶、支谦等，再之后，佛教便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传播和发展，继宋云、法显西行之后，大唐高僧玄奘出长安，走秦州，兰州渡黄河过金城关，凉州讲经月余后过甘州到瓜州穿玉门关生死一线偷渡出境西行求法，文明倒流，给佛教的故乡带去了中原东土佛教的新气象，回来后，以其梵文和汉文的扎实功底，开创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

　　月氏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不存在了，他们被迫西迁，离开故土，但他们没有悄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在异乡的土地上吐故纳新，自我强大，建国立业，开创了新的文明。现在遍布东方的佛教艺术，其源头，就是大月氏统治过的犍陀罗地区。

　　2.佛教传播的凉州中心

　　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东段的一个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一度曾是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传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达，使者往来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这些国家与汉朝和后来的五凉政权关系又非同寻常。佛教从西汉时期经凉州传人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

　　五凉时凉州佛教传播非常普遍，一时成为北中国佛教盛地。因此，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浓的佛教色彩。佛教的传人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五凉时期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译经讲经活动非常活跃。“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张轨的孙子张天锡还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近二十年，弟子众多，使佛教传播达到高峰。尤其北凉时期。沮渠蒙逊笃信佛教，请了名贯西域、号为“大咒师”的僧人昙无谶在姑臧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据统计，北凉自公元401年至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经西域传人河西后，首先在姑臧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和中原传播。蒙逊并不满足于拜僧译经，他又在姑臧南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这一活动的结果，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并影响到中原石窟的风格。自五凉兴盛起来的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五凉文化甚至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佛教在凉州生根开花，流传后世，还有凉州自身的特点和背景。一是因为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又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非常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二是五凉的统治者急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而佛教宣扬的“众生皆苦”、“轮回报应”非常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三是五凉统治者崇拜西域高僧，在他们眼里，凡西来的高僧，都是祈福避灾的救星，无不顶礼膜拜，甚至皈依佛门。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等，深得礼遇。有了这一种非常宽松的传播环境，佛教在五凉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凉州境内也出现了不少高僧，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佛，从事译著。在这个过程中，也融入儒家思想和道家内容，为以后佛教逐渐本土化创造了条件。

　　进入13世纪中叶，随着“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以凉州为中心，藏传佛教有规模的向蒙古等民族、向中原内地传播和辐射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藏高僧萨逛岿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等曾在这里建寺聚徒，弘传佛法。从凉州走出的清代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等，为藏传佛教的传播、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