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论世：学术之道，贵在问学求真

　　古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求学术、求真理，对万千读书人而言，应是最基本的追求。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界却似乎陷入一个怪圈：教授忙着拿项目，学生忙着抄论文，学术造假的传闻连连不断，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却比较罕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编者

这样的学术“成果”（漫画） 郑莉绘

　　问学与求真，是一个民族有其精神存在的表现。学者和他们的著述，是一个社会所存良知的代言。设若学者的著述，并非体现民族精神、表达社会良知，而是源自抄袭和造假，以至于成为个人求誉谋利之器具，欺世盗名之手段，能不悲乎？

　　历史上向来也是有此种学者、此种著述的，而其向来的结果，也总是为天下所耻笑。但是，倘若并非仅仅一二个人如此，也非仅仅一二本书如此，而是一段时间以来，似乎要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现象，这就值得人们好好思考了。

　　群体性现象，从来不能为其中的任何一次个人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正如天下偷盗之多，并不能稍减偷盗之耻一样。不过，偷盗之多，也确乎有超出“个人之因”以外的“社会的缘”。此“社会的缘”，需要我们正视，且要寻求克服的方法。

　　学术应该远离功利

　　学术者何？一民族之思想、科学上的事业。此种事业，乃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论道、求真之事业，与其他种类的事业不可同例而视。学术之外的很多事业，关乎生计、利益，是在器的层面，虽然也有其自身在道德上的标准和目标，却总还要通过实用上的价值来体现，总有利害得失贯乎其中。学术则不同。学术以论道、求真为本务。一旦把现实利益做成学术的“运作平台”，学术之道必随之隐失。当然，这里要做一个必要的补充说明：在知识经济兴起的当代，已有一部分学术（应用性的技术学科）成为知识产业中的一项活动，因此应该被排除出这里所讲的学术之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学术，不属于任何产业，也不应当成为产业。

　　试想，倘若一个社会，其致力学术是为追求实用上的利益，那么，至少我们不得不担心，在这个社会中，究竟还能由谁去承担思想的任务、去追求真理的本身呢？

　　学术应该远离功利，保持对于社会利益体系的独立地位。学术一旦被融入社会利益体系之中，成为社会利益中的一员，成为某一特定的利益领域，其结果必定是学术丢弃其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使命。而这种丢弃，同时即意味着学术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走向了异化。这是一条公理。学术只有通过与社会利益体系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充当整个社会的良知。也正是源自这一距离，才产生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和它的每一个成员的纯洁性。

　　但是，眼下中国大学，却存在着学术功利主义的思想。比如，学术研究以争取项目经费为导向的情况就常常出现。有人以为，科研经费之争取，并不伤害学术的事业，倒是为学术的发展寻求经济上的保证。然而，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为争取经费而设计、而投标的课题源自哪里？其价值又是由谁来判定？当然不可能是由提出课题的学者本人来认定。它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由专家组成。

　　问题在于，这些专家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所报课题的价值的呢？在这种形式公正的项目审批制度中，学术的独立是否就能够保存？值得存疑。理由在于：学术发展是由思想本身所引领的，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于研究者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既云创造，就是能突破任何现存的评价尺度，它的价值并不是集体打分所能评判的。我们这个民族既要在科学和真理的事业中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就必须对一切可能的学术创造给予足够的尊重。然而，在集体打分的项目审批制度中，这种尊重很难不被消解掉。

　　当代为何难有大师？

　　人类对知识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即有崇高的价值，非关社会之一时的功利需要。诚如黑格尔之所云，真理就是它自身的尺度。也如古希腊人对哲学的认识：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与求功用，是两码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的伟大民族，从先秦时候起，即以闻道、论道为学问的根本。然而，在今天，视这一传统为迂腐的、为落后的，却大有人在。其结果，便是学术功利主义思想的逐渐流行。

　　学术功利主义既已展开，有关课题立项与经费使用的种种价值词便不绝于耳，诸如“投入与产出”、“竞争与效率”等等。在这类价值词的包围之中，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当代学术界再也难以产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大师。

　　在有的地方，教师在高校中的职称评定，也是以是否已经获取某一级别上的立项课题作为重要标尺。这种情况说白了，这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科研上有能力“拿到订单”——如此之大学，与企业何异？

　　倘若我们的每一所大学，都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都属于知识产业的一部分，那么，把大学办成企业，不但无可非议，且正是其成功之处。不过，并非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技术学科的教学研究单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科学共同体和民族的精神中心的大学，今天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真正的大学的企业化趋势保持足够的警惕。

　　学术应该在处于功利之外，保持特立独行的状态，否则学术思想很难自由，学术成果也难以创新，只能是不断地复制既有知识的“学术成果”。有感于此，回想蔡元培先生当年所倡导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盖有因矣！

　　学术独立所面临的压力，在今天并不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逻辑强制。因此，对市场原则设置必要的界限，防止其全面侵入学术领域，是我国的学术事业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前提。期待有朝一日，会有一个为整个社会的良知所认同的学术制度的诞生。这样的制度，代表了整个社会对学术的尊重。而只有在被社会所尊重的、独立的学术中，才能产生出真实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