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禅宗清规中所见茶汤礼的形成

　　论宋代禅宗清规中所见茶汤礼的形成

　　王大伟

　　禅宗清规在宋代完全齐备,并成为禅院的标准管理模式。清规中记载的事项也多与礼仪有关,在各版本的清规中,茶汤礼无疑都是禅门礼仪中最重要部分之一。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对禅院茶汤礼的考证上,本文则以宋代禅宗清规所记载的材料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考察宋代禅宗清规茶汤礼形成的条件和原因等问题。同时,就宋代禅院茶汤礼的形成,分析了其在禅宗发展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宋代　禅宗清规　茶汤礼　形成

　　作者:王大伟,1984午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国传统文化自来讲究“礼乐”,而“礼乐”观念进入禅宗清规,则另有一番独特的表现形式。《禅林备用清规》记载:“禅苑清规,始自百丈制礼作乐。防人之失,礼以立中道,乐以导性情。香烛茶汤,为之礼;钟鱼鼓版,为之乐。礼乐不失,犹网之有纲,衣之有领,提纲挈领,使无颠乱”,“香烛茶汤”是寺院生活的最基本形式,可见在丛林中,礼的观念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另外《禅门诸祖师偈颂》卷二也记载:“煎点茶汤,丛林盛礼”。可见茶汤之礼是寺院礼仪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所见宋代丛林清规所记载的规约,也多与茶汤相关,本文就是针对宋代丛林的茶汤礼展开的论述。

　　一、宋代之前僧人的饮茶风俗

　　寺院茶汤礼包括茶礼和汤礼两部分,虽然是两种礼仪,但实际上两者在宋元清规的记载中多以相似甚至相同的程序出现,故文本中多记为“茶汤礼”,笔者认为两者的本质都是寺院追求“礼”的体现。所谓的“茶礼”与“汤礼”名则虽分,实则同一,且形式④与内含的统一性使得两者几乎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此礼仪滥觞于唐,兴盛于宋,至元代开始衰落,与世俗社会的茶汤礼变迁相一致,所以我们寻找寺院茶汤礼仪的形成也要先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

　　朱自振先生在其《茶史初探》一书中考察了唐代兴起饮茶之风的原因,并引用了《封氏见闻录》“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抉,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开店邑。城市多铺,煎茶卖之”的材料,他论证了唐代兴起的饮茶之风与禅师的提倡有关,并得出唐代茶业的显著发展是与开元后北方禅宗兴盛和禅宗倡导饮茶相联系的结论。饮茶之风兴起于南方,北方饮茶风气的形成是在南北沟通过程中,尤其是与禅宗的由南向北传播有关。可见至迟到唐开元年间,南北方就已经形成了饮茶风气,这也为茶汤礼仪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笔者认为世俗社会饮茶之风的盛行虽然受到禅师的影响,但禅宗饮茶之风的形成却也与世俗社会的饮茶风气和当时对草药认识的不断提升有密切关系。

　　据《中国风俗通志·秦汉卷》的考证:“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中期王褒《僮约》,王褒规定僮的两个任务是‘烹茶尽具,武都买茶”。从中可以看出,在西汉时茶叶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饮料。而魏晋时期已有僧人参与饮茶,如果就僧人或寺院的饮茶风气来说,这也是世俗社会与佛教之间关于饮茶的第一次互动,佛教接受了世俗社会的饮茶习惯,也为唐代饮茶大盛埋下伏笔。

　　在唐代,茶叶因其特殊的提神、去毒等药用价值有利于禅僧的修行而先被南方禅僧接受,之后又在陆羽《茶经》的推动作用下,饮茶成为唐代举国上下共行的风气,这就为茶礼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有学者认为佛教茶礼的起点为魏晋时期,笔者对此持谨慎态度。笔者认为,单就《茶经》中魏晋时期的材料来看,茶叶作为一种饮料,它的社会地位似乎并不太高,远没有后期所具备的高雅文化内含,那么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茶礼似乎也就有一定难度,兹举证如下:

　　在魏晋之时,北方人因不适应茶饮料而将茶称为“水厄”。而且当时多出现有关茶为一种廉价饮料的记载,“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惠帝在当时困窘的情况下只能喝到瓦盂盛的茶,所以笔者估计茶在当时只能算比较低级的饮品。另外还有“江统字应迁,愍懐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鹦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卖茶被认成“亏败国体”之事,可见茶叶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太高。而一个文士与僧人交往的例子也颇值体会:“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日:‘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王子尚拿甘露与茶茗相对比,说明茶在当时还不是高雅和普及的饮品。

　　根据以上论述,保守的说,魏晋时期的茶叶作为一种饮料还处于被人们逐渐重视的阶段。而佛教在当时也应该只是吸收了饮茶的风气,在社会还没有完全接受茶饮料的情况下,寺院中恐怕也很难出现完整的茶礼。所以笔者将寺院茶礼形成的时间放在唐代。

　　目前有关唐代寺院茶汤礼仪的记载很少,靠这些记载似乎很难还原唐代寺院中的茶汤礼仪。关于唐代禅宗茶汤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靠宋代清规中的相关记载来推测唐代情况。笔者对这种推测依然持怀疑态度,以《禅苑清规》为例,其制定的年代已是北宋末年,距离唐亡已近200年,唐宋间的社会生活与禅宗本身都有巨大变化,以宋之清规揣测唐代禅宗的茶汤礼仪似乎有牵强的嫌疑。

　　唐代禅宗的茶汤礼仪与世俗社会一样,多是一种爱好或待客礼节。在相对比较早的禅宗典籍《祖堂集》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试作分析如下:

　　1、“吃茶去”所体现的借茶谈禅之风

　　茶在唐代禅僧中多是作为一种饮料使用,对茶礼的讲究远不及宋元时期,所以唐代禅僧对待喝茶一事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这种个性在赵州和尚“吃茶去”一语中得到了最好体现。但赵州和尚的借吃茶暗示禅机的方式在唐代也不是孤立的,早在天皇道悟(748-807)就有过类似的话:“忽于一日(龙潭崇信)问天皇日:‘某甲厕身僧伦,已果宿志,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汝擎茶,吾为汝吃;汝持食,吾为汝受……’”,此则材料虽未明言“吃茶去”一语,但也明显带有与之类似的禅意了。

　　比天皇晚出之云岩昙晟(782-841)的借茶谈禅似乎更有禅机:“师(昙晟)煎茶次,道吾问:‘作什么?’师曰:‘煎茶’。吾曰:‘与阿谁吃?’师曰:‘有一人要’。道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师云:‘幸有某甲在。’”

　　之后的洞山良价和尚(807-869)则完全道出了“吃茶去”一语:“有一僧到,师见异,起来受礼了,问:‘从何方而来?’对曰:‘从西天来。’师曰:‘什么时候离西天?’曰:‘斋后离’。师曰:‘太迟生!’对曰:‘迤逦游山玩水来’师曰:‘即今作么生?’其僧进前,叉手而立。师乃祗揖云:‘吃茶去!’”

　　另外雪峰义存(822-908)也有“吃茶去”一语:“问:‘古人道:‘路逢达道人,莫将语默对’未审将什么对?’师(义存)云:‘吃茶去!’”

　　还有荷玉匡慧和尚:“报慈拈问师(匡慧):‘忽然放下扫帚时,作么生道?’师云:‘大家吃茶去!’”,山谷行崇和尚:“问:‘不涉公私,如何言论?’(行崇)云:‘吃茶去!’”

　　由于洞山良价、雪峰义存等禅僧与赵州和尚(778-897)的生活时代相近,那么“吃茶去”这一公案可能就并非为赵州独创,而是一个时代禅僧的共同话语。所以笔者认为“吃茶去”所传达出的内容不仅是禅宗接引学僧的方法,也加了许多生活色彩,也就是在当时吃茶已是僧侣一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说出这样一语有很大随意性,所以才在禅僧的问答过程中被随机拈出用于表述禅机。

　　2、饮茶作为一种交际方式和待客方式

　　饮茶作为一种交际与待客方式自古使然,唐代禅僧也是如此,只是禅宗史料中记载的禅僧吃茶之事多有禅机对答内容。

　　在涌泉景忻和尚的记载中有一段煎茶饮茶的对话:“有康、德二僧来到院,在路上遇师看牛次,其僧不识,云:‘蹄角甚分明,争奈骑牛者不识何!’其僧进前,煎茶次,师下牛背,近前不审。与二上座,吃茶次,便问:‘今日离什么处?’僧云:‘离那边’师曰:‘那边事作么生?’僧提起茶盏子。师云:‘此犹是蹄角甚分明,那边事作么生?’其僧无对。师云:‘莫道不识。’便去。”

　　钦山文遂和尚也曾与其他禅僧一起煎茶时对答禅语:“师与卧龙、雪峰煎茶次,见明月徼垸水。师曰:‘水清则月现。’卧龙曰:‘无水清则月不现。’”

　　夹山善会在普请后吃茶过程中的对话,更是将唐代禅僧喝茶一事的生活化表现的淋漓尽致:“师(夹山善会)令大众缨地次,佛日倾茶与师。师伸手接茶次,佛曰问:‘酽茶三两垸,意在铿头边。速道!速道!’师云:‘瓶有盂中意,蓝中几个盂?’对曰:‘瓶有倾茶意,蓝中无一盂。’师曰:‘手把夜明符,终不知天晓。’”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禅僧在生活过程中的对话,无论是禅僧间在交际时经常进行的“煎茶”,还是已经装在瓶中供大众劳动后饮用的茶。都没有发现比较繁复的茶礼仪。

　　在禅僧与俗人交往的过程中,也可发现饮茶作为待客方式所体现的随意性:“师(大慈寰中,780-862)行脚时,三人同行,逢见女人收稻次……三人到屋里,其女见来,点一瓶茶,排批了,云:‘请上座用神通吃,’三人不敢倒茶。女云:‘看老婆呈神通也’,拈起盏子便泻行茶。”

　　通过这些禅僧的言行,笔者认为唐代禅僧对饮茶一事更多注重茶的特点与禅意表达。我们在这些例子中,也可以察觉到禅僧在饮茶过程中所释放的多是洒脱个性,并没有刻意遵循某种礼仪,这与宋元清规中禅僧须恪守的茶汤礼有明显不同,所以唐代禅林中的茶汤礼应该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礼仪,至少就目前材料来看,笔者倾向于唐代禅林虽然盛行饮茶,但真正形成茶汤礼还是宋代的事。

　　二、禅宗清规所见的宋代寺院茶汤礼形成的原因

　　目前所见的最古清规是成书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的《禅苑清规》,其中详细记载了寺院中的茶汤礼。从这部清规到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寺院中各种活动所需要的礼仪几乎都有茶汤相伴。而且茶汤礼也与禅僧的生活紧密相关,成为考验禅僧是否懂礼的重要标准,禅僧在茶汤会中的座次也是僧人地位的标志,从这些都可以看出茶汤一事在宋时已完全成为禅门礼节。目前关于寺院茶汤礼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笔者通过阅读相关史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对寺院中“汤”的情况作一点说明。

　　1、宋代寺院中的汤

　　前面所述,宋元寺院中的茶汤礼包括茶礼与汤礼两部分,但汤礼因年代久远且与现代生活多不相符,很难于体会。可喜的是,目前关于唐宋社会生活和寺院清规中描绘的“饮汤”与汤礼等事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考证,这使得我们可以概见当年饮汤风俗之貌。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关于寺院“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刘淑芬研究员的《(禅苑清规)中所见的茶礼与汤礼》、《“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一唐、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茶与汤药》《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苏诺博士论文《古代保健“茶汤”的医学史研究》,黄杰《论宋人汤词与熟水语》等。这些论文中都涉及到了唐宋时期的“汤”,基本观点相似,都认为唐宋时期寺院中的汤为类似于世俗社会中的养生汤药。

　　饮汤之所以进入寺院并成为茶汤礼的一部分,应该与宋代社会饮汤成风有关,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寺院与世俗社会生活互动的一个方面。进入宋代,禅宗的原创性降低,寺院在将饮茶之风输入社会后,社会的风气也会随之进入寺院。相关考证,禅僧的饮汤多是在世俗社会兴起啜汤习俗后才开始的,那么这也是在禅宗原创性降低的背景下,接受世俗生活的一个体现,也是寺院与世俗两个圈子饮茶习俗互动的折射。

　　2、宋代禅宗寺院茶汤礼形成的原因

　　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提出自己的推论。此礼仪的形成除了受宋代社会嗜茶之风影响外,还应有以下原因:

　　(1)“吃繁去”公案影响下的禅门整体崇茶之俗。

　　赵州和尚“吃茶去”这一公案对禅宗的影响可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了,时至今日,佛门谈起禅茶一节也几乎都会提到赵州吃茶的故事。在宋代,对“吃茶去”的引用与参悟也到了一个高峰。据笔者统计,仅《景德传灯录》中的“吃茶去”(噢茶去)一语就有22处,《古尊宿语录》中有29处,在宋法应集,元普会续集的《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中,仅评颂赵州“吃茶去”的诗偈就有31个之多,如《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20:“赵州有语吃茶去,天下衲僧总到来,不是石桥元底滑,唤他多少衲僧回。(汾阳(善)昭)”,“见僧被问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来,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烟时换绿纹苔。(投子(义)青)”,“此间曾到不曾到,人义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来争看盏中花。(佛国(惟)白)”,“赵州有语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赚举。不赚举未相许。堪笑禾山解打鼓。(云峯(文)悦)”。

　　这些材料无不证明了“吃茶去”对宋代禅僧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逐步深入到生活中并与真正的饮茶生活相关联后,禅僧也就很容易把祖师“吃茶去”一语神圣化、公式化与礼仪化。或言之,宋代禅寺中的茶汤礼很可能是禅僧在过分推崇“吃茶去”公案后,表现出的将饮茶赋予过多含义的结果。

　　(2)“茶宴”习俗在寺院中的异化。

　　茶宴本是世俗社会中的习俗,但就相关的论述与笔者所见的材料,也仅知有茶宴一事而不得其详情。概括起来,茶宴多是与普通宴会相对的,一种素淡并有雅致情调的,类似于宴会的聚会形式。茶宴多举行于素质较高的文人之间,这种习俗也进入了禅林,并发生许多异化。茶宴在唐时是为代酒宴的一种祭祀与饮宴形式,是以茶的素雅之意取代酒的世俗味道,尤其是《三月三日茶宴序》则更体现了文人之间的清雅之趣,还如《文苑英华》中有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楣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这种宴会正是追求雅致生活的文人或修养较高者所向往的,多发生于文人之间也是茶宴的一个特点。茶宴也有在寺院中举行的情况,如唐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幸有香茶留释子,不堪秋草送王孙,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莫恠临岐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笔者认为在寺院中举行茶宴是士大夫茶文化扩大化的一个表现,唐代正处于佛教鼎盛时期,僧侣阶层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僧人与士人交际酬唱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僧人由于不能饮酒,故他们在与士大夫接触时,茶无疑成为最好的替代品。而士大夫多也爱茶的清新脱俗,所以寺院中举办的茶宴,本质上也是士大夫茶文化的一种变形。

　　佛教的“茶宴”在禅宗中却被改换了面目,笔者发现宋代禅宗中的“茶宴”多被称为“茶筵”。如《景德传灯录》卷24:“(清凉文益)初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众先围绕法座”,《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卷5:“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自过蒸饼与赵州”等。而在宋代《禅苑清规》等清规中,也多有关于“赴茶汤”、“特为茶汤”之事,笔者认为,无论是茶汤会还是“茶筵”,实际上都是唐宋时期世俗社会茶宴的一种异化,而且所谓的茶汤会与“茶筵”也并无本质上区别,分析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从《禅苑清规》中发现寺院的茶汤会并不是单纯的喝茶啜汤,而是有“茶药”相配。如:“左手请茶药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这与俗世茶宴中有食物配茶如出一辙,同时也与上文所引义青为赵州置茶筵,过蒸饼相待一事符合,那么也就表示在宋代禅寺中,饮茶汤的同时进食物应该是普遍现象,这种边饮茶边进食的方式与世俗“茶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寺院中将如何进食也囊括进了禅寺茶汤礼仪中,更强调这种茶汤会的礼仪象征意义。

　　其次,禅寺中“赴茶汤”、“特为茶汤”等事与世俗社会中的“茶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功能,也既是交往聚会的作用。

　　我们今日所见的《禅苑清规》等清规中记载的都只是在茶汤会要注意的礼节,但实际并非仅仅如此,这种茶汤会不可能除了“此日点茶(或云此日点汤)。特为某人,茶粗,坐位不便,下情无任感激之至”等客套言语外别无他话。事实上,茶汤会恰恰是僧人之间交流学习的最好场合,从禅宗的其他史料中所见的事例恰可补清规记载之不足,如:

　　《如净和尚语录》卷1:“腊八上堂,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浑身是葛藤。打失眼睛无觅处,诳人刚道悟明星,清凉恁么赞叹,唤作知恩报恩,其或不然。年年腊八一瓯茶,礼拜烧香钝置他”,此例当为腊八节时寺院所举行的茶汤会,从中可见宋时的茶汤会也有讲法活动,并不仅是清规中所记的程序化语言。

　　《嘉泰普灯录》卷1:“筠首座者(嗣石门彻)太原人也,自至石门,逾三十年,丛林慕之,有僧请喫茶次,乃问:‘如何是首座为人一着子?’曰:‘适来犹记得’云:‘郎今又如何?’曰:‘好生点茶来!’”此例当为某僧为筠首座设的“特为茶汤”,在“特为茶汤”活动中也有禅话交锋,不是完全的主客互相客套。

　　《法演禅师语录》卷三:“结夏日上堂云:‘孟夏渐热,伏惟首座大众,尊候万福,却似夹竹桃花锦上铺花,遍地花莫眼花,每年事例不用张查,下座人事,巡寮喫茶”。结夏与解夏都是禅院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禅苑清规》等清规中对结夏与解夏时的茶汤礼仪无不有专门的叙述,如:“堂头、库司、首座次第就堂煎点,然后堂头特为知事、头首,请首座、大众相伴”,宋惟勉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则规定的更为详细:“四月十二、或十三日斋退,寮首座写状,请阎寮特为汤,安排照牌,仍请维那、诸侍者相伴。知客、浴主虽不赴,亦当去请,但送汤而已。方丈汤,寮元当亲自送去。诸寮送汤,须照旧例。至晚,安排照牌,先就众寮内特为夏中执瓶盏兄弟喫汤,请寮长相伴;次排大众照牌,鸣寮前板,众集,寮主副寮行礼。如知事特为,新到一同。汤罢,打退座板,维那谢汤,寮元便出寮门右边接住持。知事头首外寮人人,却建楞严会,寮主举经回向而散”,结合法演禅师语录的话语和清规的材料,实际上就还原了一个完整的结夏茶汤会过程。从中可以发现,在这一整套的礼仪程序中,不仅有程序化的各种活动,也有禅师间的付嘱,所以笔者认为这才是茶汤会的真正过程。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唐宋禅寺中的“赴茶汤”或“茶筵”同样是与交际聚会活动相关的,这与世俗社会的“茶宴”在本质上有着相同的功能。只不过因禅寺特殊的空间环境,使得禅寺非常注重礼节,也就形成了清规中所规定的繁琐的礼仪程式。

　　至于为什么禅宗选择“茶筵”而非“茶宴”,如果我们结合禅宗清规,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宴,安也”;“筵,竹席也”。实际上,“筵”也被引伸为位次秩序,而位次问题则又是禅寺活动中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如:“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请已,须知先赴某处,次赴某处,后赴某处。闻鼓板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惶错乱。”除此处提到的坐位照牌外,几乎所有的清规也都附有位次图,明细标明住持、知事僧、普通僧众的位置,僧侣在赴会前要先知会自已所处的位置,如果走错或没有按规程行动皆是不合礼仪的行为。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特为小座汤》一节中详细说明:“安排照牌作三筵,仍安第一、第二、第三座。名字牌,令人易见,庶临时不致错乱”,同是这个清规,在“夏前特为新挂搭茶”一节中:“照牌,依戒腊排坐位。设照牌于法堂西畔,五山及诸方头角,当排座首,及次位,首座相伴”,我们从这几则材料就足以看出禅寺选择“茶筵”的原因了,“筵”字更全面的体现了宋时禅僧注重茶汤会位次的心理。就清规所见,起码自宋起,禅宗就已经非常注重礼仪,而茶汤礼无疑也是寺院生活中最大的礼仪之一,《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记有:“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禅僧注重茶汤礼,自然也会把这个礼仪细化、强化,乃至于茶汤会的位次也成为禅僧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将世俗的“茶宴”变换为“茶筵”,也正是在用词上体现了禅院茶汤礼的这个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如下,宋代禅林之所以兴起了独特的茶汤礼仪,一方面是由于追古颂古、参话头之风的影响下,禅僧对“吃茶去”这一公案的推崇,希望在饮用茶汤过程中也可以参透禅关。另一方面是世俗社会“茶宴”风气影响下,导致丛林中形成了“茶筵”这一生活方式,又因寺院独有的神圣空间性和对礼仪秩序生活的向往,使得本来多为禅僧对答参悟的“茶筵”,逐渐演化为禅院中非常重视的茶汤礼。

　　在宋代茶汤礼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世俗生活与寺院生活在互动的过程中已经明显模糊,既有寺院对世俗的影响,更有世俗生活融入寺院的情况。正因为宋代完全形成了完备的禅寺茶汤礼仪,就标志着禅寺饮用茶汤之风达到了顶端,而这种集合了佛教与世俗两种礼仪特点的禅门盛礼,同样在宋代被日本吸收并形成日本茶道,笔者认为这也可视为宋代禅门茶汤礼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三、结论

　　笔者梳理了宋之前饮用茶汤之风,乃至于宋代禅宗茶汤礼形成的原因,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世俗社会与寺院在茶汤习俗上一直处于互动状态,只不过这种互动的结果是:世俗社会将茶汤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爱好,同时因受教育程度和阶层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茶汤习惯与文化。而寺院却将饮用茶汤的习惯融入对秩序生活和礼仪生活的要求上来,到宋时最终演化成为禅林的一大礼仪。而此礼仪的象征性逐渐大于其实际意义,乃至于茶汤一事不仅可以体现僧侣在丛林中的地位,甚至也是考察僧侣举止是否合“礼”的试金石。于此可见,世俗与寺院在饮用茶汤的习惯上,是从最初的互相影响而逐渐走向两端,也既是世俗社会在普及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市民化与大众化,而寺院却因其越来越要求对礼仪的恪守而显得愈发高峻。但这种高峻却是在“禅道烂熟”的背景下完成的,同时也在宋代市民社会的影响下,宋代禅僧的生活难免日渐“沦俗”,禅僧对茶汤礼的强化实际上也是“追礼”与“沦俗”折衷的结果,既是对世俗生活的妥协,又是维持禅宗修行模式的需要。

　　(责任编辑:黄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