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石窟真相解读》辨误

　　《大足宝顶石窟真相解读》辨误

　　作者：赵辉志

　　近日有幸浏览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下称《论文集》），大开眼界。唯见其中似有走马观花之作，难免浮躁之嫌，误导后人，吾以《大足宝顶石窟真相解读》一文（下称《真相》）为例试辨之，以见一斑。

　　一、引用史料不作考订、鉴别，误引误读，导出错误结论。

　　略举一二：

　　1.《真相》据清代道光《安岳县志》一条误记，误以为安岳有“宋方技柳本增”其人。

　　《真相》第三部分《安岳的柳本尊崇拜》云：“道光二十一年（1841）《安岳县志》卷7《寺观·毗卢寺》云：‘《前志》，在治东八里，宋方技柳本增置宝鼎于上’。”此则资料本为清人误记，将晚唐五代人“柳本尊”误记为宋代人“柳本增”。也许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安岳历史上有宋代“柳本增”其人，安岳石刻也从未发现过有宋代“柳本增”的任何资料。不过，为求证此事，笔者查阅道光《安岳县志》、新编《安岳县志》及安岳石刻有关铭文资料后，几次咨询安岳石刻研究专家（现《安岳县志》副主编）彭家胜先生，经其再次查证核实，安岳“宋方技柳本增”纯属子虚乌有。

　　《真相》于此误记不作鉴别，以“宋方技柳本增”为前提，又推出安岳华严洞正壁右立比丘像“可能是柳本增”，“可能是他仰慕柳本尊而改的名号”，又云：“其原名或即周昭，万历十四年（1586）《妆功德记》云：‘夫古洞华严，乃周昭遗迹’。”此处误上加误，将时间概念“周昭”误为人名，“昭”者、“照”也（见《集韵》），“周昭”在此处是指唐武则天时期，因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则天名“照”（并造“曌”字）。“周昭遗迹”是说华严洞现存造像虽为宋刻，但肇始于唐，实为唐人遗迹。《真相》之误读，令人莫名其妙。

　　2.《真相》第4部分《赵智凤行状》误引清代地方志资料为宋代石刻铭文，并以此否定明代石刻史料，一误再误。

　　《真相》引清乾隆《大足县志》卷九《仙释·赵本尊》目下文字，谓“这段铭文刻于……朴实精练”云云，皆误。该文其实是清人在《大足县志》中对赵智凤的记载，属志书体例文字，并不是什么宋代石刻铭文。宋代席存著所作铭文，早已漫漶不清，此为清人转述文字，其中错讹较多。如文中“遂名其山曰宝鼎”，“鼎”字当为“顶”，有宋代魏了翁、杜孝严石刻题词可证；“舍耳炼顶报亲”为柳本尊事迹而非赵本尊（赵智凤）事迹，将柳赵二人事迹混为一谈，《真相》更将“炼”字误为“练”。该文仅仅是提到“嘉熙年间，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为之铭”而并非宋代席存著原文，行文又为清人转述语气，稍有古文常识者一读可知。《真相》误清代史料为宋代史料，并以此清代史料否定明代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寿圣寺碑记》中关于赵智凤的记载，以为“席氏所记翔实”，“刘氏所记多有传说色彩”，“并且有明显的漏洞”，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二、置石窟造像和密教常识于不顾，率尔操觚，随意推论。

　　《真相》中时时出现“我认为”“我以为”“我估计”“我判断”“很可能”等词语，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假设，不断推论，其最后结论都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我认为”之上，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却又偏要“解读真相”，岂非南辕北辙!

　　1.忽略石窟造像常识，随意推论。

　　如《真相》第6部分《大佛湾部分洞窟分析》谓宝顶石窟大佛湾圆觉洞正壁右侧侍者像“很可能是蜀中名儒苏轼”，令人哑然。其所言侍者，为南宋文官形象，按造像习惯，当为供养人：左侧侍者应为当时宝顶山圣寿寺化缘僧人（有可能为赵智凤），右侧侍者当为出资开窟造像者，或即洞口题额“报恩圆觉道场”之覃怀（即今河南武陟县）李浚岗（款署“朝散大夫，知昌州军州事，借紫覃怀李浚岗书”，以前资料误录为“覃怀孝”）。右侍者头戴五梁进贤冠、附博山，著大袖交领袍，腰束带，双手捧笏，其服饰与知州身份相合：“朝散大夫”为从五品寄禄官、服绯，“知州”为四品实职、服紫，以“朝散大夫”而任“知州”，故称“借紫”。按宋制，四品官服紫，著五梁冠，捧象牙笏。如为苏轼，则其服饰不合。《真相》称右侍者“头戴五梁幞头”，又将“进贤冠”与“幞头”混为一谈，缺乏古代服饰常识。

　　2.忽略密教常识，人云亦云。

　　《真相》第3部分《安岳的柳本尊崇拜》云：“吕建福则指出：赵智凤等人造像‘还将密宗主佛大毗卢遮那佛与华严宗信仰的显教毗卢佛混为一谈’。”众所周知，无论显宗、密宗，佛教毗卢佛即法身佛，法身佛难道还分华严法身佛和密教法身佛？！按其逻辑，岂非还有天台法身佛、禅宗法身佛、净土法身佛……虽然法身佛形象可以随宗派不同而不同，究其实质则一。不论佛教内部何宗何派，法身佛只有一个。其实，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对大足石刻有关密教问题早有论述，《真相》却视而不见，人云亦云，令人费解。

　　综上所述，大足石刻研究中，近几年呈现出来的浮躁之风是客观存在的。正如罗炤先生《试论柳本尊—赵智凤密教传承的特点》一文指出：“近二十年来，在宝顶山密教问题的研究领域，学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有关论著热心于对总体性质作出论断，对于基本史料的考释则做得很少；观念不同，争论激烈，但论辩双方都没有认真研读密教原典、基本概念不明，缺乏基础性的密教知识。”此话可谓一针见血、良药苦口，可惜《论文集》并未收入罗先生这篇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吾侪只好为之一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