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乡愁与理想

《巨流河》是去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书，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道：“《巨流河》是一本惆怅之书。”在作者齐邦媛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更有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它不是一本小说，却像小说般精彩；它不是一部史书，却像史书般真实。

　　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先生今年已是86岁高龄，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是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毕生治学，晚年却忽而提笔为文，81岁那年齐邦媛开始撰写回忆录，花费四年之功捧出25万字，是为《巨流河》。2009年此书在台湾出版，旋即引发轰动。论者多将齐邦媛与龙应台并列，认为在从抗日战争到1949再到当下的个人史、家族史叙述中，两位作家都写出了杰作，也为读者的思考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现在，《巨流河》简体字版已经推出，我们终于得以走近品味，两代中国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

　　《巨流河》有两条人物主线，即齐邦媛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父亲齐世英在政界打拼、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作品从父辈写起，齐世英（1899-1987）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早年很受蒋介石重用，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不过齐与蒋的分歧日渐增大，到台湾后，齐世英被开除党籍。本书对这些都有提及，但主要描述的则是女儿眼中，父亲热心教育事业的另一面。齐世英创办了东北中山中学，带着上千名流亡学生从北平到南京，再一路向大西南撤退。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作者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也看到了父亲忧国忧民、力撑危局的品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张学良的评价颇低，认为当年若是张齐二人能够实现合作，东北抗战或许将有另一番格局。

　　在跟随父亲躲避战火的年月里，齐邦媛也完成了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学业，她写到自己所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及至齐邦媛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而《巨流河》最令人动容的叙述，当属作者与空军飞行员张大飞的交往和相互牵挂。生逢乱世，儿女情长总要背负许多责任，这或许是今天年轻人难有的体验。

　　按照时间和文本内容来划分，《巨流河》又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上述故事主要集中在前半部，至1949年止，跌宕起伏，正如曲折奔腾的巨流河。而后半部则是作者和家人到台湾之后的平静生活，齐邦媛在多所大学任教，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的兴起发展。这部分内容相对专业，叙述平缓严谨，犹如波澜不惊的哑口海。能从家国情仇的大时代，自然过渡到书香袅袅的象牙塔，《巨流河》呈现了难得的融合气质。这样的写作方式，自钱锺书《围城》以来，确不多见。

　　齐邦媛先生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曾说：“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渲染，不要抒怀，尽量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巨流河》也因此从原稿的三十余万字压缩至二十五万字，成为一部“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台大教授陈芳明语）。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记者问及倘若此书改编成电影如何，齐邦媛答道：“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电影的诞生，商业化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怕任何具体化的表现，会亵渎了难以言说的、生死投入理想的纯真！”

精彩书摘

　　身世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1924年元宵节，我生在辽宁铁岭。那个年代初生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我先天体弱，快满周岁时有一回高烧不退，眼看要断气了。祖母差家里的长工连夜到十里外的镇上，找到一位医生将我救活。母亲对医生说：“孩子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于是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

　　铁岭齐家算是中等大户，祖父齐鹏大在奉军里做到旅长，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父亲齐世英却是个读书人，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二十二岁又到柏林。母亲裴毓贞和父亲同龄，十九岁嫁到齐家后，便一直恪守妇道，伺候公婆，抚育儿女，十年不出家门。

　　父亲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祖父的好友郭松龄将军，相谈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父亲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和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终于兵败。他不愿骑快马独自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就地枪决。

　　当时父亲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1926年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

　　父亲在南京安顿下来后，母亲终于跨出家门，带着我和哥哥前去投奔父亲。幼小的我就在那时告别了巨流河。记得马车出了村口，路旁见一排排秃山，怪石嶙峋。我问母亲：“这叫什么山？”母亲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随口答道：“鬼哭狼嚎山。”

　　我们出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我看到英俊而陌生的父亲站在月台上，等着迎接他聚少离多的妻儿。

　　我在南京入读鼓楼小学，那是1937年之前的“黄金十年”，城里给我的印象是处处充满希望，我们小学生还去街上贴标语：“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父亲在中央政府任职，有一次我上学路上，不小心踩到泥泞里，棉鞋陷住。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拔出来，然后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父亲教育我，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不可以炫耀。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还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母亲就经常招呼他们来我家吃饭。那年除夕，哥哥带着一位姓张的学生回家——这位少年的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警察局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他忍着泪水诉说家破人亡的故事，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张大非”。

　　从此，张大非就经常来我家。有一天午后，我跟着他们七八个同学去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起风，我走得慢，渐渐落在后面，在半山腰抱着一块石头，进退两难。在寒风与恐惧中，我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他牵住我下山。到了隘口，张大非用棉大衣裹住我，说：“别哭。”

　　我永远记得他眼中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