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往的前世今生

　　中印文化交往的前世今生

　　姜景奎

　　2010年第4期

　　中印两国立于世界东方，天造地设，互为邻国，其文化往来源远流长。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到底有多悠久，始自何时，至今没有定论。从文字记载看，历2000余年而不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

　　季羡林先生把中印文化交流史分为七个阶段：一、滥觞（汉朝以前），二、活跃（后汉三国），三、鼎盛（两晋南北朝隋唐），四、衰微（宋元），五、复苏（明），六、大转变（明末清初），七、涓涓细流（清代和近现代）。笔者添加一个阶段：八、蓬勃发展（当代）。

　　在这悠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印两大文明相互接触、碰撞，进而吸收、改造，直至融合、同化，演奏出一章又一章壮美的人类文明交响乐。这些乐章既有关于物质文化的，也有关于精神文化的，既有关于科学技术的，也有关于文学艺术的……概言之，“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

　　现代社会电信发达，人类通过电话、网络、卫星，随时可以交流信息，互通有无。古代则大不相同，纯物质的道路交通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中印是邻居，之间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阻隔，但两大民族却克服了千辛万苦，经过长期摸索，硬是用双脚走出了三条通道。其一，西域道，即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二，滇缅道，即从我国四川、云南经缅甸达到印度的通道。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这条通道即已存在。其三，南海道，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条通道在西汉时已经确立，起点在日南（今越南境内），终点在黄支（今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拉姆）或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一个关于糖的故事

　　严格说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首先始于物质文化交流。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发现四川产的布和竹杖经由印度转销大夏。据考证，古代由中国传入印度的物产主要有丝、瓷器、茶、金属、植物、手工制品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主要有琉璃、水晶等。这些物产流传，大大丰富了中印两国的物质文明。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两大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

　　中印两国在天文历算、化学医药、工农业技术乃至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交流。天文历算方面，中国的二十八宿说影响了印度，印度的七曜和九执说影响了中国；化学医药方面，印度有医僧来华，有医书入华，大大丰富了中国医术学和医药学，发展了中国的实践医学。工业技术方面，中国的烧制玻璃技术可能取自印度，印度的造纸与造纸术、制造火药术等自然来自中国。农副业技术方面，印度的植茶技术、植桑养蚕技术等都取自中国，中国的植棉技术取自印度。由于佛教东来，中国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等方面受到印度语言文字很大影响，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语音学、词汇学，而且使中国翻译学前进了一大步，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科学翻译方法得到推崇，翻译水平大大提高。

　　属于工业技术方面的制糖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简单地说，古代印度发明了生产粗糖（红糖）的技术，而后传入中国，中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发明了生产精糖（白糖）的技术。该技术之后传入印度，所以印度语白糖一词为Cini，意思是“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具体而论，起初，粗糖技术通过佛经入东土，但国人不知如何利用；唐代初期，官方出面组织学习古印度的制糖技术，“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新唐书·西域传》），由此，粗糖技术才为国人真正掌握和使用，也才有了改良及回流印度的佳话。

　　佛教东进

　　在中印2000余年的文化交流中，人文社会科学一直扮演着头号角色，佛教尤其如此。

　　汤用彤认为，“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隋唐佛教史稿》“绪言”）。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其二，佛教传入后，不久即由印度佛教蜕变为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季羡林认为，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历史。或者说，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香港《中国评论》第42期）。可见佛教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我们常说，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释道文化为两翼，即佛（释）文化已经扎根中国，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长期以来，佛教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始点和终点，中印求法者和弘法者竞相为其背井离乡，甚至客死异地。如印度的摄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真谛等，如中国的法显、玄奘、义净等，他们为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友谊架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不仅如此，佛教还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等国，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公元13世纪佛教于印度消亡，而在中土长盛不衰，抑或是中印之文化接力做得好，抑或是中国文化之柔韧度高，抑或是印度文化之魅力强，其中耐人探究之处颇多。

　　关于佛教东进之事，有两则故事可以一书。其一，皇帝谕诏求法：汉明帝梦见身有日光的神人，大臣说这个神人应该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遣使求法，公元69年得中天竺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师来华弘法布道。其二，老子化胡说：佛教初入东土，许多人不满，道教更是反对。于是出现了《老子化胡经》，言说老子西出函谷关到了印度，而后创立了佛教。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中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佛经汉译带来了佛教，也带来了印度文化，由此形成内容庞杂的佛经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在《<痴华鬘>题记》中写道，“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响。”中国的唐宋传奇与志怪文学，乃至元明清时代的小说和寓言，即如民间文学中的龙、《西游记》中的猴等等，都有印度痕迹。中国的正统文学唐诗宋词等也深受佛教影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词家如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范成大等，其诗其词不乏契合佛教精神之作品。

　　中印友谊之人物春秋

　　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中印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鸠摩罗什——许多重要的佛经都出自他手

　　鸠摩罗什（344-413年）可谓印度来华的第一大佛教使者。其父鸠摩罗炎，印度人，移居龟兹国，与龟兹王妹妹耆婆结婚，生子鸠摩罗什。鸠摩罗什7岁时，随母亲一起出家，游历印度及西域许多国家。他天资聪慧，读经过目不忘，先学小乘，后习大乘，深得佛法妙义。公元401年，赴长安，被待以国师之礼。他在长安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名闻天下。同时，他筹设译场，从事译经工作，直至去世。他先后译经三百余卷，成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第一个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重要的佛经都出自他手。

　　真谛（499-569年）是鸠摩罗什之后著名的印度来华僧人。他原籍西印度，少时博览群书，精通佛理，尤善大乘之说。真谛于546年抵达南京，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他翻译的佛经数量极大，影响也极大。

　　玄奘——赴印度，求取佛法真相

　　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600-664年）独一无二。河南洛阳人，世称三藏法师。少年出家，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亲赴印度，求取佛法真相。公元627年，开始西行求法。628年，经西域道，历经艰险抵达印度。初在那烂陀寺受学。后游学印度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印度（古时称印度，即《大唐西域记》中的东印度、北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和中印度的合称）。历经17年，负经像舍利等数百件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欢迎和赏识。由此广收门徒，组织译经。他一生共译经1335卷，就译经而言，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创立了直译和意译有机结合的翻译方法，优于单纯的直译方法和意译方法，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明晓畅达，为后世译家所共享。玄奘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这不仅是一部向国人介绍印度情况的著作，还是重建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文献，为印度史学家所高度重视。

　　在玄奘之前和之后，也有中国僧人不畏艰险，赴印度求法，其中以法显和义净最为著名。法显（337-422年），山西临汾人，在学习佛法过程深感律藏残缺，决心西行。399年，法显经西域道西进印度，遍游诸国，后南下斯里兰卡，最后由海路回国。回国以后，法显在南京译经，撰有《佛国记》。法显游历印度14年，是第一个到印度去“拿”佛教的人。义净（635-713年），山东历城人，671年由海路赴印，历时24年，仍由海路回国，于695年抵洛阳，受到武则天礼遇。

　　谭云山——倡导成立中印学会

　　在现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很多，比如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和中国的梁启超、蔡元培等，但建树大的莫过于谭云山和季羡林。

　　谭云山（1898-1983年），湖南省茶陵县人。1924年赴南洋留学，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1927年，在新加坡结识诗圣泰戈尔，1928年追随泰戈尔，成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中文教员，后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他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和印度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成立了中印学会，前者由蔡元培主持，后者由泰戈尔任会长。中印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两会的成立在当时促进了中印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谭云山数十年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印学者，受到中印两国人民的爱戴：中国总理周恩来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印度总理英· 甘地夫人说他“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季羡林——纯粹的印度学学者

　　季羡林（1911-2009年），山东临清人，印度学家、佛学家、东方学家。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赴德国留学，主修梵文，1945年回国。1946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创立东语系，与稍后进入北大的金克木一起开始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季羡林光环颇多，但他根本上是一个印度学学者，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一多半是有关印度的著述和译著。他研究印度佛教，研究印度文学，也研究印度文化。七卷本《罗摩衍那》以及《五卷书》、《沙恭达罗》等译著集中体现了他的古印度语言功底，两卷本《蔗糖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印文化关系》等专著体现了他的印度学成就，黄宝生、蒋忠心、王邦维、辛岛静治等学者则体现了他的教学成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是一种潜流，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季羡林不信邪，他孜孜以求，三尺讲台，笔耕不缀，谱写了一曲优美动人的中印文化交流之歌，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的印度学研究领域，季羡林三个字其实是一个集体的名称，其中包括金克木、徐梵澄、黄新川、刘安武、林承杰、耿引曾等老一辈学者，也包括黄宝生、薛克翘、葛维钧、王邦维等中间学者，还包括更年轻一些的学者。译著《摩诃婆罗多》、《五十奥义书》、《泰戈尔全集》等，专著《印度古代文学史》、《印度哲学史》、《印度史》、《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体现了这一集体的印度学研究能量，是今天中印文化交流的中国军团。

　　交往新貌：不只是电影和瑜加

　　新中国成立及印度独立以来，中印文化交流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过去的60年里，中印文化交流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始终没有中断过。

　　印度是音乐歌舞之乡，也是电影国度，中国心向往之。一曲“阿巴拉古”（“拉兹之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支拍球舞（印度舞蹈）跳遍了长城内外。近几年来，《阿育王》、《宝莱坞生死恋》等印度影片以及印度诸派舞蹈经常出入中国的影院剧场，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瑜伽是印度的又一个魅力点。这一发端于自我修行以求得解脱的宗教实践方式逐渐成为风靡中国的健身运动，为各个年龄群体所接受。

　　中印学术团体的文化交流历来频繁。21世纪头十年，在中印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2003年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尼赫鲁大学于2007年成立孔子学院，前者由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揭幕，后者由北京大学协办。孔子学院定期获得中国政府资助，印度研究中心也获得过印度政府捐赠。在这两个机构的努力下，印度的汉语教学发展迅猛，中国的印地语教学也生机勃勃；同时，两国学界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与日俱增。如此，中印文化交流将更上一层楼。也只有这样，中印才能相互理解，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姜景奎：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主任、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