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泉：非常时期僧众护国活动的佛理考察

　　李阳泉：非常时期僧众护国活动的佛理考察

　　——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主线

　　内容提要：佛教的护国思想，首先是上报四重恩思想的体现。在常态与非常态情形下，各自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略作陈述，重点在于以抗日战争为时间主线的僧众护国活动考察。在这方面，有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地论证，并有多篇相关文章面世。我更看重于新史料的运用，进一步重申之。护国的诸多行为，群体或个人，均有可歌可泣者。然，就我们考察的行为主体僧众而言，更有一层深的含义——对个体修行生活的反观。对这一点的研究和考察，更可看出这一群体所秉承的观念在现实中的意义。这对当下无疑也有极大的参考。

　　关键词：僧众护国 无常 入世

　　关于“护国”的考辩要考察僧众护国活动，首先要搞清楚“护国”二字。何谓护国呢？字面义为“护持国土”“保家卫国”，易让人联想到变乱时之非常行为，诸如赈灾、息灾之事当在其列。而常态时期，无种种变乱，僧众护国，有何种表现呢？震华法师在《僧伽护国史》中开列出四类事情：一、举办各种慈善；二、消灭国家祸患；三、化导各界迷蒙；四、指示人生归趣。并于行文中详陈：“僧伽化导世间，本无定法，凡与群众或个人有利益的事业，皆应乐为。故《华严贤首品》云：‘菩萨种种方便门，随顺世法度众生；譬如莲花不着水，如是在世令深信……一切世间众技术，譬如幻师无不现。”依此观点，但凡修习大乘佛法，便毫无疑问是在恪守佛陀护国精神。我们考察僧众之护国行为，自然不能站在这样广义的理解上。震华法师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进步僧人，他之所以有意识扩大护国的范围，是因为积弊太久，急于扭转。他说：“近代一般人的心理，往往疑及僧伽是与社会国家安全无关系的。认为社会多一人出家，即多一消极游民。此种谬点，实由未能透视佛教真义所致。……当知佛教本有大小两乘，小乘偏于自利，可说近于消极。至于大乘，完全注重入世，且主张后己先人，纯以利他为急务。《楞严经》上说，‘未能自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六祖大师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像这样的积极救世精神，正未可以厚非。” 【注释1】

　　智光法师在《佛法救国论》【注释2】中谈到，“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其在国难日深的今日，共赴国难，救济国家，乃是中华民族人人应有的责任和天职，自从去年九月十八日，倭寇肆虐，东北三省，遂相继沦亡……真不可言状，在今天算账，整整一年了。倭寇在此期间，残杀我同胞，盗去我国宝，凡有血气，无不义愤填胸，抱拼命的决心，与倭寇战个你死我活，国人心理可为愤激达於沸点了。我们出家的僧伽，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当然与国民休戚相关，也应当和国民站在同一最前线上，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对外安内，乃至天下太平而后己，以出家的职责而论，可谓是‘佛法救国’。”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指向性，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上世纪国难频仍，与智光法师持有类似观点的法师有很多，他们的言论散见于各类报刊，成为一支支号角，鼓舞着僧众勇猛精进。如谛闲《佛化救世论》、慈航《佛教绝对可以救国》、圆瑛《和平与慈悲》、印光《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等等，举不胜举。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深层次上打破了国人惯有的生活，出家僧众也不例外。国难当头，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抗日战争时期 佛教界的诸多积极行动再探

　　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在《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文中，列举了佛教界抗日活动之十大方面，进行了详陈：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国际性优势，开展积极的对外宣传，揭示事实真相，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参战。第九，对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的谬论与行为进行抨击。

　　李教授此文征引丰富，立论鲜明，成了这一相关研究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笔者详读此文，发现大量征引来自民国期刊《海潮音》。而当时，黄夏年先生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和《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尚未出版，笔者在参与此套大型图书的出版过程中，格外留意了这方面的文献。在李利安教授的发现基础上，又有了几个新的发现，现不揣浅陋，陈述于此。

　　一、有名望的佛教领袖，如太虚大师等，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号召全国佛教徒联合起来，捐赠军需。

　　最为著名的事件是关于“佛徒号”战斗机的倡捐活动。此活动开始于1941年，甘肃七县联合会提出此倡议，响应寥寥。后太虚大师开始劝募，参与人数日众。1942年3月26日的《佛化新闻报》刊出《佛徒号献机结束》一文，文中开列了一笔惊人的数字：“……已募万余元交由四川省佛教会移交外，太虚大师直接捐募经收者五千一百二十元，亦已移交……”能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募化到如此数量的钱，实在是难能可贵。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但笔者无从查到“佛徒号”是否真的飞上蓝天，歼灭了敌人。

　　二、以报刊为阵地，积极呼吁。

　　抗战时期，很多报刊纷纷停办。可是，佛教界却有数种报刊在坚持，如《海潮音》《佛学半月刊》《觉有情》《狮子吼月刊》《觉群周报》等等；而且，著名的《佛化新闻报》创刊于1938年，直到1945年才停刊，正好是八年抗战的时期。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也至少保证每周一期四版的内容。万幸这些宝贵的史料历经战乱还能保留至今，展卷详读，满篇都是全国各地佛教徒抗日活动的信息，真实再现了那个特殊时期，佛教界的种种感人形迹。下面是1939年4月13日《佛化新闻报》的主要文章目录：持戒即护国护国息灾法会告四众弟子书圆满千佛功德奔走与呐喊佛教徒的爱国事业考杂话讨论一个学者念佛的问题护国息灾法会恭请大宝法王修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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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章，单纯从标题看，便有一种让人激动的况味。佛教报刊的坚持出版，无疑对特殊时期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积极倡导战后重建工作。

　　最为著名的是慈航法师，他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马上着手创办慈航大学。他发表在马来西亚《人间佛教》杂志上的《吾爱吾教亦爱吾国》一文中感慨良多：不闻乎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卢舍为墟，饿殍载道！吾民何奈，应得如是之恩赐耶？不见乎波旬作崇，鬼哭神惊！宝殿梵宫皆成魔窟！吾僧何罪？应获如是之义利耶？此无他，人心已丧尽矣。欲救此不疗之沉疴，非创办“佛化教育”不为功。盖国家之兴衰，全赖教育良与不良为枢纽，教育良，则人心向善，而国必兴；教育不良，则人心趋恶，而国必衰。此有识者所公认，非吹毛求疵之可比！然则，教育应如何方称良善？一语而蔽之曰：以“佛心”为教育之灵魂也，果能以“佛心”之教育而培育英才，则凡求学受业者，皆可称之曰：“佛子”。一旦学毕后而服务社会，为政者以佛心治事，则政治何曾非佛事？更何处觅贪官污吏？为商业者以佛心经营，则经商亦系佛事之一，又何处觅奸商市侩？政治及经商如此，其他一切莫不如此。内有高僧弘教，化导人民，外有护法檀那，安僧持法：“佛法得世法而兴，世法待佛法而治。”此理易明，了如指掌。果能合全国寺产自动创办佛化教育，教育佛心人材，非但救教，亦可救国，既可免外人有觊觎之心，又可作自利利他之弘业！奈何执迷者固未自悟，而舍本逐末者亦大有人在。时已迫矣，日已暮矣。纵不自为，亦必有越俎代庖者在。彼时玉石俱焚，城门失火，必至殃及池鱼！吾为教忧，亦为国忧。吾愿高枕无忧者，稍留意焉，欲救教救国者，非创办“佛教大学”不为功，焉能“引商刻羽”？试“起而和之”也可？

　　矛与盾：僧众对护国活动和自我修行的看法

　　出家人剃发披缁舍弃世俗的目的在出离生死，究竟涅槃，但众生利钝参差，因此佛设方便多门。利根者，可于一时彻悟，超出三界，但这种彻悟亦是累劫修持之果，“时时常拂拭”是更多众生在娑婆世界的修持法门。“但求自利不求利人者，小乘义也；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者，菩萨心也。吾人学佛，应于未能自度之前先发度尽众生之愿。愿我生西，花开见佛。六通俱足，回入娑婆。”【注释1】因此专参小乘在某种程度上亦为成佛必由之路。对多数僧众而言，既已出家，则希冀独处山林，不染尘俗，在晨钟暮鼓之中以尽此生，“一托莲胎，永劫不罹战祸”。【注释2】

　　无常是世事的特征，在常态时期如此，在非常态时期更是如此。在战争时期，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使得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变得艰难。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讲，僧众属于纯消费群体，他们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产品而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以满足自身的物质消费。当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由于战争而被破坏后，僧众的生存链条便相应被切断，这时，僧众便不得不将注意力由之前的出世转为入世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空前浩劫中，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被深深卷入战争的残酷血腥中，“以吾天汉文物土地之盛大，终陷于失地灭族之惨痛者，此诚大可疾首也”。【注释1】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凡是一国的国民，他的国家被别的野心国家侵略、侮辱，都应该一致地起来抗侮，爱护他自己的国家。所以国民爱国是国民的天职，那么，我们僧伽生于斯，食于斯，居于斯，当然也是中国国民的份子，应当要同国民尽同样的爱国责任，这是任何人不能异议的”。【注释2】从政治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僧众作为社会一部分，负有同其他群体相同的爱国义务，但僧众毕竟不同于在家者，佛教戒律要求僧众对待众生平等，而众生的内涵显然包括敌人。这时，国民责任和佛教戒律的矛盾便凸显出来。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专门谈论了僧众与国家的关系，范古农曾在《护国经略说》中在佛理层面详细阐释“国”与“护”的关系，【注释3】文章认为：

　　先言国者、诸有情身、皆有依住。或依地住、或依水住、或依空住、或依物住。地水空物所依住处、即为有情之国土。故曰依报。如物之在于器然、故又曰器世界。夫此国土、既为有情所依住、故生则即有、死方舍去。在一期生死之间、谁曰我无国土、此固不但人类为然。即诸天鬼畜地狱、莫不皆尔。故天有天国、鬼有鬼国、畜有畜国（如龙王等）、地狱有地狱国（有阁罗王）。但由业报有苦乐之不同、而国土有粗妙之殊相耳。在凡夫有漏业报、既莫不有其国土。……次言护者。护有二种、一者护得失、二者护优劣。护得失者、须护其生、以生即有、死方失故。然生死循环、有情死而复生、则国土亦失而复得。此生死得失之情状、乃凡夫国土之所不可或免者也。此犹论个人别业感报则然。若论共业感报、则极至大劫、器界坏空、有情身土、一切皆失、尚安所护。

　　基于佛教经典对僧众参与护国活动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僧众参与救亡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既有传统的诵经拜忏、举办护国息灾法会，【注释4】也有组建僧众救护队深入前线救护伤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举办的息灾法会约有四百多场，僧众救护队约有五队，其中比较著名者如武汉僧众救护队、重庆陪都慈云寺救护队等。此外，还有被提议但未付诸实施的僧众直接拿起武器去前线杀敌，正平在《从抗战路线达到东亚和平》一文中曾说：

　　我们应该如《维摩经》里说的：“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一样地去做！那么，我们的佛教徒也应武装起来，实际参加前线工作，何尝不可？【注释5】

　　佛教不是纯粹的学理派，注重修持（或者说最重修持）是佛教的特质。从这个角度讲，以自利利人为终极目的的僧徒对护国运动的参与，不可避免地会与个人的修持联系在一起。

　　1941年10月，茗山法师在《佛化新闻报》发表《“佛徒号”献机运动引起的争论》一文，谈到了一个矛盾的焦点：“……赞成的说，这是救国的举动，我们也是国民一份子，应该本菩萨道的布施响应这个举动、尽一份义务。不赞成的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敌机临头时，你我充分恐怖，极不愿意敌机来轰炸吧？因此他们争论不已，我插口向他解释道，佛经不是常说，‘一切唯心造’吗？要知道，敌机的轰炸，是在捣毁我文化，扰乱我后方，破坏我军事、交通、经济、建设……乃至消灭我民族，这都是害人的心发动的。但是我们献机的动心，是为报国家恩，为行菩萨戒，为加强抗建力量，为救国救教，救人类正义，救世界和平，这都是利人的心发动的。”

　　【注释1】震华法师《僧伽护国史》1934年版，第5页。

　　【注释2】原载《佛化随刊》第11期，1932年刊

　　【注释1】金鹤望《战争与学佛》，《觉有情半月刊》第七卷第五六号，第一四九一五○合刊。

　　【注释2】金鹤望《战争与学佛》，《觉有情半月刊》第七卷第五六号，第一四九一五○合刊。

　　【注释1】释转道《佛教徒对国难应有的认识》，《星洲日报》。

　　【注释2】敏僧《论学僧爱国》，《佛教季刊》第一年第二期。

　　【注释3】文章见《弘化月刊》第五十二期。

　　【注释4】正平等人曾提议僧众在后方以及敌占区进行宣传活动，以佛教教理从根本扭转人心。但从目前相关记载看，这种提议并为被真正实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的感化力上，由于这种感化侧重心理疏导，因此本文将正平等人的提议划入息灾法会的范围之内而不单独论述。

　　【注释5】《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十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