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李峰

　　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但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它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的发展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形塑，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到外在世俗性和内在宗教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前者涉及国际政治和文化等，后者包括宗教性质、神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等。而且在同一组织领域内，不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相互影响。这使得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世俗类组织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它们的发展经历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后三个阶段，它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再到重要；从影响者到被影响者的过程。

　　关键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制度环境　世俗性　宗教性

　　作者：李峰，1976年生，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二战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第三者”。而在众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占有相当的比例。虽然从总体来讲，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难称得上明星，但它在当今国际社会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我们考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史时，都可以在其中看到宗教的因素。

　　但学界长期以来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却鲜有涉猎。这虽然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与国际政治长期的研究则具有高度逻辑一致性。不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兴的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文化和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为此，有些学者开始呼吁将曾被“威斯特伐利亚放逐”的宗教重新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外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埃利奥特·阿布郎姆主编的《信仰的影响：宗教团体与美国外交政策》和苏散·迪克利奇等人的《MCC与援助非洲的以信仰为基础的NGO》等。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则刚起步，徐以骅教授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丛书曾有所涉及。

　　本文仅试图从历史的脉络，围绕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同时，本文认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除了具备一般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外，还有以下特征：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宗教信仰；与宗教机构或某一神学传统有联系；不以宣教和政治为直接目的；既可是组织结构国际化，也可是活动范围国际化。

　　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动因，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者强调国际格局等政治因素不同，约翰·波利等社会学者提出了“世界文化和制度”的视角。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化的产品、服务、技术、政策和规划具有强大的神话功能……组织的正式结构明显地体现了制度环境”，“一个组织领域的出现和结构化是一系列组织活动的结果；而且，一旦一个领域稳定地建立了，这些组织就会趋于相似”。简单来说，任何组织必须适应外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其结果就是各组织在保留自己特征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趋同性。

　　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反映着不同时期制度环境的特征，是平衡合法性要求和效率的自然过程。对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而言，影响其发展的制度环境既有国际政治格局、世界主流文化等外在因素；同时也有其内在的“宗教性”因素——宗教特征、神学思想和宗教文化的变化；另外，作为一个组织领域，不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在结构、活动领域等方面也相互影响，并不断对成功组织进行模仿。这些使得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世俗性组织的发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点，它们的力量对比也随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据此，本文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一战之前，此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普遍具有宗教和道德取向，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很长时间内居于中心地位；第二阶段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此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开始下降，其发展受到一战、国际联盟、经济大危机和基督教内的普世运动等因素的影响；第三阶段为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冷战的兴起和结束、基督教内部神学思想的转向等使得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战后不久、冷战前期、后期以及结束后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一战”之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根据国际协会联合会的统计，一直到180。之前，国际组织基本都是信仰类的；而以问题为意识的世俗类非政府组织在18世纪后期才逐渐产生，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具有国际化的倾向。这与世界历史的进程大致同步。以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发生于14－17世纪，而且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前，欧洲政治版图还未出现相对固定的主权国家体系，有的只是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因此，最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几乎都是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慈善关注。同时西方天主教会垄断全部知识教育，用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压制科学研究，掌握话语权。也就是说，基督教是此时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这一情况虽在启蒙运动后得以改变，但在一战前，在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救世情节和利他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诸如济贫、施药、养老、育孤和救难等教会资助类慈善事业仍是西方公益服务的主体和楷模。

　　同时，从此时的宗教版图来看，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诞生的新教经过“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了与天主教平等的地位，同时随着18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新教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而且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基督教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传教，英国的崛起使其成为当时宣教运动的中心。

　　总的来说，在这种制度环境的影响下，此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大多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色彩比较浓厚，而且起先还有着或多或少的宣教色彩；第二，在众多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中，天主教背景的占绝对多数，但新教背景的组织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而且还零星有些非基督教组织的出现；第三，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一致，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西欧国家，特别是以英国为总部的居多；第四，宗教类组织在很长时间内(特别在19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中心，并影响着许多世俗非政府组织的组建，使得其或多或少有着与宗教，特别是西方基督宗教密切相关的道德和行动取向。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最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宗教类组织，但由于对非政府组织界定的差异，因此具体到那个组织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早期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可以18世纪为界，之前由于其主要功能在于辅助教会的教牧事务，兼顾少量的社会事工，为此，我们称之为现代意义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雏形，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多成立于18世纪之后。

　　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殖民扩张的加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快车道。与此同时，一系列诸如贫困、妇女、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批宗教非政府组织开始创建，而且还逐步走出国门，成为国际性的组织。此外，伴随着大规模的宣教运动，面对着非西方世界公益服务的缺乏，同时为更好地传播基督教，许多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开始创建。从1800年到1849年，有近220个新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产生，其数量几乎相当于之前的 总和；从1850年到1899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70个。虽然此中多为天主教背景，但新教背景组织从18世纪后开始出现。在18世纪成立的43个新组织中，新教背景的有4个，到19世纪后，其数量随着新教势力的增长而呈加速度增加。

　　要言之，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多是随着西方的兴起，在面对诸多国内社会问题和对外宣教的过程中创建，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关照，这在新教组织中尤甚。大致来说，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由特定人群，尤其是青年和妇女组成的组织。针对年青基督徒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有1855年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和1895年的世界学生基督徒联合会(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等。另外，在西方19世纪兴起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运动中，一些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出现。其中的代表有1835年组建的耶稣慈善圣母圣会(Congrega-tion of Our Lady of Charity of the Good Shepherd)，1874年成立的妇女基督教禁酒(world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1894年组建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1910年创立的天主教女性团体联盟(World Union of Catholic Women's Organization)等。

　　第二，主要致力于灾难、贫困援助等多项社会服务的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65年在伦敦成立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1897年成立的致力于消除贫困和追求社会正义的慈善社(Caritas)，1905年在伦敦创建的浸礼会世界联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及其附属机构浸礼会世界援助(Baptist World Aid)等。它们都旨在为弱势、困难和受灾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

　　第三，主要致力于专项社会服务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其中的代表有两个：一是1877年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蓝十字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lue Cross)，它是一个不带任何宗派色彩的基督教组织，主要致力与各国教会、其它国际组织和政府合作防止酗酒和吸毒。另一个是于1908年创建的基督教失明救济国际(Christian Blind Mission International)，该组织由有基督教信仰的眼科医生组成，主要为视力障碍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天主教背景的有1807年成立的旨在照顾老人的兄弟慈善社(Brothers of Charity)和1912年成立的为青年劳工提供帮助的青年基督徒劳工组织(Young Christian Workers)等。

　　第四，旨在推动宗教间交流和理解的组织。1890年在美国波士顿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Freedom)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组织是最早的跨宗教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其成立开始起，它就致力于保障各种宗教信仰的自由，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加强宗教与文化及社会其他领域的联系。

　　随着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直接进行社会慈善服务外，它们还积极联合其它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国际会议等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如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许多争取犹太人权利的犹太组织积极寻求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在它们的努力下，会议最终批准了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利的请求。此外，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的事务，它们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道，在1899年召开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同与会各国代表进行对话，展开游说。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救世军作为两个被大会接纳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通过与某国政府交涉表达自己的主张。如在19世纪初，许多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改革局(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等机构合作，反对英国等国的鸦片贸易。1904年，鉴于英国政府的不合作，他们将影响的对象集中于美国政府，借美国影响英国政府，最终使得英国在1912的海牙鸦片协定上签字，终止了鸦片贸易。1911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就美国与俄国政府间关于美国犹太人申请赴俄国签证的协议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展开游说，并最终迫使美国国会推翻了这个有着80年历史的协议。

　　此外，此时还零星出现了一些非基督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如1844年成立的巴哈伊国际社区(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1843年成立的第一个犹太教国际非政府组织——圣约信徒国际理事会(Bnai B rith International)以及1886年组建的第一个印度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迦梨社(Ramakrishna Math)等。

　　当然，此时也出现了大量的世俗类非政府组织，涉及交通、劳工、妇女儿童权利、自然环境、科学技术以及禁毒等诸多领域。总的来说，在一战前，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宗教类组织、专门的人道主义组织和专业技术、劳工、政治团结类的组织。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成立于1900年前，并在20世纪90年代还存在的组织有三分之二的与宗教有关。而且对于此时世俗类的人道主义组织而言，不论他们现今如何，在其成立和运作的初期都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宗教在道义或者指导精神上对它们的影响。

　　18世纪后期，首先兴起了一批以反对奴隶贸易的世俗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的代表当属反奴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在此之前，宗教组织，特别是贵格会团体一直是废除奴隶买卖的主力军。而且在1839年反奴国际成立时，最早的成员多是当时贵格会、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信徒。而另一个著名的世俗性人道主义组织——1863年成立的红十字会则直接反映了其象征的宗教资源。

　　综上所述，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宣教运动和应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物。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方面，此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类型和关注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教义对爱、奉献和慈善的强调，以及宗教在西方此时社会的影响，这不仅使得某些纯粹信仰组织转变为宗教非政府组织成为可能，而且还为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多或少地提供了道义上的影响和支持，为此，最早的许多关注人道主义、和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道德根源。

　　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影响国际非政府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外部文化和制度因素主要有科技的发展、战争、国联的建立和经济大危机等。对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而言，除此之外，它们的发展还受到内在的宗教性原因——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的影响。同时，与此时的宗教版图一致，随着新教的不断发展，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服务的范围来看，新教背景的国 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组织开始全面超越相对保守的天主教组织。

　　虽然此时许多组织的创始人仍具有强烈的宗教背景和使命感，但在整个世界文化日趋世俗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科学理性已经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组建的核心理念，宗教因素以及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随之下降；同时，许多组织在财力和人力等方面都具有了雄厚的实力，它们可以不再依赖宗教组织。为此，此时出现了三类新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私人慈善团体(privatephilanthropies)、紧急救援组织(emergency relief)和专业性的组织(special sectoral organiza-tions)，它们基本奠定了二战后操作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类别。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与宗教的地位一样，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

　　总的来看，与整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趋势一样，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从此时成立的组织数量来看，一战刚结束的1918年就有13个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产生，1921年上升为25个。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创建数量急剧下滑，1935年时甚至只有2个，这种趋势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扭转。

　　(一)国联体系内的参与

　　除了诸多不利因素外，国际联盟的建立则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制度平台。它们的影响虽有所下降，但仍借此活跃于国际社会的诸多领域。

　　巴黎和会促成的国际联盟并未在制度设计上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提供多少参与途径。《国际联盟盟约》只是特别提到了各成员国应大力支持各国的红十字会；另外在第24条还规定了国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关系，1921年国联理事会将之扩大到“非公共的(non-public)”和“半公共性(semi-public)”的国际组织，这就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在内，但在两年后，理事会又撤销了这一解释。即便如此，在国际联盟成立的初期，繁杂的事务使得制度不够健全的国联在实际工作中接纳了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集中参与了一些涉及道义和伦理的事务。

　　首先，它们在禁毒倡议等方面的作用突出。1924年，国联在国际鸦片会议期间举办了一个专门会议，邀请三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重要发言，其中之一就是国际宣教理事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年国联召开了禁毒国际会议，在大会邀请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天主教国际研究联合会(Catholic Un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在对各国代表的会后游说中，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其次，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等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国联组建的儿童福利委员会就由政府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构成，天主教女性团体联盟就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

　　最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参与了国联关于保护少数族群(尤其是犹太人)权利、裁军、紧急救援和医疗卫生等事务。如1921年国联成立了难民高级委员会(League 0f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众多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

　　20世纪30年代后，国联的各项活动日趋制度化，但也逐渐沦为几大强国的权力工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制度性参与途径也逐一被堵塞。

　　(二)国联体系外的发展

　　不论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联的蜜月期，还是后来的疏离期，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联体系外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活力，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主要活跃于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鉴于一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及战后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一批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纷纷创建。1914年在英国剑桥成立了由基督教各宗派人士的和解组织(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1937年在伦敦还成立了旨在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的贵格会协商委员会(Friends World Committee for Consultation)；同年，圣公会和平主义者联盟(Anglican Pacifist Fellowship)也于英国成立；1921年旨在追求和平的天主教大学生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s)在瑞士创建。另外，在二战进行时，犹太教和平联盟于1941年成立。

　　第二，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型的传播工具开始出现，为适应变化，天主教率先成立了相应的国际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有1917年成立的天主教新闻工作者联合会(Union of Catholic Journalists)，1927年组建的国际天主教新闻联盟(International Catholic Union of the Press)，1928年成立的国际天主教电影和音像组织(International Catholic Organization for Cinema andAudio-Visual)以及同年创立的国际天主教无线电广播、电视和音像协会(International Cath-olie Association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等。

　　第三，一些提供综合性社会服务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纷纷组建。1925年在米兰成立了致力于社会服务，促进建立社会服务学校和社会工作者小组的国际天主教社会服务联盟(Catho-lic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Service)；1926年在纽约成立了天主教近东福利协会(Catholic Near East Welfare Association)；在二战进行的1940年还成立了为难民提供医疗和食品等服务的一神论服务委员会(Unitarian Service Committee)；而1943年在美国成立的天主教救济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则影响更为深远，其最初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安置欧洲难民，后来其工作逐渐拓展到各种人道主义救援。

　　第四，随着国际保护妇女和儿童运动的深入，在已有的组织继续为之活动的同时，另一些新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创立。1919年在美国成立了新教背景的国际女传教士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Preachers)，它旨在促进各国女牧师之间的交往，鼓励她们成为冲突的调解人，并通过专业组织帮助女信徒的自身发展。1925年一位澳洲女医生安娜·登戈尔(Anna Dengel)看到在印度北部由于医生主要是男性，因此许多穆斯林妇女和儿童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而陷入疾病的困扰乃至死亡，于是她在美国成立了天主教修女医疗服务使命团(Medical Mission Sisters)。传教士卡维特·克拉克(J.Calivitt Clarke)看到日军对中国残暴的 侵略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为此，他回到美国联合其他教会人士于1938年创立了中国儿童基金会，后改名为基督教儿童基金会(Christian Children's Fund)，主要为世界各地急需帮助的儿童提供援助。另外，此时还出现了一些本部不在欧美地区的组织，如1937年护士玛丽·马丁修女(Mary Martin)在尼日利亚成立了圣母医疗使命团(Medical Missionaries of Mary)，主要在非洲开展医疗服务和儿童教育等服务。

　　除了上述因素外，此时基督教内部出现的普世合一运动及其神学思想不仅影响着业已存在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而且还促成了一批具有强烈普世主义色彩的组织产生，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有1910年成立的国际宣教理事会以及1930年组建的普世基督教生活与工作理事会(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on Life and Work)，它们在二战后最终合并为影响甚大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此外，此时一些基督宗教内的非主流派别和非基督宗教的组织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有1928年成立的关注人权及宗教自由的一位论派及自由基督徒礼拜集会(General Assem-blv of Unitarian and Free Christian Churches)，1926年在巴基斯坦成立的世界穆斯林议会(World Muslim Congress)，1936年组建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同年在印度成立的以印度教为背景的具有新兴宗教色彩的布拉马·库马里斯世界精神大学(Brahma Kumaris World Spiritual University)，以及在伦敦创建的一个跨宗教组织世界信仰大会(World Congress of Faiths)等。

　　总的来说，虽然在此期间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下降，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治完全为国家间的权力竞争所充斥，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盘根错节，这使得整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参与的政治机会都相当缺乏，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其宗教网络内的组织结构和动员能力初步表现出自身的优势。

　　三、二战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二战”的爆发极大地压制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战后的国际环境则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政治机会和社会空间，但随后的冷战又极大地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不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冷战后重获快速发展的机会。

　　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来看，首先，与整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一致之处：冷战的兴起、缓和与结束也是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它们固有的宗教网络和资源及其神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的转向也使其表现出与之不同的特征；其次，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美国不仅成为许多组织的总部中心，而且其内部神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的转向也直接影响着战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再次，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一组织领域内，宗教类组织越来越受到世俗组织的影响，它们在运作方式和活动领域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最后，以西方国家为总部的基督教组织仍是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主体，但非西方、非基督教背景的组织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据此，我们可以将二战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为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此时由于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的高潮，宗教非政府组织取得了爆发性的增长。第二阶段为1972年前的冷战紧张时期，与世俗非政府组织相比，此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基于自身的宗教网络仍得以持续的发展；同时，诸如福音派的兴起，梵二会议的召开等宗教性因素也进一步推动了它们的发展。第三阶段为冷战后期，此时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使非政府组织进入了一个创建高潮；同时随着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势；而基督教内部普世运动的衰退和福音主义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们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冷战结束后，此时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原教旨主义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使得此时跨宗教和主张宗教对话的非政府组织影响日甚，同时非基督教的组织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新组织的成立数量来反映这种阶段性过程。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有12个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成立，1946年为20个，1947年更是达到32个；50年代随着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但到60年代，新组织的数量步入了低潮期。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国际社会两级格局的逐渐松动以及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危机，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国际环境大会为契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又步入了一个快车道，并以此为起点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从1973年到1980年出现了40个新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东的剧变，冷战的终结，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各种类型及宗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一)二战初期蓬勃发展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战争引发的反思和世界政治制度创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首先，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创伤使得人们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如何维持人类持久和平成为摆在所有国际行为体面前的时代议题；其次，战争，特别是纳粹法西斯对人权的无情践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权保护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最后，联合国的成立则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提供了制度性的平台，虽然联合国成立初期，许多政府间的多边会议等活动还刚刚起步，但1945年6月签署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根据宪章第71条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194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开始给予某些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

　　在这中间的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成为战后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世界和平、人权保护等领域的一颗闪耀明星。

　　第一，与世俗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面对战后的诸多人道主义需要，特别是广大社会底层民众及亚非拉国家的困境，在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已有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积极投入战后恢复、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一些旨在实施紧急救援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纷纷成立。

　　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影响重大的组织包括1945年在英国成立了基督教救援社(ChristianAid)，1946年在美国成立的教会世界服务社(Church World Service)；1947年在瑞典成立的世界路德会联合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1948年基督教的普世运动步入高潮，最终促使基督教协进会的诞生；同年，国际天主教儿童事务署(International Catholic Child Bureau)在 巴黎成立；1950年旨在救助儿童的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在美国创建；1957年天主教背景的旨在援助脱贫的国际第四世界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 ATD Fourth World)在巴黎成立，等等。这些组织或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或利用自身的宗教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各种战后重建、救援和社会服务等活动。

　　第二，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在这种背景下，一批致力于维持和平、人权保护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纷纷产生。如在二战还未结束时，1945年3月，在法国成立了由天主教平信徒组成基督和平会(Pax Christi)，1947年成立了关注人权的国际工农业关于天主教秘书处(Agronomists&Industry Officials)，1949年成立了具有新教背景和普世主义色彩的教会与和平(Church and Peace)和欧洲浸礼会教友新闻服务协会(European Baptist Press Service)。

　　同时，这时宗教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如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参与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制定，并联合其它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谴责和禁止民族、种族、伦理和宗教歧视的公约草案，草案的基本精神最后也为联合国大会所采纳。另外，为表彰贵格会服务理事会，194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赋予美国贵格会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和英国贵格会服务理事会。

　　(二)冷战前期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在冷战时期，由于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军团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对抗，在联合国成立不久的爆发性增长后，国际和国内政治机会的缩小极大地限制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正如克里夫·阿彻尔(Clive Archer)所言：“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主要扮演三种角色：工具(instrument)、平台(arena)和行动者(actor)”。联合国亦然，它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作用发挥平台的同时，也直接决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抑制。

　　与世俗性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机会相比，对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来说，这些不利因素同样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但即便是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仍表现得非常活跃，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宗教，特别是西方基督宗教本身就有一个国际网络，因此，即使诸如联合国等国际政治平台为美苏所把持，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仍能依托其宗教分布发挥起作用，而且这些分布还扎根于基层社区，这使得它们此时具有世俗性组织不可比拟的资源动员能力。

　　其次，基督教主流思潮的流变直接影响着不同背景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运作。自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及其普世主义开始逐渐式微，面对着“60年代的神学致命的从面对世俗文化的言说者的地位滑向了世俗文化的被言说者的地位”；同时，随着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以及美国成为战后西方世界的中心，福音派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这种思潮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不同宗教背景组织汲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数量的变化，在自由主义向福音主义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一批福音派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得以迅速崛起。

　　再次，对于天主教来说，1962-1965年的梵二会议使得天主教以一种更积极的人世态度对待现世社会。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得天主教更加关注时代问题，为此，天主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事务参与也进入一个发展高峰期。

　　最后，较之以前，战后世界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有些已非某个组织、某个教派单独所能胜任。这使得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出现了多宗教、多宗派和多教派间合作的倾向，这不仅表现为同一目标多组织协作，而且还促生一批跨宗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具体来说，冷战期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可以1972年为界，在此之前，就其活动领域而言，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调解及和平倡议类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持续发展。两大阵营的对峙使得和平与稳定成为许多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努力的方向。以贵格会服务委员会为例，他们一直谋求暴力手段之外的冲突解决途径，他们还一直走在反对冷战，尤其是反对发展和使用核武器等运动的最前面。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随之诞生。其中在世界和平运动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有1958年成立的基督教和平会议(Christian Peace Conference)，1960年成立的基督教核裁军运动，同年创建的理解联盟圣殿(Temple of Understanding)，1963年组建了促进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国际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s and Jews)，1966年成立的国际基督教和平服务组织(Christian International Peace Service)，1970年在日本东京由不同宗教徒团体联合建立的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和1971年响应梵二会议精神而成立的国际天主教一犹太教联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atholic-Jewish Liaison Committee)等。

　　第二，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援助组织进一步发展。除了已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利用联合国和自身宗教网络积极参与各种救援和援助项目外，针对此时出现的新问题，各种背景的新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

　　在天主教方面，面对着战后大量的移民，1951年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atholic Migration Commission)开始组建，主要关注被迫迁移的难民的生存问题。面对着战争给许多家庭带来的创伤，特别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1966年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家庭运动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Christian Family Movements)。战后亚非拉大多数国家虽然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独立，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却十分滞后，为此，旨在发展援助的祷告者主教救济基金(Missereor Bishops'Relief Fund)及发展和稳定国际合作社(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lidarity)分别于1958年和1967年成立。

　　在新教方面，面对着同样的问题，1961年，一神论服务委员会与普教会服务委员会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一神论信普救说者服务委员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Service Committee)，1962年归正宗世界救济会(Christian Reformed World Relief Committee)成立。同时，一批福 音派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51年成立的欧洲福音派信徒联盟(European Evangelical Alliance)，1968年成立了光明希望国际(Bright Hope Interna-tional)，1971年创建的救济会国际(Food for Hungury International)和机会国际(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等。

　　第三，关注人权问题的倡议类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阶段成立，且影响较大的有1950年成立的国际天主教监狱福音关怀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atholic Prison Pastoral Care)，1959年成立的欧洲教会联合大会(Conference of European Churches)，1961年的一神论信普救说者协进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1964年成立的反宗教迫害的殉教者之音组织(Voice of the Martyrs)等。这时的人权关注多围绕宗教信仰的权利展开，主要集中于宗教自由、他们认为的宗教迫害以及人的尊严等方面。

　　(三)冷战后期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冷战虽然在继续，而且在80年代初美苏关系再度紧张，但总的来说，两大阵营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国际政治格局的松动使得原来被意识形态对抗所压抑的发展、环境、人口和粮食等问题得以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越来越多的接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另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此时出现的福利国家模式危机也促使人们日益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这种国际政治和文化背景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环境大会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转折点，它们的发展开始步入快车道。

　　这种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机会结构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的发展同样有利。此时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除了延续之前的发展轨迹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除了传统的社会服务和慈善关注外，受外在制度环境和世俗类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此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逐步关注一些新的议题，并借用类似的运作模式。

　　首先，70年代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许多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将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活动领域。这在有着佛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尤为突出。此外，1986年，当时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邀请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五大宗教的领袖在意大利的亚西西讨论宗教信仰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并最终促成了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Alliance of Religions and Conservation)的成立。

　　其次，进入80年代后，国际社会对发展的认识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观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为此，发展援助类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从过去单纯强调物质和技术援助开始转变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项目援助。

　　再次，此时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为此，对“贸易公正”的强调成为许多倡议类非政府组织的议题。旨在发展援助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吸纳了其中的理念和思想，并与其它组织一起，共同建构起追求公正国际贸易体系的国际倡议网络。

　　最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还将防治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作为在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之一，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干事比特·皮尔特(Peter Piot)评论道：“政治组织来来去去，政治家、商人、联合国机构来来去去，然而带着长远的目光来看，只有基于信仰的团体和宗教组织一直存在于(艾滋病防治的)历史和未来当中。在我们抵抗艾滋病蔓延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组织结构上，之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般都采用带有“殖民式”的方式，即由西方总部负责提供资金和项目实施方案，受援国的分支机构在其指导下具体执行。这种模式此时受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组织开始采用新的更平等的合作方式。对此，宗教类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仿效，因此，70年代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上与世俗类组织越来越趋同。

　　第二，虽然西方背景的基督宗教类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仍占主导地位，但一些非基督宗教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快速发展。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非西方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强调自我文化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土宗教组织的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这为许多非欧美国家的非基督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以日莲佛法为哲学基础的国际创价协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和国际佛教文化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Culture)分别于1975年1980年在日本成立。1989年国际参与佛教徒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在泰国成立。1979年，国际伊斯兰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Islamic Relief Organization)在麦加创建，1986年在科威特还成立了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International Islamic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其次，随着非基督宗教的“北进”，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新宗教运动和亚非拉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大批移民，诸如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西方社会逐渐站稳脚跟，而且相对非西方国家来说，西方国家可供动员的资源更为丰富，因此，一些非基督宗教背景，但其本部却在西方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开始纷纷创建。其中的代表有1975年在美国组建的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同年在欧洲成立了欧洲佛教徒联盟(European Buddhist Union)；1978年，在对越战的反思，佛教徒和平联盟(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在美国夏威夷成立；1985年以弥勒为信奉对象，并积极参与紧急救助、医疗服务、教育以及维持公正和和平等事务的分享国际(Share International)在阿姆斯特丹创建；1984年，世界锡克教组织(World Sikh Organization)在美国成立；伊斯兰背景的则有1974年在英国莱斯特创建的伊斯兰基金会(Islamic Foundation)及1984年在伯明罕成 立了伊斯兰救济会(Islam Relif)等。

　　最后，基督宗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从宣教到社会服务，从儿童到老人，从紧急救援到发展援助等门类齐全的组织。在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基督宗教组织的模式成为许多试图扩大自己影响的宗教成立相应非政府组织的模板。除了在上述活动领域和组织结构方面的仿效外，这还集中体现于针对专门人群的组织建立。如为顺应现时代保护妇女权利的要求，1987年在印度成立了国际菩提佛教妇女协会(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针对基督宗教对青年的重视，其他宗教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如1953年成立的世界东正教青年会(World Fellowship 0f Orthodox Youth)，1970年组建的世界佛教青年团(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 Youth)和1972年创立的世界穆斯林青年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等。

　　第三，宗教非政府组织间的各种联合进一步加强。移民浪潮及新宗教运动使得不同宗教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任何宗教团体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主张宗教对话、对宗教他者的尊重也成为社会的共识。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基督宗教来说，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强调各派对话、谅解的呼声，从而形成了基督教内部的普世合一运动，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则是其最终成果。同时，梵二会议后，天主教不再强调“教会之外别无拯救”，号召信徒面对丰富多彩的宗教世界，尊重其他宗教。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宗教议会理事会(Council for a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于1988年成立。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非基督宗教和一些新兴宗教来说，他们更是为谋求平等的地位而积极开展对话。如佛教徒和平联盟加入原来基督教背景的和解国际；在韩国兴起的统一教会从1975年就强调宗教对话；1983年还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成立的旨在调解宗教冲突，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间冲突的国际信仰间基金(International Interfaith Foundation)。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将宗教对话列为自己的活动领域之一，同时诸如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及和解国际等跨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日趋上升。

　　另一方面，面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和复杂化，为进一步提高信仰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作用，更好地利用作用联合国这一制度平台，联合国宗教非政府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Reli-Rious NGOs at the United Nations)于1972年开始运作，涉及天主教、基督新教大部分重要教派、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等，它一方面为联合国相关决策提供信息和咨询，另一方面，它也为各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

　　四、冷战结束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冷战也宣告结束，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也成为历史。与此同时，“公民社会”、“治理”的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联合国被推向全球公民社会的中心，而联合国则更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视为其实现诸多目标的一个重要渠道。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996／31号决议，进一步认可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并决定加强与它们的联系与合作。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而诸如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这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在这种国际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特征和优势成为广大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也引起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日益重视。虽然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总的结构格局和活动领域依旧，但与冷战期相比，冷战后它们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还表现为时代对宗教的新要求和宗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首先，冷战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国际参与不仅得到联合国的大力支持，而且还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日益重视。在20世纪70年福利国家模式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的作用，为此，他们在对外援助方面开始邀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模式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但在其中，由于宗教的敏感性，为此，少有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身影。冷战后，制度环境的改变不仅使得它们在倡议类事务，而且在操作类事务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得“软实力”成为各国追逐的新目标，西方国家认识到宗教非政府组织此方面的作用，开始对其进行资助，利用它们开展跨国活动，影响国际议程，并推销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

　　另一方面，冷战后，宗教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表现出“强势回归”，许多政治话语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大选中的宗教因素也日盛。在1996年福利改革立法中，美国国会通过的“慈善选择修正案(Charitable Choice Amendment)”，使得宗教类慈善组织与世俗组织一样，都能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2001年布什上任后更是宣布创建“白宫信仰与社区行动倡议办公室”，并在五个政府部门中建立倡议中心。美国的这些强有力的支持使得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的活动强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

　　其次，鉴于冷战后许多冲突背后的宗教因素，因此强调宗教对话和解成为此时和平调解的重要特征，信仰间的平等互动也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9·11”事件后，强调宗教间对话与合作的呼声更为强烈。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最后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同时，联合国在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中也意识到，劝信非联合国的事情，联合国需要的是提升民众的精神和道德价值。1994年，在联合国举办的世界社会发展高峰论坛上，成立了一个专门探讨人类社会价值共享的价值观会议。

　　此时，在联合国等主导的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诸如和平调解、宗教人权保护等方面，国际跨宗教组织的作用大有超过基督宗教组织之势。正如国际宗教自由协会主席罗伯特，特拉尔(Robert Traer)所言：“今天，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我们更常见到的是诸如理解联盟圣殿和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等组织在跨宗教服务事务方面的活动，联合国很少邀请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而主要与上述组织协商。”如在联合国50周年庆典中，联合国委托理解联盟圣殿筹办宗教间服务事宜。另外，布拉马·库马里斯世界精神大学倡导的生活价值(Living Values)项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已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开展。

　　在这一时代要求下，一些新的宗教间国际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建立。如1993年在英国成立了 国际宗教间事务中心(International Interfaith Centre)，1994年组建了关注人权等问题的跨宗教国际(Interfaith International)，]995年成立了和平理事会(Peace Council)，1998年创建了跨宗教青年中心(Interfaith Youth Core)，2000年还成立了一个包括巴哈伊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各种本土宗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日本神道教、锡克教、道教、索罗亚斯德教、唯一神教派和巫术崇拜等宗教创始联合会(United Religious Initiative)，2001年“9·11”事件后，旨在追求和平，特别是中东地区和平的跨宗教草根组织跨信仰相处协会(Interfaith En-counter Association)开始运作，等等。

　　另外，某些具有跨信仰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地位也得以提升。如布拉马‘库马里斯世界精神大学从1983年时的临时资格(Roster)上升为1998年的一般咨询资格；强调人间之爱，并旨在提升人们对精神价值认知的好意亲善军团(Legion of Good Will)1994年才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其身份先只是在联合国公共信息部(DPI)注册的一个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但到1999年它一跃而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具有一般咨询资格的组织。此外，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也于1995年上升为具有一般咨询资格的组织。

　　面对着新的制度环境，许多基督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自主开展了一系列跨信仰合作、宗教对话等项目。如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1997年组建了一个多边信仰智囊团(multifaith think-tank)，加强与其他宗教的对话；针对艾滋病和世界贸易公正问题还成立了普世倡议联盟(E-cumenical Advocacy Alliance)。同时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路德宗联合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的倡导下创建了行动国际组织(ACT International)，主要整合基督教的相关力量进行合作，以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最后，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入，也为非西方或非基督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和物质机会。最为典型的是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些具有东亚背景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也随之活跃于世界舞台。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具有韩国的统一教会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兴起。1992年，其教主文鲜明的妻子金艳文创立了国际妇女世界和平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1999年文鲜明在美国创建了国际及宗教间世界和平联盟(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ligiou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该组织2004年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接纳为具有特殊咨询地位的组织。另一个典型是以台湾为基地，于2003年成立的具有佛教背景的慈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会(Tzu Chi Humanitarian Aid Association)，同年，人援会也成为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单位。此外，依托台湾佛光山成立的诸如佛光山慈悲基金会等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也异常活跃。

　　面对着巴以冲突以及“9·11”后的基地组织等“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被推向时代的前沿。不过与其他组织相比，大多数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互益性。同时，一些顺应时代需要的组织也不断组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92年成立的国际伊斯兰妇女儿童委员会(International Islamic Committee for Woman and Child)和1997年成立的伊斯兰人权委员会(Islami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等。

　　四、小结

　　综上所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既受到外在世俗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内在宗教性因素的作用，同时在作为一个组织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内部不同类型组织间还相互影响。

　　从世俗性因素来看，由于面对相似的制度环境，因此，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成之一，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世俗组织表现出类似的阶段特征，但世界主流文化的变迁使其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再到重要的历程。在一战之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成为各类人道主义救援和慈善类组织的中心；一战后，其地位开始日趋边缘化；二战后的发展，不论是从其活动领域，还是从其组织结构来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的受到世俗类组织的影响；但冷战结束后，宗教非政府组织重获国际社会的重视。

　　同时，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一致，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内，以西方国家为总部的基督教组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以英国为中心到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转移过程。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后，随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快速兴起和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非西方和非基督教背景的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宗教性因素来看，一战之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此时基督教大规模的海外宣教密切相关，新教背景的组织虽然快速增长，但天主教组织仍占主导。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新教的发展，新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影响上都开始超过天主教，而且新教内部的普世合一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许多组织的发展。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普世合一运动达到顶峰，这使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影响也达到顶点；但随着60、70年代以美国为基地的福音派的逐渐兴起，普世运动开始式微，福音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同时，随着天主教梵二会议的召开，天主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也出现了一个活动的高峰期。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冷战后期，除了西方背景的基督教组织外，非西方和非基督宗教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跨宗教合作、宗教对话开始得到不断强调。冷战后，以上两大趋势进一步加强，而且跨宗教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在联合国的某些事务中甚至超过西方背景的基督教的组织。

　　这些因素构成的制度环境形塑着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使其具有组织性和宗教性双重特征，这种发展并非人为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与世俗类非政府组织，相比，它们既有趋同性，也有特殊性；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

　　(责任编辑：李建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