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宗教组织与社会运动

　　浅论宗教组织与社会运动

　　朱晓黎

　　内容提要：参与和推动草根社会运动，是宗教组织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途径，在东欧剧变过程中，各种宗教组织积极推进的社会政治运动是造成社会主义政权更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以冷战时期，民主德国新教路德宗教会主导的独立和平运动为例，分析教会如何对国家的社会政治议程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前东德教会在独立和平运动中角色和立场的转变，以及它对民主德国政治安全造成的挑战，并非单向的威胁，而是政教双方，以及社会环境共同造成的压力下的结果。

　　关键词：独立和平运动　前东德新教教会

　　作者简介：朱晓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2007级博士生。

　　二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开始兴盛于欧洲。20世纪70至80年代，美苏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更在欧洲各国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运动的重心最早在西欧，起先，苏东政府对这一运动持乐见其成的态度，甚至在自己国内也组织了以反美为主题的“群众和平运动”。但随着东欧民间反苏和反美同样强调的独立和平运动兴起，政府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东欧独立和平运动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尤其在民主德国，和平运动成为冷战末期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洪流之一。基督教会在独立和平运动以及东欧剧变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本文即以前东德教会对和平运动的参与为例，分析宗教组织在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宗教与东欧独立和平运动

　　基督教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和平主义思想，早期的基督徒信奉非暴力主义，主张用精神之剑、而非物质之剑去对抗暴力。《马太福音》中记载耶稣的教导：“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有人拉你上法庭，要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吧!”(太5：38-44)《山上宝训》也记载：“促进和平的人有福了；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太5：9)福音书中还有教导人“爱仇敌”的章节：“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太5：44－45)这段话中的“敌人”既可以指个人的敌人，也可以指国家的敌人。当涉及到国家间关系时，继续坚持“爱你们的敌人”原则便凸显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和平主义价值取向。

　　基督教的和平主义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基督徒是绝对的非暴力主义者，基督教史上宗教战争屡见不鲜，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中也充满血与火的厮杀。对此，基督教又提出“正义战争”的理念。正如弗雷德里克·拉塞尔(Frederick H.Russell)指出：“如果战争是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那么他就是正义的。”推翻暴政的骚乱也具有合法性，“严格的说并不是叛乱”。“正义战争”概念阐明了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即便是不得不为之的自卫战争，也须有节制，不能演变为武力的滥用，战争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准则，否则也将是不合法的。现代战争，尤其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战争，明显违反基督教和平主义和正义战争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两国在欧洲以核武器重兵对峙，使人们感到核战争的阴影迫在眉睫，当时在西欧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表明，民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普遍增加，这一恐惧直接催化了欧洲和平运动兴起。在西欧和平运动影响下，东欧教会也开始忧虑核战争的后果，将反战维和作为教会的重要责任。

　　在东欧反战运动中，为公民争取“为良心拒服兵役”权利是教会除反对部署核武器以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为良心拒服兵役”(conscientious objection)源于基督新教教义，二战后，欧洲理事会首次通过法律文件阐明“良心拒服兵役”概念，其1967年1月26日发布的337号决议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是：

　　“本应有义务服兵役之人，若因源自宗教、种族、人道主义、哲理思辨的深刻信念或良知，而拒绝服兵役者，应享有免除这一义务的权利。此概念逻辑上衍生自《欧洲人权公约》第九条，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个人权利。”

　　“因良心拒服兵役”者多为宗教信徒，而基督新教比天主教更强调此点。因为天主教需要教会在信徒和上帝之间充当媒介，新教一般认为信徒直接对上帝承担信仰的责任，“因良心拒服兵役”属于个人宗教权利。历史上，新教再洗礼派、门诺派、贵格派、杜克波尔派、拿撒勒派等都被称为“和平教会”，有坚定的和平主义信条和反兵役制传统。以新教为主要国民信仰的国家在立法免除兵役义务，提供替代方式上，也往往比天主教国家更先一步。如荷兰、英国、挪威在20世纪前就有以社会服务等“替代役”代替兵役的法规，而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除爱尔兰因其宗主国英国害怕强制征兵引起动乱，1916年便通过“免服兵役”法规以外，法国1963年才承认人们有因宗教信仰等原因免服兵役，选择替代役的权利。类似法规的通过在比利时是1964年，意大利是1972年，西班牙是1976年。在东欧，只有民主德国是以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因而前东德的“因良心拒服兵役”运动最为活跃，宗教组织对独立和平运动的参与，也最为积极广泛。

　　二、独立和平运动中的前东德教会

　　前东德是以基督新教为主的宗教多元化国家，新教教会中又以路德宗教会规模最大。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路德宗信徒约占总人口的46％，全部教会成员的86％。1988年，路德宗教会仍保有7347个教区、4162名牧师、44家教会医院、105所残疾人疗养院、200座养老院、278个幼儿园、19个孤儿院以及310个社区服务点。除此之外，还有归正宗、门诺派、贵格派、使徒派等较小教派。

　　前东德路德宗教会也是东欧地区最活跃的宗教组织之一，二战期间，许多教会成员反对纳粹对教会的控制，曾成立地下“认信教会”(confession church)，与共产党人共同反对纳粹统治，因此，1945－1948年，教会曾与共产党人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即使是50年代政教关系急转直下以后，路德教会仍十分活跃，并拥有其他东欧教会不可企及的“海外联系”。路德教会并无统一的最高领导，而是由八大教区的地方教会组成，1945－1969年的20多年间，东、西德新教教会同隶属于德国的福音派教会联盟(Evangelische Kirche Deutchlands，简称EKD)关系密切，教职人员交流频繁，前东德教会从西方获得重要的财政支援。甚至1969年政府迫使前东德教会切断与西方的联系，成立本土福音派教会联盟后，来自西方“姐妹教会”的财政援助仍然不断。自1950年以来，受“极左”思维的影响，政府开始改变宗教政策，宗教团体受到压制和监控，宗教信徒在前东德成为“二等公民”，其教育、工作、升迁等往往都受到歧视，教会等宗教团体的活动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监视。但由于教会深厚的群众基础(建国初期90％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等因素，前东德仍然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宗教政策最宽容的一个。

　　历史上，德国新教教会受魏玛传统的影响，对政府决策一贯采取顺从的态度。然而，二战的创伤使教会倡导和平主义观念。早在1949年，福音派路德宗教会就在官方声明中宣布，教会虽认可兵役制度的合理性，但也认可公民有“因良心拒服兵役”的合法权利。前东德建立之初，并没有实行兵 役制，但随着两极格局明朗化，政府开始改变政策，并攻击“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麻痹人民的“反动思潮”。1956年，前东德政府开始设立军队，1962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政府的政策变化遭到和平主义人士，尤其是教会的反对。一些新教教会领袖公开声明，他们对政府这些举措深感失望，并批评政府无视个人良心自由和基本权利。鉴于路德教会强大的社会影响，政府不得不做出退让，1962年，政教双方达成协议，政府停止攻击和平主义思想，并承认“因良心拒服兵役”原则上的合理性，但却并未在实质上为“因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军队服役的替代性途径。1963年，EKD发布“关于和平和教会服事的十点条款”(Ten Articles Concerning Peace and Service in the Church)，宣布教会有保护“因良心拒服兵役者”，并为士兵提供精神指导的责任。1964年，政府终于在兵役服务之外设立非战斗员性质的“建设部门”(construction units)，允许因信仰等原因不愿服兵役的公民在此部门服“替代役”。

　　这一措施出台，表面上看，“因良心拒服兵役”运动告一段落，政教双方都接受了这一权宜之计。然而实际上，政府这些举措并没有使教会成员与和平主义者满意，虽然“建设部门”属非战斗员性质，但其编制仍属于军队，而其主要职责是修筑兵营等国防设施，在“因良心拒服兵役者”看来，这仍然是间接地犯了“杀戒”。教会人士和和平主义者希望能为“因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一种完全民用的服役方式。1967年，萨克森主教约翰尼斯·雅尼克(Johannes Jaenicke)提议政府可考虑让拒服兵役者在卫生和灾难救援等领域服“替代役”。

　　1978年，福音派教会联盟主席阿尔布雷克特·绍赫尔(Albrecht Schenherr)与党总书记昂纳克会晤并达成协议，教会取得退休人员补贴、使用公共媒体、自由出版刊物、修建新教堂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这一会晤被视为前东德政教关系的转折点，此后，教会地位和自主性都获得大幅提升。政府改变宗教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赢取教会对政府的青少年基础军事教育计划的支持。为适应冷战升级的需要，1978年9月开始，政府开始在十年级以下的青少年中推行军训和基础军事教育，又在1981年，将原本适用于九至十年级学生的军训推广至所有八年级学生，政府宣布，所有18至65岁的东德公民，都有参加民防训练的义务。

　　然而，刚刚获得好处的教会，却并未如政府所愿支持以上措施，相反，福音派教会联盟和天主教会都纷纷对此“泛军事化”政策提出严厉批评。1982年，天主教爱尔福特教区主教乔基姆，万科(Joachim Wancke)批评政府过分强调军事和民防教育，将培养学生的“敌对”思维模式，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他同时表示支持以民用设施建设作为“因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替代役”方式。1981年4月，福音派教会联盟“教会与和平”委员会邀请教内外和平主义主义人士召开“今日和平”(Peace Today)主题大会，促使孤立的个人和团体在和平运动中联合起来，大大扩展了运动的影响。此后教会每年举办为期十天的和平活动，通过举办演讲、集会、组织研讨会等方式呼吁东西两大阵营停止军备竞赛，苏联销毁SS-20导弹，抗议前东德政府的全民军事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独立和平运动愈演愈烈，一些青年开始拒绝服任何形式的兵役，1980年，拒服兵役的青年公民只有8人，到1985年，这一数目增加到150人。1983年，在作为“替代役”的军队建设部门服役人数达23万人，占德国军队总数的0.6％，“替代役”人数过多，且还在不断增长中，导致政府在一项征兵草案中称军队已无法容纳这么多“替代役”士兵，许多“因良心拒服兵役者”不得不加入常规部队。教会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因良心拒服兵役者”，声援因宗教信仰拒服兵役而遭惩处的教会成员，尤其是一些未能获得合法注册权利的中小教派，如门诺派、浸礼派教会等，对“因良心拒服兵役”的支持更加热烈——因为对这些教派来说，宣誓将效忠国家置于首位违反其信仰原则。1981年，新教教会委托一名画家设计一枚印有《圣经》名言：“化剑为犁”(Schwerter zu Pflugscharen)字样的臂章，并广泛散发，使此种臂章成为独立和平运动的标志。许多与教会毫无关系的和平组织得以借用教会的场地和设施开展活动，因前东德法律对非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很多世俗和平团体借宗教组织的名义取得注册资格，并以宗教活动之名开展和平运动。

　　随着独立和平运动的推进，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1982年4月，政府下令禁止佩戴“化剑为犁”臂章，严厉镇压独立和平运动，德国统一社会党视独立和平运动为对政府权威的挑战，1983年，一百多名和平运动者被逮捕，其中许多人被驱逐出境。然而，镇压和逮捕并未能平息社会洪流，德国教会组织对独立和平运动仍倾力支持。1985年，昂纳克在与福音派教会联盟主席约翰尼斯·汉普尔(Johanne$Hempel)的会晤中提醒主教，苏联是民主德国的重要盟友，并就当前教会参加带有反苏倾向的和平运动向教会联盟提出警告。但这一告诫并没起到多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和平、环保、人权乃至两德之间的移民等问题上，教会越来越鲜明地站在政府反对者一方。1986年，在埃尔福特教区宗教会议上，教会严厉批评政府的军事化教育政策，并再次提出从立法上解决“因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替代役问题，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克劳斯·居西(Klaus Gusi)在会上表示接受教会的意见，但随后这些提议均被政府否决。政教矛盾愈演愈烈，1987年，在另一次宗教会议上，某些教职人员甚至要求政府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政教矛盾愈发尖锐，一些教职人员和平信徒已不能满足教会官方机构的政策和立场，他们认为教会高层精英对政府太过软弱妥协。开始动员基层信徒组织新团体。1986年，一部分福音派牧师、同工和平信徒发布声明，宣布成立“团结教会”(Solidarity Church)，“团结教会”比教会官方机构更强调平信徒在教会事务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并在各种社会和政治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1987年，当福音派教会联盟在东柏林举行“官方的”宗教大会时，

　　“团结教会”及其支持者们同时举办自己的宗教会议，即“基层宗教代表大会”(Church Congress from Below)，与之遥相对峙，“基层宗教代表大会”不仅积极支持独立和平运动，还更进一步对教会高层的政治立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当前的教会体制保守、落伍，在政治上过于懦弱妥协，需要由一场来自草根的宗教运动对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基层宗教代表大会”还要求政治变革，虽然他们并不赞成西方的多元主义代议制，但却向往一种“更符合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政府满足教会在人权、环保、和平、宗教自由等问题上的要求。然而，“基层教会”(church from below)并非独立的宗教组织，它缺乏必要的财政来源和物资支持，仍然依赖教会官方 机构的赞助。前东德新教教会对“基层教会”态度相当宽容，允许其使用自己的设施和场地，这使得“基层教会”在前东德各大城市迅速发展，形成一股草根社会运动浪潮。

　　三、教会与前东德政权崩溃

　　前东德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虽然比起其他东欧国家，民主德国的宗教政策相对宽容，但“消灭宗教”仍是统一社会党的根本目的。政教关系表面和谐，但实际上从未相互信任。前民主德国神学家约翰尼斯·阿尔瑟森(Johannes Ahhausen)认为，1945年以来，前东德教会对政府政策同时表现出“适应”和“抵抗”两种状态。1980年阿尔布雷克特·绍赫尔也在其退职演说上指出，教会是独特文化身份和社会维度的结合，一方面是格哈德·艾柏林(Gerhard Ebeling)所说的“信仰的社团”(community of faith)，另一方面则是立于俗世之中的“上帝之国”。教会即独立于周围环境，又依赖其生存，在政治高压下，教会必须调适自身适应环境压力，如支持社会主义政权，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与政府合作等。但同时，教会在精神上仍保持相对独立，成为一块无神论意识形态包围下的“飞地”，它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外界社会影响，而且主动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在前东德的政教关系中，政府往往占据优势，但这种建立在强力上的优势，却未必能换来政府希望的结果，一旦政府强制力减弱，便无法控制教会的反弹。政府长期敌视、压制宗教的政策不但未能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反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教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天然盟友，“支持教会成为普通公民展示对苏联体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东德政府，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政治衰退。首先，经济问题动摇了政府威望。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东德经济增长衰退，消费品供给短缺，人民怨声载道。其次，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在东欧造成连锁反应，从国际层面对前东德政权形成压力，民众对昂纳克政府独断专行的教条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示出不满。在国内和国际双方面的压力下，统一社会党对政局的控制力削弱，民间各种草根运动，如独立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趁势兴起，反对前东德政府的各项社会政策，运动中培养出大批政治持异议者，成为推翻前东德政权的潜在力量。长期以来，教会充当这些运动的庇护者和推动者，但教会本身不是政治反对派，并不直接反对政府，甚至时时维护国家政治秩序。1981年底，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和平主义者前往德雷斯顿，试图开展一场大规模反战示威，路德教会动用全力将他们劝返，以免和平主义者与政府直接对立。

　　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变化，教会高层不仅面临动荡社会的冲击，还遭受来自教会内部的压力——逐渐崛起的教会基层指责高层精英对政府软弱妥协，“官方教会”和“草根教会”的冲突日趋激烈，迫使教会领导不得不改变立场，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1989年4月，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前东德各大教派在德雷斯顿举行跨宗派宗教大会，会议提出十二条决议。会议甫一结束，国家宗教事务处秘书长库尔特·莱夫勒(Kurt Loftier)便紧急召见德雷斯顿主教约翰尼斯·汉普尔，告诫他该决议将教会置于政治反对派的地位，严重损害当前的政教关系。然而，大会并没有退让，决议仍公开发布，报纸《新德意志》(Neues Deutchland)称福音派教会为“东德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这次会议也意味着教会成为前东德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1989年民主德国首次举行大选，政治反对派宣称当局在东柏林地区选举中作弊，约200名反对派在圣苏菲亚教堂前进行示威，当局逮捕了120名示威者，但不久就在教会的压力下将其释放。接下来局面益发不可收拾：5月匈牙利开放奥匈边界后，出现无法遏止的向联邦德国移民的风潮。9月在爱森纳和举行的福音派宗教会议上，教会呼吁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已迫在眉睫，并要求实行多党制政体。提议遭当局拒绝后，教会高层致信昂纳克，要求进行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双边协商，仍未得到有意义的答复。10月7日是民主德国的最后一次国庆典礼，在福音派教会的组织下，东柏林、莱比锡和德雷斯顿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和平祈祷会，成千上万民众参加了彻夜祈祷。终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重重压力下宣布辞职，执政40余年的统一社会党政府垮台。在从临时政府上台到两德统一的过渡时期，福音派教会继续在政坛上发挥作用，在1990年上台的，作为过渡政府的德梅齐埃(de Maiziere)内阁中共有4名新教牧师，包括国防部长雷纳·艾伯曼(Rainer Eppelmann)和外交部长马库斯·梅克尔(Markus Meckel)，而临时议会的400名成员中，有14名牧师议员。

　　教会在前东德政治剧变中起到的作用引人关注，有人将这一变革称为“清教革命”(Protestant revolution)，导致一些学者视宗教团体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安全威胁。但事实上，教会的作用并不宜被夸大。历史学家瑞恩麦特(Sabfina Ramet)指出，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教牧人士在反对派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昂纳克政府倒台后，一位不知名的牧师也曾言道：“如果今天民主德国的人民予我们的教会领袖以信任，将使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中许多人其实并不值得如此信任；我们曾在旧制度中如鱼得水，运作顺畅。”值得注意的是，两德统一后，教会获得远胜于以往的自由和权利，但却并未得到预期中的“复兴”，1990年后的德国教会不仅未能遏制自二战结束以来不断加剧的世俗化趋势，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影响也大大不如前东德时期。原因在于统一后，前东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开拓了公民社会发展空间，反而使教会失去了在民主德国时期作为社会运动核心的地位和影响。可见，前东德社会主义政党的教条思维，和前东德政治体制的僵化封闭，才是政权倒台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　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