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要快乐”到“我可以快乐”

你快乐吗？

在新年第一期，在国民幸福指数成为新追求的今天，我们阅读快乐。

我们重温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的快乐之道，关注快乐给开心网、乐水行、电视、摄影、联想、软饮料和诸多商业带来的生产力，也聆听郑渊洁、孟非、董路、宁财神、王子文、姚晨的快乐宣言。

“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关乎自由。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快乐才持久和深邃，而非傻乐。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盲从和伪信。

乐自由你，快乐生活人人要，“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何力语)。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你会在乎谁在看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

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乐自由我

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

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

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

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

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

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

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