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狼的时代

最近几年，北京知青作家姜戎的一部《狼图腾》，将人们的记忆带回了上世纪60年代的草原。那是一个人与狼“共舞”的年代。狼这个草原食物链的顶级消费者，草原之王，目前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狼图腾》成为了畅销书，说明人们对于狼时代的生机勃勃的草原充满了无限的思恋。



在没有人类进入草原之前，狼其实在管理着草原。那时的草原初级生产者是黄羊、野兔等食草动物。春天，当草芽半绿，刚刚拱出地面，连成一片的时候，成群的黄羊开始啃食草原，草原将面临不能返青的危险。这时候，狼出现了：白面獠牙、冰冷目光，朝猎物俯冲。顷刻间，黄羊群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羊的喉管被撕裂，草原上血腥弥漫。

这是草原食物链中重要的一段。狼，以自然界中消灭老弱病残动物的“终结者”的面目出现。从古匈奴、古羌族一直到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一直信奉狼图腾。他们大多认为狼是自己民族的兽祖，狼是草原的保护神。可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内蒙古草原上的狼几乎绝迹。狼的消失，缘于黄羊、野兔、狍子的消失。黄羊等物的消失，则因为草原退化，明沙裸露，植被消失。狼走了，沙尘暴来了。即使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狼也成为了人类的宠物，被关进了牢笼。

浑善达克沙地将沙尘“泼”向北京，沙地上的农牧民也在承受着灾难。沙地所在锡林郭勒盟的牧草平均高度由40.9厘米降低到26.1厘米，也就是说从高可埋腰，降到高不及膝；锡林郭勒盟大范围的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平均每年6天左右，增加到2001年的20天左右；2001年，全盟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9年的2236元下降到1823元，贫困人口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时的5.2万人增加到24.2万人。

据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白音勿拉嘎查(村)的党支部书记玛尼扎布介绍，草场露出明沙之后，他不得不带领村民迁移他乡。卖掉牛羊，他站在村口流下眼泪：60年代，他小的时候，草有多高呀，黄羊、兔子、狍子在草棵子里乱钻，狼的嚎叫多么怕人呐！他的父亲曾经说，在草原上，就数狼皮狼毛最厚最密最隔寒气，两张绵羊皮摞起来也不如一张狼皮抗寒。他没有睡过狼皮。蒙古族人敬狼，就是被冻死，也不睡狼皮。半个多世纪过去，玛尼扎布和乡亲们却被风沙赶出家园。

还是在这个浑善达克沙地，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的书记乌日图回忆到：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狐狸、獾、狍子、兔子、狼……狼吃掉家畜中的"老弱病残"，"有狼在的时候，家畜很少生病"。到了上世纪90年代，狼和其他野生动物在这里几乎绝迹，“耗子成了惟一的'野生动物'”。“以前如果有人打了一匹狼，能得到100元奖金，现在要是谁打了一匹狼，会被罚款1万元！什么时候牧民又能打狼了，北京也就不会再闹沙尘暴了。”

有狼的日子里，尽管也有着凶险，有着胆战心惊，但同时也意味着有黄羊、野兔、狍子等各种野生动物在草原的自由闪现，意味着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旖旎草原风光。而狼的消失，不仅意味着黄羊、野兔、狍子的消失，更是意味着草原的退化，意味着植被的消失。显然，就在这样一个自然生物链条的断裂过程中，尽管人们收获了成群的牛羊，收获了逐渐富裕的生活，但失去的，却已不仅是昔日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意境，更是那原本恬静、舒适、健康的生存环境。

狼的减少是因为人的增加，而人的增加导致了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国家从猎人手里“缴”了枪，并在全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护区,狼由原来的“害人精”，变成了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挽救狼消亡的命运，因为它们的活动地盘越来越小了；我们挽留不住黄羊、蒙古野驴和蒙古马，这些食草动物北到蒙古国去“避难”，它们不是怕狼，而是怕人。

应当怎样面对这样一种“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突出矛盾呢？明智的做法是首先解决社区群众的生存压力，将有限的费用集中到人身上，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将有限的经费集中保护个别物种，同时忽略了保护生境的重要性。目前国家花在保护一个东北虎物种或者兰花的费用高达十几亿，而真正对这些物种造成威胁的是它们周边的人。他们的利益很少被考虑，因此他们只得将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大面积退化。未来的人群应当逐步向城市或者城镇集中。

发达国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一般占该国总人口的80%以上，而我国只有31%。如果人类给野生动植物让出了地盘，不用特意关照它们就会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种群得到自我控制，也不用担心人畜安全。我们在内蒙古正蓝旗的实验证明，从天然植被到野生动物完全能够自然恢复，国家用于治理沙尘暴、造林、飞播、灭蝗、灭鼠可以节约下来，投入社区发展，当然应当拿出一部分费用用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危害后的各种补偿。如果野生动物数量大量繁衍，还可通过一些严格的、高附加值的狩猎活动控制动物种群，获得的收入可适当对当地老百姓因自然保护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