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的时代特色

佛教传入我国，即开始了我国的译经、写经和抄经的事业，这便是早期的佛教出版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我国历史上重视佛教出版的传统得以延续，同时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使这一时期的佛教出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佛教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出版事业取得的成绩，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

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的3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的佛教出版事业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这是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的开创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贯彻，与佛教相关的一切学术活动均可以正常开展。在此背景下，现代佛学社在北京成立，出版佛学刊物《现代佛学》，上海等地也有一些刊物刊载部分佛学论文。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由赵朴初撰写的《中国的佛教》英文版、叶均翻译的巴利语系藏经《清净道论》、南京金陵刻经处整理的《玄奘译撰全集》等相继出版。但是从1956年开始，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真正贯彻落实，不少佛教刊物被迫停刊。

在第一阶段，我国佛教出版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再版了一批佛学名著，比较有影响的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清仞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释氏疑年录》等；二是开展了大规模的石窟调查工作，并先后发表了《中国北部的石窟雕塑》、《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彩塑》等调查报告；三是出版了一部分佛学新作，如《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左”的思潮的兴起，终于“文革”的结束，是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的停顿和倒退阶段。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这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极大的破坏，不少佛教出版机构被关闭，大量佛教出版人才和研究人才被下放。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出版佛教读物，佛教出版陷于停顿甚至倒退状态。

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直至现在，为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逐步繁荣的阶段。“文革”结束后，佛教活动逐步恢复，佛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时期，佛教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北京及各地破土而出，全国性的佛教专业杂志有《法音》和《佛教文化》等，各地佛教协会以及一些宗教研究所和大学也都有自己的刊物。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佛教图书数量快速增长，出版了一批专题性的佛教研究著作，如《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西夏佛教史》、《中国僧官制度史》、《佛教大藏经史》、《西藏佛教史略》等。佛教美学、佛教教育等方面也有专著出版。至21世纪前10年，佛教出版物的数量、种类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折射出我国佛教出版事业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佛教出版事业呈现现三大时代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出版事业在曲折中求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佛教出版事业的命运和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氛围有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家对佛教基本持比较客观的态度，把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在出版方面就是创办了一批佛学刊物，翻译了一批佛经，整理了一批佛教典籍，对全国重要的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出版了一些佛教人物传记，为以后的佛教出版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佛教不再被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被斥为“封建迷信”、“唯心主义”，致使相当一部分佛教读物不能出版。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视佛教为“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牛鬼蛇神”，把佛教信仰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立起来，与佛教相关的机构、人员成为被冲击的对象，其结果是这10年间基本上没有出版任何佛教读物，佛教出版进入了“严冬期”。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人们对于佛教的理解与认知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认识到绝不能简单地以“鸦片”或“唯心主义”来概括流传了2000多年而不衰的佛教。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佛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一种深层反思。另外，佛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养成良好社会道德、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被社会大众所肯定。反映在佛教出版上就是佛教读物的出版越来越受到国家、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各出版社的重视和关注。在我国数百家出版社中，很多出版社都曾出版过佛教读物。

二是出版物的数量呈现递增的态势，出版物的整体质量有所提高。从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间，我国大陆共出版了120多种佛教读物（包括佛教界），发表论文约550余篇。除此，还有一部分内部出版物，基本上是在佛教界内部流通。此时，资料整理类的出版物占较大的比例，公开出版物中以石窟艺术的数量最多，佛教人物也占一定比例，而佛教思想方面的著作最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佛教读物，大都质量较高，为以后的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资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佛教出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每年新出版的佛教读物达数千种。此外，佛教类影视、音像作品也不断出版。在此阶段出版的一些佛教读物中，不少书籍是专家学者花费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如吕潋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和王森的《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等。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特别是对于佛教理论体系的解读比较准确，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三是学术通俗化，把艰深难懂的佛教理论用浅显的文字和故事表现出来，使佛教读物越来越多地走进普通读者中间。过去，我国大陆的佛教出版物主要偏重在佛教史或佛教思想方面，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治学传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佛教出版逐步打破了这一格局，多角度、多层次地出版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人物、心理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佛教读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禅宗读物的出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一批禅宗理论作品，如《禅宗与中国文化》、《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图书如《禅外说禅》、《禅宗公案》、《禅来禅去》、《禅与人生》、《禅与悟》、《诗与禅》、《禅宗公案的现代阐释》、《名师谈禅》、《禅露集》等也应运而生。禅宗出版物内容的变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佛教文化从高深莫测的象牙塔走出，逐步由学术界、佛教界向一般民众传播，这也反映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民众对于佛教文化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我国佛教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公开出版或在佛教界内部流通的佛教出版物有数千种，发表在各类期刊、报纸和内部刊物上的论文数量也很大，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文学、艺术、音乐、教育、美学等。佛教出版物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要归功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次要归功于一大批在佛教理论与实践中默默耕耘的专家学者和一批对佛教、对生活、对人生有深刻感悟的作者，是他们将最优秀的佛教文化作品奉献给社会和人民；最后还要归功于勇于探索的出版人，是他们架起一条沟通读者与作者的桥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适合读者需求的精神食粮。我们相信，有党和政府对佛教出版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有广大出版人的不懈努力，未来我国的佛教出版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