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洲：佛国行-从尼伯尔到印度 第十章 智者之源 那烂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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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洲：佛国行-从尼伯尔到印度 第十章 智者之源 那烂陀

　　那烂陀印象

　　提起那烂陀，总是让人心潮澎湃。这座大规模的寺院群是佛法的宝库，是大论师，大班智达云集的佛教最高学府；是世出世间知识的大海、智慧的源泉；在她最为鼎盛的数百年间，她的一举一动都和大乘佛法的命运息息相关；她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严谨自律的文化品格创造了人类教育史的奇迹，如群星般璀璨的善知识，不计其数孜孜以求的学子，她是辉煌的圣地，她是不朽的传奇，她是佛子心中永远都不愿醒来的梦。这次能有缘瞻礼这神往已久的圣地，自然是十分荣幸的。

　　那烂陀距离王舍城只有15公里，清晨从王舍城出发，到那烂陀的时候，遗址公园还没有开门呢。然而只是在外面远观，就会感觉到与其他佛教遗迹颇为不同的一种气息，是一种无数天才和智者温养出来的丰厚与博大的氛围，一种用知识累积出来的不可逾越、令人仰止的气势。

　　大门打开之后，我们是第一批进入遗址公园的游人，前面的大路和遗址中空无一人，我们好像一下子走入了历史。首先来到一排排高大的多层僧房，墙壁难以想象的厚实，空间如此的宽裕，从采光到排水，建筑的每个细节都设计的大气、舒服。僧房围绕着空旷的广场，正是曲终人散的大讲堂，越是空旷就越激发人想象它智者学人荟萃的过去，多少场精彩的讲座，多少次激烈的辩论就发生在这里。高高的残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伫立遐思，思想一下子回到了千多年前，或许你我就持钵行走在面前的回廊里，拐角的台阶上，每日沉浸在这美妙祥和的氛围里。拾级而上，看到又是一番天地，佛龛、讲台、古井，似乎每个角落都闪过那些熟悉的身影，仔细倾听，他们在唱颂梵音清越的偈颂，他们在演说义理深邃的妙法，静下心来小坐片刻，或许还能闻到燃起旃檀的幽香。

　　从僧房走出，高大巍峨的舍利弗大塔就矗立在面前，残留的巨大斜面直贯上下，气势非凡。塔前是一段残墙，残墙两面是下方上圆的两座塔，大概有十几米高，四面嵌有佛龛和佛像。大塔的四周则星罗棋布着更小的一些供养塔，姿态各异。如果能沿着塔北的古台阶登上塔顶，整个那烂陀遗址区就尽收眼底了，可以看到东面一排八个僧院的遗址都是整齐的相邻而建，大门一致朝向西面；西面的一排是几个佛殿遗址，都是由一个中央大殿和四周的附属建筑组成，面向着僧房。再向北面远处眺望会发现一些未被发掘的土堆，上面都覆盖着杂草，据说目前发掘出来的遗址只是那烂陀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已经让我们如此震惊，想见当初的规模是多么宏大。

　　如果断壁残垣还不能充分激发你的想象，不妨看看古人的描述。在玄奘和义净大师的记录里，那烂陀的建筑无比辉煌壮丽，自然环境美的超出想象，《慈恩传》云那烂陀寺：

　　“……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加以渌水逶迤，青莲菡萏，羯尼花树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诸院僧室皆四重，重阁虬栋，虹梁绣栌，朱柱雕楹，镂槛玉础，文[木*((奐-大)/比)]甍接瑶晖，榱连绳彩。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而那烂陀寺真正伟大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她的建筑，而是因为她的“俊才高学”。多少年来，这些第一流的大学者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学僧前来求学，这里的佛教律仪和修行仪轨是全印度的模范，这里的教理研析与修行实践都对其他地方的佛教信仰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一次那烂陀对佛教的新侧重点的转向都书写了新的历史，可以说了解那烂陀的历史也就了解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脉络，因此这里不逞浅陋，简略的介绍一下那烂陀历史上的一些瞬间，以期读者对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烂陀历史

　　关于那烂陀名称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与佛本生故事有关，世尊过去世曾经是一个大国王，建都于此地，由于他特别喜欢布施，无有疲厌，故而被称为“那烂陀”，意译为“施无厌（na-alam(下点)-dā”。那烂陀寺即以此为名来纪念这位国王。《大唐西域记》上说，当地的老人传言此地南面庵摩罗林中有一水池，当中有一龙名为那烂陀，寺院名称由此而来。义净的记载与此类似。另外一种说法则说那烂陀可以被解释成nalam-da，即赐予莲花（之地）。

　　在佛世时，五百商人曾经购置此地的庵摩罗园供养佛陀，佛陀遂在这里度过三月夏安居，这些商人因为听闻佛法而证果。由于那烂陀距离王舍城并不太远，佛陀前往或离开王舍城时经常在这里休息和说法，阿含经中也有多处提到了“那烂陀庵摩罗园”。佛陀从王舍城出发前往吠舍离并最终于拘尸那迦涅槃的最后行程也路过了此地，《大般涅槃经》上有所记载。

　　耆那教的经典中描述佛世时此地有很多佛教殿堂，大概和那烂陀庵摩罗园有关。这里也被认为是尊者舍利弗的诞生和入涅槃的地方，而目犍连出生的村庄则离此不远。据说阿育王曾在此地供养舍利弗塔并建了一座佛堂。至于那烂陀寺正式建立的时间则因年代的久远而无法确切考证了，这里只是依据各方资料作以简单的分析。

　　现世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此寺建立于五世纪，因为依照目前为止考古发掘的结果，出土的东西还没有早于五世纪的。而且法显大师曾经在五世纪来到舍利弗尊者出生的“那罗聚落”，并没有记载那烂陀寺，似乎那烂陀寺应该是之后才创建的。不过这种说法仍有很多疑点，首先，如果此种说法成立，则建寺据玄奘大师到时不过二百年，尤其是玄奘大师所记载古代建寺的六王中后面几位则年代更近，那烂陀寺耆旧高龄的上座（戒贤就活了一百多岁）或者这些上座的师辈可能就是和他们同时或略晚的，尚不至于连这都搞错。而且从建寺的帝王名字上看，除了前两个勉强可以说成是笈多朝的两位帝王，其他几个年代近的反而对不上号，更于情理不合。至于法显到时没有记载，这可能是另有原因的。因为《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舍利弗本生村落距离那烂陀寺大概还有30里左右，并非完全在同一地点。一个寺院盛衰无常，当时那烂陀大概没有玄奘到时那么辉煌吧，法显没有特别留意也可以理解。考古发掘自然是先发现年代较近的地层，恐怕也难以作为证据。

　　南传佛教（Nikāyasam(下点)graha汉译待查）记载第三次结集后，大众部曾经在那烂陀集会讨论，这与《多罗那他佛教史》中大乘五百阿阇梨在那烂陀商议建寺的记载是一致的，而且《慈恩传》有“建立以来七百余载”的说法，三传佛教史料的看法基本一致，即那烂陀大概是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建立的，本书暂用此种说法。

　　在建立之初那烂陀寺就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重要基地，《多罗那他佛教史》记载该寺收藏了大量大乘经典，在罗睺罗贤时代得到了发展，在龙树时代达到兴盛。不过在龙树和提婆时代，那烂陀寺的规模也并不大，大概只有几百人常住，史书上还记载龙树菩萨通过修持旃提迦天女法为这些大乘僧众获得供养的故事。龙树修法成就后立下一个紫檀木橛，和天女约定，紫檀木没有变为灰之前都由天女为那烂陀僧众供养生活所需。后来一个沙弥贪恋天女的美色，被天女诱使烧掉了木橛，天女遂从那烂陀隐去。

　　后来龙树离开那烂陀到南方行化，婆罗门马鸣（印度历史上不只一个马鸣，汉传和藏传的记载有些不同之处，这里依藏传的记载，此马鸣又被称为难胜黑色）来到那烂陀寺，寺中的大乘僧众都辩论不过他，写信请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迅速前来应对。提婆三次辩论令马鸣完败，马鸣想利用神通从空中逃跑，被提婆捉住，关到寺庙的图书馆里。传说马鸣被困无聊时随便翻看佛经，看到佛陀一生的事迹受到极大的触动，写下了《佛所行赞》。他也成为大乘比丘，后来写下了好多赞颂三宝的优美诗篇。

　　龙树、提婆和马鸣是开显佛陀大乘法教的重要人物，对整个北传佛教有着根本性的贡献，不过在那个时代，信仰大乘佛法的僧众在总数上和小乘还是没法相比的，作为大乘佛法重镇的那兰陀寺僧众也不像后来那么多。但是那烂陀收藏的大乘经典却堪称完备，当时有三座藏书的法库，其中一座有9层之高，可惜经过一次大火，大半的经典被毁，后来被汉藏两地翻译过去的只是存留下来的少部分经典。

　　继龙树提婆之后，那烂陀寺又经历了几次兴衰，之后便迎来了大乘佛法的另外两位伟大的祖师无著和世亲。无著和世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她们的母亲是对大乘佛法有不可夺移信心的伟大女性，为了兴盛大乘法教，虔诚祈祷而生下他们，影响了其后整个佛教的历史。兄长无著从弥勒菩萨闻法后，在各地宏化大乘，调伏了很多外道。当时从他听法的人很多，因为他无偏私地弘扬佛法，声闻众也对他特别尊敬。他晚年在那烂陀寺讲学，前来辩难的外道都纷纷被他折服，皈入佛教的门下。弟弟世亲本来修学的是声闻乘的佛法，对兄长弘扬的大乘法教很不理解，说了不少挖苦的话。后来机缘成熟，无著派去两位比丘向他先后诵出了《无尽慧所说经》和《十地经》，他才幡然悔悟，乃至要割舌来忏悔诽谤大乘的罪过。在兄长的劝说下，他皈入大乘，以弘扬大乘来忏悔罪业，成为了伟大的论师。世亲继无著成为那烂陀的主持，他修习陀罗尼获得殊胜的三摩地，众多经典都是过目不忘，据说佛陀时代之后，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多闻的人。他不舍昼夜的写造论著，弘扬大乘，直到晚年才离开那烂陀前往尼泊尔。

　　无著和世亲的另一大贡献是对戒律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的努力，那烂陀寺的僧伽极为清净，为其奠定了长久兴盛的基础，所以后来玄奘义净等人对那烂陀寺僧的行仪都是赞不绝口。大概在这个时代，中观派的僧护也出世了，后来中观派的很多大师都是出自他所传的这一传承。

　　那烂陀寺作为大乘法教的根据地总是不停的受到各方的冲击，在有大祖师在的时候，这些冲击最终都化作了支持佛教的力量，而祖师不在时，也难免有所闪失。世亲之后那烂陀曾经面对过一次极大的婆罗门辩难的危机，而这一切就要由另一位伟大的阿阇梨——陈那祖师来化解了。

　　陈那出生于南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之家，他天资颖悟，很早就对外道经典和声闻乘的经典都非常通达，乃至委婉的讽刺他犊子部的老师见地上存在问题。最后陈那成为世亲（有学者认为这个世亲和前面的世亲不是一个人，不过也没有充分证据）的弟子，听受了大小乘全部经典，受持明咒，成为能从文殊菩萨随愿闻法的大阿阇梨。他成功破斥了所有外道的辩难，赢得了“辩论之尊”的称号。陈那菩萨在那烂陀并没有常住，但是他后来写作了被称作“一切论著的眼目”的因明学（相当于逻辑学）著作——《集量论》。因为这部论著，那烂陀的僧众在与外道辩论上有了很大的优势。

　　这个时候，中观派的清辩论师和佛护论师，瑜伽行派的安慧论师等也纷纷出世。其实无论在龙树时代还是在无著兄弟时代，大乘佛法并没有明显的派系分化，只是演说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而清辩论师通过标立中观与唯识的差异使得这两大体系的分野呈现了出来。虽然圣者之间往复的辩论有利于法义的昌明，但是若为愚人所用则沦为派系的斗诤，其后佛教的历史无不在印证着这一点。

　　佛教内中观和唯识最伟大的辩论发生在月称和月官之间，辩论持续了七年之久，而地点正是那烂陀。月称是那烂陀寺的大论师，据说从清辩和佛护的弟子那里学习了中观的学说，月官则是东印度的一名居士，从安慧那里学习过唯识；两人在那烂陀相遇时，都已经是极为著名的大学者了。这场辩论中，月官向观音菩萨祈祷闻法，而月称则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人间的辩论成为两位大菩萨悲智双运的展现，唯识和中观的宗义得以充分的彰显，令人拍案叫绝的场面是层出不穷的。长达七年的辩论也影响感化了周围围观的百姓，那烂陀附近的小儿都会背诵一些偈颂，这就是真正圣者辩论的风范，没有相互的伤害，而让佛法的真义能够普利世间。辩论的结果依后来中观学者的说法是月称获胜，但是恐怕是一家之言，同样有传说说，月官的大悲心使得他的论著利益了更广大的众生。后来月官离开了那烂陀到别处宏化，义净曾提到在东印度有一位伟大的居士叫日月官，不知是否即是月官，义净到的时候他还健在，义净称他为“大才雄菩萨人也”，对他的才学倾慕不已。

　　寂天菩萨大概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他虽然有高深的内证功德，但是却喜欢低调行事。在那烂陀寺他每天吃五大升米，却不参加闻、思、修的活动，整日睡觉。众人认为这种浪费信众施舍的人应该驱逐出去，于是举行诵经大会依次诵经，希望没有学识的寂天知难而退。当轮到寂天诵经时，他登上法座问大家诵听过的经典还是没听过的，大家为了让他难堪，就说想听没听过的，于是寂天菩萨诵出了《入菩萨行论》。当诵到“若实无实法，皆不住心前，彼时无他相，无缘最寂灭。”时身体腾空隐形，诵经之声不断。诵完此论，寂天便离开了那烂陀寺，这部论典被获得总持的班智达记录下来，流传至今，成为藏传佛教极为重要的论典，历来被各派大德所共同推崇。

　　这个时期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学者受到佛教深刻哲理的启发也发展了婆罗门教的弭曼差与吠檀多哲学，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鸠摩罗利罗和商羯罗，这些因混杂佛教义理而极具迷惑性的学说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很多佛教信仰者都辩论不过他们，一时缺少天才的那烂陀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伟大的阿阇梨法称出现了。法称的出身也是南印度的婆罗门，他很小就通达了吠陀的教理，因为喜爱佛教的教义而被婆罗门驱逐。他后来师从护法而精通三藏，又从陈那的弟子自在军听闻《集量论》。据说他第一次听闻《集量论》理解就和自在军相同，第二次听闻理解就和陈那相同，第三次听闻时已经可以指出他的老师理解中有偏差的几处地方了。法称在辩论中多次大败外道，维护了佛教的尊严。他还写作了《七部量理论》发挥陈那的因明学。

　　因明学对于辩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陈那《集量论》一出即风靡整个印度，内外道都要借用他的逻辑框架来梳理自己的思想。而辩论能否获胜不仅要看所持的教义，也要看个人运用逻辑工具的能力，所以外道取得辩论的胜利也是不难理解的。法称发展了陈那的因明学使得佛教在辩论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只要不是资质相差太远，学习法称学说的那烂陀僧众都可以在辩论中将外道击败。

　　法称并没有在那烂陀多作停留，护法之后主持那烂陀的是戒贤论师，也是玄奘三藏的恩师。玄奘大师到达那烂陀之前已经在印度游历了三年，颇有一些名气，那烂陀专门派出了二百名僧众前往下面的寺庄迎接法师入寺。奘师入寺后即觐见了戒贤长老。玄奘大师前来印度的最重要目的即是学习总赅三乘的《瑜伽师地论》，来解决汉地佛教内的一些矛盾分歧，能够亲炙戒贤这样的瑜伽明师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交谈之中玄奘得知，三年前九十多岁高龄的戒贤得重病想要舍报往生，梦中菩萨点化告诉他一定要等到支那国求法的僧人前来，传授给他瑜伽论，戒贤遂放弃了舍报的想法，病也自然痊愈了。而今三年已过，玄奘真的来到面前，怎不令人感慨万千。玄奘得知自己三年前为弘扬佛法的一念真诚发心而有此殊胜因缘，悲喜交集，不能自已。

　　以玄奘的超人天赋和他之前在语言和教理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很快就跻身于那烂陀受持五十部论典的十大法师之列。他在那烂陀寺广泛学习各家论典之后，仍不满足，遂到印度各地向多位大德参学，最终成为集大乘佛教之大成的伟大学者。他回到那烂陀所著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得到戒贤三藏和众多大德的一致赞许。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大师建立大会，以此二论标宗，邀请各地的外道来辩论，结果十八天内无人敢于破斥，大师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玄奘之后三十年左右，义净也来到了那烂陀寺，他在那烂陀居住的时间比玄奘还长，大概前后有十一年之久。与玄奘不同，义净求法的核心目的乃在于戒律，那烂陀戒行清净的僧团无疑是佛陀立下的戒律仪轨的生动范本，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多有对那烂陀寺的建制和僧团日常生活的描述，以期纠正国内一些不合适的做法。这个时候在那烂陀学习的东亚僧侣有十几人，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义净对这些同学的事迹都有饱含深情的记述。

　　玄奘、义净时代的那烂陀还是相当兴盛的，常住僧众有三四千人，加上短期参学的各类人员，总数达到万人左右。寺内善知识很多，每天的讲座都在百场以上，讲授的内容不仅包括大乘佛法，也包括佛教其他部派的学说，语言、逻辑、医药、艺术、自然科学类的知识，甚至婆罗门教的吠陀都可以在那烂陀很方便的学到，其开放的教学方式与自由的学术空气可见一斑。国王拨出一百个村庄来负责供养这座大学，有二百户人家负责准备师生每日的饮食。在很多层面上，这座寺院既和现代的大学有相通之处而又有佛教的特色，值得今日佛学院的管理者仔细研究。

　　此时真言乘已经在那烂陀方兴未艾，义净说他对此也非常向往，屡入坛场，不过修习真言乘需要长时期的专注努力，他因为发心学习戒律和其他论著而无法深入此法。不过他的同学道琳似乎对此颇有所成，后来还专门到盛行咒藏的西印度学习。虽然密宗的持明传统很早就已经在大乘佛典中出现，但以真言乘和金刚乘这样系统化教言的面貌应现于世，则是五六世纪的事情了，而这些教法系统在那烂陀站稳脚跟则要更晚一些。在义净时代，有一位弃王位少年出家的法师称得上是深谙此道，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就是善无畏。

　　善无畏在那烂陀出家时年十九岁，其时玄奘已经离去，义净尚未到来。他跟随密教大德达摩鞠多学习多年，得到总持瑜伽三密的全部传承，后来四方行化，在修证炉火纯青的晚年，以八十高龄来到中国，译经宏教，开演胎藏部密法，奠定了唐密的基础。比其稍晚的金刚智十岁即在那烂陀出家，广泛学习各种世间知识和佛法，三十一岁时学有所成离开那烂陀到南印度学习金刚部的密法。金刚智在各地学习宏化数年之后于开元八年（720年）来到了洛阳，广传金刚部密法。善无畏、金刚智、一行、不空等人开创了唐密一派，虽然数代之后国内的传承断绝而仅存于日本，但是其对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则一直延续了下来。

　　时光流转到了波罗王朝，在波罗王朝的早期，那烂陀寺的大堪布寂护和莲花生来到了西藏，其时正是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在他和两位大师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兴盛了起来。虽然之前西藏也有佛法零星传入，但是真正开创藏传佛教前弘期局面的是这三位伟大的前贤，他们被后人亲切称为“师亲三尊”，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

　　波罗王朝早期兴建了飞行寺（Odantapuri，又称欧丹多补梨寺），后来在达摩波罗王时又兴建了超戒寺（Vikramaśilā，又称毗诃罗摩尸罗寺，超岩寺等），加上具有悠久历史的那烂陀，形成了三大寺并弘密乘的局面。由于达摩波罗王对超戒寺的高度重视，其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当时的那烂陀，超戒寺取代那烂陀逐渐成为弘扬密法的核心地，后来的超戒寺主往往兼领那烂陀寺。在我国的北宋早期，还有法天这样来自那烂陀的密乘法师进行翻译工作，不过因为证量与时运的关系，缺少弘法的机缘，和唐朝开元三大士的影响已经无法相比了。

　　这个时期八十四大成就者中很多都出世了，但是他们大多数要么混迹市井，要么隐修山林，和那烂陀这样的学术中心没有什么交涉，但像那洛巴这样的大祖师除外。依藏传佛教的记载，那洛巴是超戒寺的六贤门（六位核心大学者）之一，不过也有说是那烂陀寺的大班智达，既然当时两寺之间兼任教授师的现象并不少见，也不妨同时成立。他的传记说他放弃了那烂陀主持之位，跟随上师帝洛巴寻求最终的解脱之道，这对那烂陀寺那些沉迷于思辩之道而离真理越来越远的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警钟。

　　比此时稍晚，超戒寺迎来了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祖师阿底峡，继六贤门之后，他成为了印度佛教的中流砥柱，他的各个方面都堪称是佛法中理想人物的完美展现。在阿里国王和王族以生命为代价的多次迎请之下，阿底峡终于来到了西藏，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局面。阿底峡入藏对印藏两地的佛教来说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藏地能够迎请到这样住持一代法教的大祖师是相当幸运的。这个时期，虽然在那烂陀等地不乏有证悟、有善巧的阿阇梨和班智达，但是总体上来说佛法已现衰相了。

　　在十一世纪，随着来自西北部的那些穆斯林强盗走入印度人的视野，一种新的密法应此劫运而应现在世间，这就是时轮乘的密法。虽然无法考证其最早出世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小时轮足在十一世纪那烂陀寺的辩论中成为了胜利者，这一传承也逐渐成为三大寺的学者学习的对象。在十二世纪初时轮法传入了西藏，为后来的觉囊、格鲁等派所重视和推崇。

　　接下来的故事是那烂陀最后悲惨的历史。波罗王朝日渐衰败，瓦解为很多小国，而穆斯林经过几百年的无耻努力也打通了通往印度的通道，到了十三世纪，一群小股骑兵入侵比哈尔，大肆烧杀抢掠。巴哈底耳（Bakhtyar）等人占据了飞行寺，并且不断侵扰不远的那烂陀。最终他们摧毁了这座千年宝库，尽全力放火焚烧寺院，杀死了所有见得到的“光头婆罗门”（实际上是佛教僧侣）。

　　有的时候不禁怀疑历史在开玩笑，其实这些穆斯林的武力并非有多强大，当时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信仰佛教的政权，不要说后来横扫欧亚的蒙古人，宋、辽、金、西夏随便哪个派出军队大概都不难将其打败，可是当时印度小国间的战争频仍，加之刹帝力式的古典战法的局限，居然就让这些散兵游勇的强盗横行于印度北部，毁灭了佛教的圣地。他们把大学当作堡垒，把修行慈悲忍辱的出家人当作敌人来杀戮以表现勇敢，令人无话可说。佛教更关注个体的解脱而非王朝的更替，无论统治者是什么民族，原来有什么信仰，只要有基本的交流，就不难逐渐了解佛教的伟大精神，即使不信仰也会尊重，这样佛教就有了利益世间的因缘。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月氏人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无疑都有交流的可能。可是这些穆斯林入侵者完全不同，他们以杀人作为上天堂的资本，以毁灭文化作为成功的标志，这还有什么好说呢？

　　恰译师却吉贝1235年来到那烂陀时只看到一片狼藉，一位老比丘颇为悲壮的在废墟中教授着几十名学生梵文文法，即使这样还要防备穆斯林随时的偷袭。在这座曾经的佛法宝库里，恰译师显然一本需要的书籍也没得到，只能慨叹生不逢时。之后这微弱的努力也渐渐淡去，佛教逐渐从这个地区蒸发了。

　　最后我们似乎应该对佛教在印度的消亡稍作一点解释性的探讨，从而更冷静的来看待那烂陀大学的历史地位。把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完全归结于穆斯林入侵，或者印度教的反弹，显然是不够的，这毕竟只是外因，还需探讨其内在的原因，对此佛教史家则有似乎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佛教发展到了密宗，吸收了大量印度教的神祗和仪轨，导致失去自身特色并且产生了道德的败坏，从而导致佛教消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佛教发展到密宗，教理的研究日趋高深隐秘，逐渐学院化，脱离了一般民众，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这两种观点看似有理，不过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对于前一点来说，藏传佛教从莲师调伏土著鬼神开始就融入了所谓民间信仰，但是她历经千年，经历大的法难并没有消亡，即使因为对教义的误解存在道德危机也会有大德出世力挽狂澜；而后一种观点显然低估了民间对信仰的消化能力，实际上，在南传佛教的国家，尽管寺院里宣讲着正统的上座部教义，民间的鬼神信仰决不比其他地方少，看来很不协调的寺院教理与民间宗教完全可以很好的一同存在。

　　实际上这些观点的前提都是“如果不出现大的问题，佛教应该在印度一直存在下去。”而这恰恰是令人质疑的。从佛教来看世间事物的发展无非是成住坏空的展现，从一开始就有了消亡的起因了，一个发展的轨迹昭示的是众生共同业力的作用。佛教在印度发展到密宗，实在是这块土壤所能产生的繁美到极至的花朵，她应运而生，也因缘而灭，产生的土壤不一定适合继续生长，这也不是佛教独有的特点。尤其是佛教对人世本质的洞察，对欲望和思维的解析，和对他人慈悲忍辱的精神，本来就是这个世间稀有的珍宝，很多人不接受也并不奇怪，众生如果缺少对真正的自由与解脱的向往，也只能隐去。所以佛陀悟道后才对劝请说法的梵天说，止、止，吾法妙难思！由此应该对三传教法中守护传承的历代祖师生起由衷的敬意，更加珍惜今天仍能得到的这些珍贵传承。正所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每个佛教的信仰者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这并非悲观消极，而是客观分析这个世界得出的结论，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学法利生。

　　至于那烂陀寺，与其说她是一个摇篮，不如说她更是一个舞台。的确，她培养了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而且很多人也是颇有修证的，但是佛教历史上那些划时代的大祖师都不是学院环境中造就的。龙树提婆，无著世亲就不用说了，他们的老师在那烂陀根本不可能找到。而像陈那、法称这样力挽狂澜、开创风气的因明大师都只是智慧通达后，在那烂陀维护佛法的尊严而已，传授完护持法教的理论之后，就马上离开。至于像寂天、那洛巴这样踪迹不定的大成就者，无疑那烂陀只是他们利益众生的一个机缘，他们善用这个机缘却绝不受其束缚。这些都体现了佛法的学院化教学与个体修学的一种内在矛盾：学院化教学为大批培养人才提供了条件，但佛法的真谛却从来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学院式的理论教授而得到证悟。

　　如果能冷静的看待这一点，就会明白那烂陀是无愧无憾，她以谨严的戒律保证了千年的正法住持，树立了利益世间的大乘法幢，为伟大的上师和莘莘学子提供了教与学的平台，从而为深入的佛法修证打下基础，积累知识和这相比算得了什么，这才是那烂陀的光荣。溯本求源，今日的佛学院的创办者应该借鉴于此，对学院化教学的特长与局限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对佛学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遗迹介绍

　　游人在被那烂陀建筑遗址的宏大气势震撼的同时，如果对当时僧众的生活产生了兴趣，这里可以作一些参观的简单提示。

　　现存的僧房遗址只是墙基的形状，当时的僧房是十分高大的，义净法师记载，这些僧房一般有三层，每层层高3米有余。在四周僧房的前面，以及在各个建筑的连接处，过去都是有回廊的，这样不仅美观，而且可以保证雨季中在寺院行走的方便，这个传统被汉传佛教的寺院继承了下来。不过在那烂陀，木质结构早就被烧掉了，有的僧院前面还留有残存的石柱或柱础。

　　义净法师还记载僧院都有四面，每面九间，这都和现在发掘的结果一致，大概这样的规模比较利于教学和修行。僧院设计成四周的禅房（即宿舍）围着中间的空地也是有特别考虑的，因为当时每个宿舍的门都只能安一扇，留出的空间不能安帘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监督，不允许任何人有私密的空间。一方面每间屋子只能住一个人，保证个人的修行不受打扰；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个人在里面放任自流，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律制为修学提供了保障。据义净法师描述，那烂陀寺的僧法极严，不容私情，不白大众而用“下至半升之粟者”马上被驱摈出门。

　　在僧院当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排水设施，有的僧院遗址部分的复原了这些设施。在1号僧院的僧房中还可以看到当初插木梁的凹槽，就可以大致想象当时的层高了。在各个僧院中间的广场上可以看到讲台、水井等遗址，有的还留有佛龛。特别是在6号僧院，可以看到一个双层的大灶，其用途尽管说法不一，但最有可能的是染袈裟时煮染料的。在部分的断墙面处，可以看到被烧得炭化的古砖，这显示了当时大火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1号僧院修复的高大墙壁被分出三个层面，据说代表了相互叠加的三个时代的建筑，不过这种说法令人怀疑。

　　在僧院的西面是几个佛殿的遗址，都没有佛像存留了，不过有的还留有佛像的基座。佛殿的正面都是缓缓的斜面，使得并不很高的佛殿显得非常神圣庄严。佛殿四周有些砖雕还未被破坏，可以一观。在13号佛殿的遗址上还出土了铸造金属像的炉，表面当时这里有造小型金属像的小作坊。据义净法师记载，那烂陀寺每日里有专门负责唱颂的法师在各个佛殿和僧院的佛像前逐一供养唱赞，从下午唱到日暮才能完成，游人不妨想象一下当时香熏十方，梵音响彻的场景。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僧院东面的一个方形佛殿遗址——2号佛殿遗址，它的台座上有大量姿态各异的生动浮雕。浮雕的人物包括各类菩萨，度母，自在天，财神，明王等等，这些浮雕显然和密宗有关。种种的迹象表面，这里很可能就是义净所提到的密宗坛场，值得有关人士进一步研究。

　　舍利弗大塔自然是游人特别关注的地方，不过我们到的时候不允许上塔，只能在四面远观，很多保存尚好的佛像因为看不清楚无法详细介绍，只能留待以后了。

　　其他

　　那烂陀的考古博物馆值得一看，里面的藏品包括那烂陀出土的铭文、圣像、印章和陶器。其中7号僧院遗址出土的铭文记载了一座度母殿的建造，那上面写到“世界之装饰，以惊奇之方法，超过帝释天之宫殿”，而另一件八世纪的铭文则描绘了那烂陀的壮丽全景，充满溢美之词。当然，对佛教信仰者来说最熟知的还是缘起赞的铭文，它出现在佛像的基座、背光和一些砖上。

　　圣像包括了佛像，菩萨像，度母像和护法神像等等，除了少部分是笈多朝的之外，大多数是波罗朝的作品，有的保存尚好，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很多伟大的雕像肯定都被毁掉了。这里还有上写“大那烂陀寺尊敬比丘僧团” 的印章，是至关重要的考古学证据。陶器则是生活用具，并无特别之处。

　　那烂陀寺附近有中国政府出资依照中国风格建筑的玄奘纪念堂，印度独立后所建的那烂陀佛法修学中心，以及由来自青海的福金喇嘛于1941年创建的中华佛寺，有时间有愿望的话，都可以前去参观。

　　顺便提一下，在比哈尔邦的巴迦普尔（Bhagalpur）还有一个据说是原来超戒寺（Vikramaśilā）佛殿的遗址，该地距离巴特那和菩提迦耶大概都有300公里左右，去的人很少，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当然，就发掘状况来说，那里是无法和那烂陀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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