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历史上藏传佛教在国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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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历史上藏传佛教在国内的传播

　　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继位执政后，确定了利用宗教统辖西藏的策略，并选中萨迦派作为联系的对象。1244年，阔端写信邀请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1247年，萨班赴凉州与阔端会面。《蒙古源流笺征》(卷四)中说：“(阔端)即遵萨斯嘉?班第达之言，首兴宗教于边界蒙古地方。”《西藏王臣记》作了类似的记载。从此藏传佛教在西部蒙古开始传播。萨班写信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明确表示臣属于蒙古，阔端则承认萨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务。

　　1253年，忽必烈西征入大理，途经六盘山，派使到凉州迎请萨班，表达了他对藏传佛教的敬意，此后接八思巴到上都与之会晤。1258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辩论，八思巴为佛教代表，一举夺魁，表明忽必烈支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态度。1260年，忽必烈称汗于开平，封八思巴为国师， “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并接受八思巴为之举行的灌顶仪式。1269年，遂升八思巴为“DB法王”、“统领天下释教”。1280年，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DB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阔端至元亡的百余年中，“累朝皇帝，先受戒九次，方正大宝”。上自皇帝、宗室、后妃，下至王公、大臣、显宦、庶士，无不归敬藏传佛教。元代，京城广建寺庙，香火缭绕。

　　蒙古统治者扶植的藏传佛教不限于萨迦派，对于噶玛噶举也推崇。忽必烈和蒙哥分别接见噶玛拔希，这一系统也一直在皇室中传授密法。

　　元亡以后，蒙古各部普遍注目于藏传佛教。1566年，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之孙彻辰台吉奉命进兵藏区时，为军事上的需要，皈依佛教。此后，他就向俺答汗进言：“今汗寿已高，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唯在经教，先贤曾言之。今闻西方纯雪地方(指西藏)，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祈遣使请来”。同时劝请俺答汗仿效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故事。1571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派阿升喇嘛向俺答汗传教，俺答汗部属始皈佛教。从1574年起，俺答汗多次派人赴藏邀请索南嘉措前来蒙古。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大的法会，聚众10万人，受戒的蒙族多达千人，仅土默特部就有108人出家为僧。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接受灌顶，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开始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随后，在今呼和浩特立庙，这就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甘珠尔庙。此后，黄教寺庙接连建成。

　　1583年，俺答汗卒，他的继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请蒙古各部汗王及三世达赖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借机讲经说法，蒙古右翼各部先后皈依黄教。1536年，索南嘉措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尔喀部阿巴岱汗，远道前来拜会索南嘉措，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阿巴岱汗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回去，在今乌兰巴托建立了喀尔喀第一座黄教寺院额尔德尼召(光显寺)。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索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家族中的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

　　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1640年，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封建主们争相把土地、牲畜、金银财宝等布施给寺庙，同时免除寺庙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它封建差役。《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凡蒙古地区迎送达赖喇嘛，都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增进了蒙汉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作用。乾隆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代在北京、多伦诺尔、承德等地修建黄教寺庙40余座。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更多，草原上出现许多华丽的寺庙建筑群，仅漠南就是“旗旗有庙”，有的大庙喇嘛人数多达数千人。清廷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西夏的传播

　　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的确切时间不明。西夏仁宗(1140—1193)时，在大度民寺举行的大法会上，同时诵读藏、汉文藏经，说明西夏已接触藏传佛教。仁宗很崇敬噶玛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曾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弟子藏索格西被西夏王尊为上师。萨迦派扎巴坚赞的弟子琼巴瓦国师觉本，也被西夏王奉为上师。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藏传佛教在西夏占有重要地位，对西夏西部的影响尤为强烈。

　　在青海的传播

　　朗达玛灭佛，西藏僧侣纷纷到青海避居，藏传佛教开始落脚扎根。元朝，西藏僧侣经青海而往来内地络绎不绝，青海地区的喇嘛教空前繁盛起来。元顺帝至正年间，宁玛派和噶举派先后在青海化隆、玉树等地传播，建造了夏琼、拉秀等寺院。此后萨迦派在西藏失势，一部分僧侣流亡到青海，也建立一些萨迦派寺院，后多改归格鲁派。1560年，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湟中县鲁沙尔镇修建了衮本坚巴林寺，格鲁派在青海东部广泛流传起来。此时，蒙古俺答汗皈依格鲁派，迎请三世达赖，使格鲁派在青海的势力大增。1596年，格鲁派在衮本坚巴林原址上，建成了著名的塔尔寺。1604年，建成郭隆寺(今佑宁寺)，1647年建郭莽寺(今广惠寺)。格鲁派在青海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

　　在甘肃的传播

　　甘南藏区是历史上安多藏区的组成部分，朗达玛灭佛时，有些吐蕃僧侣来到安多，这里开始受藏传佛教的影响。13世纪蒙古势力占据河西，萨迦派影响到武威一带。明清时期，格鲁派势力也进入甘肃藏区。和硕特部蒙古固始汗的曾孙察汗丹津邀请拉萨哲蚌寺的嘉木祥前来选定寺址，兴建拉布楞寺。寺成后，察汗丹津布施了大量资财等，使拉布楞寺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1718年，嘉木祥受清帝封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准着黄马褂。嘉木祥二世活佛受乾隆敕封前后，又建起许多属寺。同时，加强和完善拉布楞寺的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寺院集团政教合一的权力。此后，嘉木祥三、四、五世历受清王朝的封赐，势力日增，辖地更广，属寺多达108座，广布甘、青藏区。

　　拉布楞寺以讲经持律、治学严谨而闻名，产生过许多有学识的高僧大德。嘉木祥一世阐发佛教五部大论的著作，被很多寺院奉为必读课本。

　　藏传佛教对裕固族的影响深刻。裕固族地区共有十个格鲁派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

　　在四川的传播

　　当藏传佛教从11世纪中叶以后次第形成各种教派的时候，就陆续传进四川藏区，建成一批寺院。属宁玛派的噶陀寺，12世纪由伽当巴?德谢喜巴喜建于今白玉县北，受历代德格土司的支持，寺主由转世相承，以财产富足著称；佐钦寺， 1684年由德格土司阿旺扎西建于德格东北，是宁玛派在康区的最大寺院，属寺百余座，遍布阿坝、甘孜和青海玉树等地；佛教学术水平较高，国内以及不丹、尼泊尔等地的宁玛派僧人经常来此求学。属宁玛派的还有白玉寺，17世纪由仁增衮桑喜饶创建于今白玉县城附近，与八帮寺关系密切，属寺近百，分布在阿坝、甘孜、青海果泊、西藏昌都的江达等地。噶玛噶举的八帮寺，由司徒却吉琼乃建于1727年，是康区最大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属寺远达云南丽江。此外，18世纪40年代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泽仁出资兴建了德格印经院，出版的藏文典籍，除藏文《甘珠尔》外，尚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书籍，共326部，4500余种，对发展藏族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叶，历经元、明、清三朝，四川藏区分别受着由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土司将大量土地、农奴赠给寺庙，同时也控制了寺庙实权。这些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经济实体，同时拥有武装和监狱。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四川藏区还有喇嘛寺庙七、八百座，共有僧尼10余万人。

　　在云南的传播

　　13世纪中叶左右，宁玛派和噶举派传入云南藏区。明末清初，黄教传入中甸，与此前传入的两教派发生冲突。到1949年，迪庆藏区尚有喇嘛寺庙24座，黄教占一半；共有喇嘛4000余人，尼姑68人，活佛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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