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培法师：告国人书

守培法师：告国人书

　　佛教流入中国已二千年，时间可谓久矣。而吾国人对于佛教，犹未能洞明其利益与性情志趣，遂以农工人之眼光观佛教徒故，谓佛徒不生利，谓佛教是迷信，是消极，无益于世。余谓作此说者，正是不明佛教之利益者也。以彼不识佛教之利益故，谓佛教无利益，非佛教真无利益也。如不识美玉者，以美玉与蛮石同观，而美玉反不若蛮石之坚牢。又如不识良匠者以良匠作小工用，而良匠反不若小工之技能。此人虽有美玉良匠，不能得美玉良匠之利益，而美玉良匠亦不能显其良美之才能，两可惜也。迨今科学发明，佛教所说，从前所谓虚无缥缈者，今多证实，因而乃知佛教之学理，驾于一切学一切教之上。 然虽知佛教之高尚，究未知其高处何在，犹以世俗之眼光观佛教，而曰：佛徒与俗人同一国民，同受国家之保护，而俗人按时生利以厚国家，唯佛徒靡但不生利，且分俗人之利。佛徒虽无利于国，而国犹爱惜佛徒，谓俗同是国民，不忍轻为废弃，但望佛徒舍其旧习，与俗人同事，而佛徒竟不能满国人之欲望，于是乃谓佛徒负国，而国所以不护佛徒，听其佛徒自生自灭。由斯佛徒如无依据之孤儿，所有之财产，时被外人侵占，所有之寺宇，恒为军警共有，佛徒际此危甚矣！

　　夫国人皆谓佛教负国人，余则谓非佛徒负国人，实是国人负佛教。何以故？尝闻善治民者，犹如良匠，量材取用，使人民各得其所。譬如农人种谷，万物生性不同，农人分别而种之，宜旱者旱种，宜水者水种，宜春者春种，宜秋者秋种，使万物各得其所，无不利焉。治民者，知万民生性不同，亦应分别而治之，劳心者劳心，劳力者劳力，智者用人，愚者用于人，各因其材而使之，宜无往而不利焉。有不善为农者，谓稻与棉皆植物也，同种于水田，同时灌溉，同加爱护，而稻则按时开花结实，而棉不但不开花结实，且焦牙败种，反有害于嘉禾。然棉虽无利于农，而农犹爱惜其棉，谓棉亦百谷之一也，不忍轻为废弃，惟冀棉改其旧性，与稻同功。而棉竟不能满农人之欲望，于是乃曰：棉负农人，而农人因此不护其棉，乃听其棉之自生自灭。忽有知棉性者，曰农人负棉也，非棉负农人。农曰：我多年业农，素以棉与稻一眼看待，并未稍有分别，而棉从未一实以利我，彼负我甚矣，我何负于彼哉？或曰：我谓尔负棉者，非培植不如稻也，乃为尔不知棉之性也。稻宜水，棉宜旱，稻得水则生，棉得水则死，尔以棉种于水，是置棉于死地，棉欲生而不能，而尔则责棉之不实，是我所以谓尔负于棉也，非棉负尔也。而若顺其棉之性，以旱地植之，无劳灌溉，自能开花结实，有益于尔，恐尔禁其不益，亦不能矣。既而农人知其棉之性矣，改种其棉，棉遂其生性，而农人果有所获焉。僧之异俗，犹棉之异稻，国人不知佛徒之生性，而冀佛徒为俗事，犹农人望棉而结稻。棉若结稻则不得名为棉；僧人若为俗事，僧即成俗，安得名为僧乎？佛徒性喜清净，俗人性喜荣华，有荣华则不得清净，有清净则不得荣华，僧俗性反。欲僧人而为俗事者，犹种棉于稻田，生且不能，利从何有？是余所谓国人负僧，非僧负国人也。若国人置僧于清净之地，隔断名利，自能成就佛法，以益国人，恐国人禁其不益，亦不能矣。吾国人若知佛徒之生性，改治僧之法，使僧得遂其生性，必大有所获焉，岂同世利而已哉！

　　国人曰：僧是倚赖性，纵使学佛有成，既不能为农为工，为商为官，于国于民何益之有？余曰：汝以俗人之利望佛子，汝为何只知养身，而不知养心耶？人心若死，身不能独活。须知俗人之利利于身，僧人之利利于心，犹如棉之利利于农，稻之利利于食。又僧俗之利，非但不同，而且相反，犹如种棉者，利在花，不在食；僧人之利在明心，俗人之利在荣身。荣身者必迷心，明心者必忘身。忘身故，不求荣身之利也。迷心故，不求明心之利也。若以僧人利心不利身为无利者，然则、俗人利身不利心，亦可谓之无利矣。比如稻实，能做饭，棉实不能饭；棉花能作衣，稻花不能作衣，农人既不以棉能衣不能食为无利，亦不以稻能食不能衣为无利，各以其长而论之，故无不利也。物既如是人何不然乎？

　　又当知：僧人之志趣，亦异俗人之志趣，僧人志在明心，其作用在破烦恼；俗人志在荣身，其作用在求富贵。以求富贵故，所以俗人求学，稍有所得，即欲求用于世。若不见用于世者，钻门求之，非得不可。既得之后，假他人之事物，求自己之富贵，只顾荣其身，不知良其心。所以古人云：天下熙熙，惟利是来；天下攘攘，惟利是往。纵有一时知其利之害者，见利即忘，其何故耶？余曰：无别，不明心理，不了身空，故如此也。以破烦恼故，所以僧人学佛，得之愈深，藏之愈密，不但不求用于世，且恐人知。纵然穷迫老死于山林沟壑，亦不自炫其道，非有知己者，恭敬求之，终不出世。既出事后，对于所行之法，只知有法，不知有身，虽粉体碎身，终不违其所守之法，非利害得失能变其志，功名富贵能夺其心者，同日语也。如伊尹无成汤，必终耕于莘野。若吕望文王，必终老于渭滨。此二者非不知富贵之荣，而不求富贵者，其何故耶？余曰：无别，能明心理，能了身空，故如此也。

　　如是佛教非无人才，亦非终老山林不为世用，为不求人知故，常困处于山林，虽有若无也。或有出世为人者，亦不能见信于世人，如今之国人而不知佛教之利益及志趣，谓佛法是消极，是厌世，于世有损而无益。所以禁其自身，及其子弟，莫到佛处，深恐一闻佛法，一见佛形，即变心行，便不能争名夺利。呜呼，与之且不受，若待价而估者，宜无出世之日矣。是知佛教终为佛教，不能普及于世者，非僧不利于世，乃世不利于僧也。

　　余谓佛法与世法，犹如药与蜜，蜜人皆喜之，药人皆恶之，非药之功用者，绝不肯食。国人不知佛教之功用，所以不肯学佛也。以上已将佛教性情，利益和志趣，贡献与吾国人矣。更将佛教利益、志趣之所以然，为吾国人说之。

　　佛教所以明心而望身者，为吾世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骄奢淫逸、悭贪嫉妒、一切恶作，无不因身见而起。如是恶作，虽有严厉之国法而不能禁止，是何故也？以其所做有利于身故，安乐自在，饮食财物为资身之具故，身见之害如此，是故吾佛破众生之身见也。若破身见者，则万恶俱修，虽使行不义亦不从，以其无所益故。忘身之益如此，故世人有破身见之必要也。吾佛知身为恶薮，以知苦而断集矣，而世人以非身计身，妄作妄为，受苦无穷，是故佛出世间，明众生自心，破众生身见也。

　　明自心者必忘其身，身忘即无我，无我即无人，无我无人，世界大同，众生之苦即我苦，众生之乐即我乐，是故诸佛菩萨以度众生为常事，犹如众生以自利为常事也。诸佛以心为我，众生以身为我，如是可知一切善行，无不由明心而来也。明自心者，纵有魔王外道强迫止其善行亦不从，以彼所作有益于自心故。若舍善行，心无所资故。迷自心者，万善俱休，虽名师善友强令度生亦不从，以彼不见其所利故，无益于身故。明心与不明心，其利害如此，可知自心不可不明，身见不可不除也。吾佛知明自心，为万善之本，已集诸功德。而世人以非心为心，妄起贪嗔，造诸恶业，受种种苦。吾佛欲令众生改恶修善，离诸苦因，故所以破众生身见，明众生自心也。

　　众生身见不除，自他不能合一，凡百事为，无非自利，纵有利人之处，亦因自利而来，可谓众生全无利人之心。诸佛自心已明，人我不分，凡百事为，无非利人，纵有自利，亦从利人而来，可谓诸佛全无自利之心。观夫古之为圣为贤者，虽不能如诸佛尽忘其身，亦能知身是幻，不重身而重道义，所以能为圣贤也。于此可知，诸佛与众生心念不同，即在身心迷悟之分别也。呜呼！明心之道大矣哉！更举一二明心忘身者，以证此说，而资观感。

　　若有禅师，率学者力田，师憩道傍，学者推车至，师伸其足。学者请师曲足。师曰：只伸不屈。学者曰：只进不退。学者推车而过不顾师足。师亦不惜其足，任彼推之。此二者，皆轻身重道，所以言必行，行必果，若学此道而为国者，必不为功名富贵艰难困苦曲其心矣。又船子禅师，为欲传其所得之道故，乃于要津设渡，以待受道者。一日夹山来参，师传道后，即履舟而没。想此师餐风宿露，力谋生活，一但道传，即没其身。盖身为载道之器，道未传时，身重如泰山；道已传后，身轻如鸿毛。若得此道而为国者，虽走火踏汤，有何不可乎！若学此道而为农工商贾者，虽无国法，亦不致有悖逆争门之事。若舍此道，而求国泰民安者，无有是处。谓佛教无益于世者，盖彼只知以利为利，不知以义为利也。

　　若曰：佛道甚高，人不易行。须知：佛道如栴檀木，片片皆香；明得一分心理，即得一分身空；了得一分身空，即增德一分道义，非必十分完成，始有利益也。尽一分力量，得一分受用，功不唐捐。若非世间之学，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也？试观现前衲子，稍通佛法，即异常人，可信余言无欺矣。古之国治者，因轻利而重道。今之国之乱者，因轻道而重利。国家治乱，可以人心趣向道利验之矣。为此愿吾国人，改其眼光观佛教，换其心量待僧人；莫求利于僧人，而求道于佛教，则国与教两得其利，吾国人可试而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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