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太虚法师：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九年作──

　　予作此论，先有欲申明者，胡君此书与佛学本无甚关系，然取而论之者，不仅以其为新近出版的国语杰作，有关于现代人心思想者颇钜，而更有二种之原因在也。胡君援用西洋学者的历史观念，以为解释演述中国哲学史底工具。予往者读日本境野哲君所著佛教史大纲，于此点亦与胡君相同，尝有不满意之感，欲藉此以一论西洋的历史观念，一也。胡君于此卷底中国上古哲学，对于佛教底评判虽仅微露端倪，然闻胡君将继是作中古、近古哲学，中国哲学之第二期，既以佛学为主干，而近古哲学亦以禅宗为普遍底关系，其对佛学将下如何之评判，必甚重大。今可于其已微露底端倪中察知大略，二也。兹论列于下枋：

    一

    西洋学者的历史观念，进化论的历史观念也。故明变而不明变中之不变；推变之发生，在于时代形势而抹煞其余相等之关系。不知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学术之发生，实于个人之才性为主因，而更有种种助缘如下：

 　　　　　　　　　　　　 ┌主因…………哲学家本人的才性
　　　　　　　　　　　　　│　　┌时势………
　　　　思想学术沿革变迁的┤　　│方俗　　 ：
　　　　　　　　　　　　　└助缘┤家世　　　……顺成的、反动的
　　　　　　　　　　　　　　　　│师友　　 ：
　　　　　　　　　　　　　　　　└奇感………

　　予读日本人近作的佛教史传，叙论释迦牟尼之开创佛教，马鸣、无著等之昌明大乘，大约不过将印度当时前后的思想学术情形趋势摹述一番，以为其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缘效果，而绝不曾于释迦、马鸣、无著等才能德性与常人不同之处，及其思想学术于现在及将来之影响，一探究考论之也！今胡适之君虽说明有三种原因：一、个人才性不同，二、所处的时势不同，三、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又说三种的效果，以为哲学价值的客观评判：一、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二、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三、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但考核其全书的精神起来，其推求原因，评判效果之所贯注的，亦只在时代形势而已。处今日之世，除却个人才性及奇感，其余的助缘，诚有可用时代形势以包括之者。然在古时交通阻隔，且中国保家世、传子孙，而帝王兼握君权、师权，教育限于士大夫，不下逮于庶民，则非注意方域土俗、家业世位、师友传习、与时代形势并重不可。且个人特殊情境下的特殊证悟，尤有足以改变其平生之性格，而发生一种特殊的思想学术以影响到群众心理者，例如人因怪病、异梦、遭贬、悼亡等等，遂一换其人格者；若王守仁因遭贬龙场，动心忍性而成大悟，遂有所谓王学者流传中华、日本，及今未衰。使王氏当时若无龙场之贬，浸溺于朝中的势利富贵，则其后来之成就究应如何，殆犹未易知也！胡适之君未能将哲学家个人的才性，特殊的感验，及其方域、家世、师友、与时代趋势兼营并顾，唯侧重时代的思想学术大趋势立论，致于古代哲学史的史料，觉得十有七八与这进化论的历史观念冲突，而悍然遮拨为十有八九都靠不住也。但在予、亦非谓古书都靠得住是真的，且予亦承认胡君所判定某书某书是伪造的、假托的、杂凑的、错集的、极有明确的证据而毫无疑义的，但也有些因为心中先存了个进化论历史观念的成见，将由于个人才性的不同，与所生长之方域家境的不同，及生平的师友特殊的征发种种不同，而发生思想学术的变化，多有与时代学术思想的大趋势不能符合者，胡君即断其为必无之事，而不知尽有可援别种原因解释之余地也。

　　又、若胡君于评判上所援的例，谓：‘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著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若此种评判，在胡君固以为是客观的，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但庄子所言的，是否命定主义，抑并非命定主义？陶渊明、苏东坡、刘伶一流人，是否庄子的命定主义所养成，抑并非庄子的命定主义所养成？古今人评判不一，胡君作此评判，亦怎见得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评判古人的是非得失呢！予谓凡评判，多少总离不了主观的见解，其要在主观的见解能圆满周到否耳。然一种的效果，亦决非一个原因所发生，一个原因亦决非但发生一个效果；其效果与价值究竟如何，亦未可据当时或暂时于思想、风俗、政治、人格所发生的影响遽为判断。正犹化学中的原素一般，与某种某种的原素化合，便成了此种现象；与某种原素化合，又成了那种现象。一种现象不单是一种原素所成，一种原素亦不单成一种现象，亦未能据其已经化合发生的现象，遽判断彼原素决定但有何种效果及与价值。何者？若遇新原素与之化合，也许发生新效果、新价值，或失却曾经化合之要素，亦能消灭其已成之效果及价值故。例如苏东坡自然也受庄子学说多少影响，但其人格决不得谓之唯从庄子学说养成的；而庄子学说，亦决非但影响得苏东坡一个人，或陶渊明、刘伶等几个人。顺世言之，周秦诸子学说隐晦了二千余年，到新近才有复兴之兆，则虽谓其效果与价值，要看之今而后；已往者、皆未足为评判是非得失的依据可也。随便的东扯一个人，西指一桩事，以为是那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即将这些效果说是那一种学说的价值，岂就算尽了评判的能事吗？

　　二

　　胡君论近世哲学，尝谓：‘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约有四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孟子的尽心、养心，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予尝谓宋以来的儒、释、道三家，是皆用禅宗打了底子的，但儒、道二家，终究是治世的、保身的，故于禅宗终究是不能彻底，而表面上三家还是各行各的：所谓儒以治世，道以忘世，释以出世。与胡君此论，似乎相合。实则释家于禅的根底上所行的形式，亦自是佛教的律宗、密宗，特与儒家不同，亦非必定是出世的。但当时的儒家硬将世间占定谓唯属于他的形式，致佛教的现行形式既与他不同，不得不谓之单是出世的了。其实、禅宗与一切佛法，皆是通为世出世间底善法的；佛教五乘中的人乘正法，便是佛教的人生哲学。居在今日，只可谓佛教的人生哲学与儒家不同，不能谓佛教非伦理的。盖佛法本是透彻出世、而亦利益世间尽未来际的，在中国但由几个出家的人于山林中保持佛教不坠，不曾用佛教的人生伦理学来代了儒教的。因中国的思想、学术、政治、风教，先为儒家独占了，佛教到隋、唐后，几几乎有易而代之之势，渐惹起儒教徒的恐慌抵抗，经过隋、唐、五代而入于宋，佛教僧徒为避免与儒家的冲突起见，乃依出世法与儒的治世、道的长生，划疆而守。故虽谓佛法在世间，尚未一度发挥其功用，其效果与价值，将看之今后的努力以为定可也。

　　大概佛法以明心见性为因地，以大悲普济为根本，以圆成善巧为究竟。胡君谓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一由不知佛法的根本与究竟，二由不知佛法所谓心性，故竟能于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的下面，连写著终是自私自利六个字！所谓妄认四大和合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不知身心外洎世界，皆是真心之所显现。若知佛法之所谓心之与性者，则心者、天地同根，物我一体的本心；性者、周遍常住，圆满清净的真性；明之者，莫公焉！见之者，莫溥焉！夫又安能将“终是自私自利”六个字连缀以成一辞哉？我近来常见浮光掠影一知半解之徒，尚不能将所要批评的东西弄个明白，便硬拖来瞎三话四的胡乱批评。以胡君清爽的头脑，明利的眼光，通平的心量，渊博的才识，深望能将佛法细心的研究一番，当真的能将古近西东的思想学术，条理通贯比较评判一下子，将各种文化及其哲学都射注到酿造今后美善的文化、真正的哲学上去。明而不取，用而不舍，不偏执著古代或近代的一二端以相排而自蔽，不亦善乎！予闻胡君作中国哲学史下卷，将有叙评佛法，故藉斯出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内，精义卓论多的很，但既与我今欲评论的目的无关系，姑请从略不谈罢。(见海刊一卷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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