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中国佛学 七、中国特色(一)儒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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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中：中国佛学 七、中国特色(一)儒学转向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就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这种中国化从学理的层面说，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儒学化。作为结果，是中国佛教逐步走上了世俗化、伦理化的道路，这种世俗化、伦理化，到了唐、五代之后，终于演化出注重世间、强调人生的“人间佛教”。本节旨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中国佛教为什么会走上人间佛教的道路？第二，如果说人间佛教发端于古代中国，那么，它是否仍然适合于现、当代的中国社会？第三，从世界范围看，人间佛教的前景如何？

　　(一)儒学转向

　　佛教的儒学化，从思想理论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佛学的心性、人性化。这种心性化在天台宗的思想中已初露端倪。天台慧思释佛性曰：“佛名为觉，性名为心。”佛性则是“觉心”，基于这种佛性理论，后来天台宗在修行方法上就十分注重“反观心源”、“反观心性”。华严宗讲法界缘起、理事圆融，但尤强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至澄观更倡“一心法界缘起”，主张“总统万有，即是一心”并且用“灵知之心”来解释“本觉”，使心逐渐具有具体心的内涵。

　　天台、华严之心性说，多具二重性，既指清净真心，又指当下现实之人心。当然，从主要倾向说，主要是指真心。这种现象到了禅宗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六祖慧能。慧能在佛教史上有“六祖革命”之称，那么，“六祖革命”的“革命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南宗思想集中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象传统佛教的经典那样艰深晦涩，而是比较通俗易懂。《坛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即心即佛”。在《坛经》中，慧能把一切众生乃至诸佛都归结于“自心”，反复强调“自心是佛”。慧能这里所说之“心”，已不象传统的佛教经典中的“心”那样虚玄、抽象，而是给人一种较为现实、具体的感觉。

　　当然，在中国佛教中，也不是禅宗一家把佛教的佛性心性化，隋唐之天台、华严二宗亦都有此倾向，为什么独有慧能南宗之倡“即心即佛”称得上“革命”呢？这里也许有一个哲学上常说“度”的问题，亦即尽管天台、华严二宗也谈心性，亦把佛性心性化，但它们所说的心性，虽含有现实人心的成份，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抽象本体之“真心”，充其量只具有从抽象“真心”向“现实人心”过渡的性质。但是在禅宗那里却不同，慧能南宗所说的“心”，虽然也常不同程度地具有抽象“真心”的性质，但从根本上说，是指当下现实之人心，这一点，慧能的《坛经》有许多直接的论述：“内调心性，外敬他人。”“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慧能这里所说的“自有等差”的“人心”、与“外敬他人”相对应的“内调心性”以及所谓善、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等，很难作为传统佛教中那种抽象本体的“真心”来理解，而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所说的那种具有善、恶之现实人心更接近。禅宗“心性”内涵的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之最著者，则是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传统佛教的对佛的崇拜，变成对“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心的宗教”。

　　“心性”之外，“六祖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把传统佛教抽象的佛性，直接诉诸现实的“人性”。《坛经》之谈“人性”，可谓俯拾皆是：“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世人性自本净，万法从自性生。……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特别是“人性本净”等等说法，直接把佛性直接诉诸现实人性的结果，是把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逐渐引向了伦理化的道路。

　　诚然，印度佛教中也有其伦理思想，如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利他济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伦理思想，但勿庸讳言，传统佛教的落点，并不在现实的人生，而是出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回应儒家的批评和指责，也经常语及人伦孝道，但其所说的多指“大孝”，如当时佛教思想家所说的“佛家之孝，所包盖广，理由乎心，无系乎发。”(《弘明集》卷八《灭惑论》)亦即佛家所说的孝与世俗所说的不尽相同，世俗所言之孝，多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敢损伤，以及跪拜赡养之类，而佛教所说之孝，则是指弘道济世，利济群生，因此，“一人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亦即只要学佛得道，则不仅能光宗耀祖，而且泽流万世，

　　也就是如老子所说的“上德不德。”这种“大孝”、“上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论辩的价值，而较少现实伦理的意义。

　　到了隋唐之后，佛教在对待现实伦理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其时之佛教，都十分注重纲常伦理、忠孝仁义，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甚至把孝推到百行之端，万善之首，认为它在各种道理中是至高至大的，而且此时佛教所说的孝，与传统佛教所说的“所包盖广”的“大孝”截然不同，而是大谈色养之孝，把父母视为“天下三大本”之一，与“道”、“师”并提，认为，道是神之本，师是教之本，父母是形之本。本来，人之形体在传统佛教中是不足为道的，它不过是假相、幻影，但是，隋唐之后的佛教却把作为形之本的父母列为“天下三大本”之一，足见此时之佛教已在相当程度上把眼光投向现实之人生，或者换句话说，已被相当程度地伦理化了。

　　从理论上说，隋唐之后佛教的伦理化，在慧能把抽象本体转向现实人生，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时就被注定了的，因为，既然现实的人生、现实的心性、人性已成为佛教关注的对象，那么，作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问题，自然成为佛教必须加以重点探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之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就不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谈论人伦孝道那样，主要是为了回应儒家的批评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在相当程度上是自身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和逻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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